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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榕 沈坤榮 單位：南京大學

債務危機研究已成為當代經濟危機的題中之意，國內債務或外債違約被納入有關危機發生順序的模型中①。雖然《資本論》一書并未對債務危機進行專門論述，但是書中不乏對債權債務關系鎖鏈與經濟危機關系的研究。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起源于英國自1825年起開始爆發的周期性危機，該理論的重要貢獻在于從“生產相對過剩”角度指出經濟危機的制度根源——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馬克思的這一經典理論也可以闡釋2008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又一場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以及一場與之相對應的無法滿足人類需要的危機”②。毋庸諱言，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生產的社會化的矛盾）是爆發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是，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研究不止于此。

一、馬克思對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的系統論述

1.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發軔于商品流通領域，造成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在簡單商品流通（W－G－W）階段，貨幣執行支付手段，商品生產者和商品經營者由此形成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一個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現有的商品，而另一個商品占有者卻只是作為貨幣的代表或作為未來貨幣的代表來購買這種商品。賣者成為債權人，買者成為債務人。”①已售商品的價格總額形成了某個特定時期的到期債務，它的實現，首先取決于貨幣的流通速度。“它決定于兩種情況：一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的鎖鏈，即A從他的債務人B那里得到的貨幣，付給他的債權人C等等；一是各種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間隔。”②關系鎖鏈和支付期限成為研究債權債務關系的兩大關鍵要素。

2.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處于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催化了危機發生的因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一個資本循環過程。就產業資本來看，完成一個以價值增值、貨幣增長為中心的循環（G－W…P…W'－G'）。從G到G'，貨幣財富實現了增加。這也是商品生產的目的，即獲得價值而非使用價值的增值。在商品生產中，貨幣作為支付手段包含著一個矛盾：既可以在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職能，也可以在實際執行中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和“絕對商品”③。這一雙重關系危害了商品生產實現價值增值的目的。“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一旦貨幣危機發生，“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地從計算貨幣的純粹觀念形態轉變成堅硬的貨幣。”④這時，“商品和它的價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絕對矛盾”⑤。也就是說，危機發生時，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導致商品價值消失，從而不能代替貨幣，以價值增值、貨幣增長為中心的循環就此斷裂。

3.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維系再生產擴大的信用，引發支付危機以信用雛形發展的賒銷支付關系，“為節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桿”，推動了信用經濟的專業化發展：“隨著支付集中于同一地點，使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專門機構和方法就自然地發展起來。”⑥更為重要的是，生產過程的發展促使信用擴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業活動的擴展，在這種相互影響的作用中，“信用的數量會隨著生產的價值量一起增長，信用的期限也會隨著市場距離的增大而延長。”⑦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以信用維系，信用的本質就是債權債務關系。馬克思認為，在信用經濟中，貨幣只充當支付手段，“商品不是為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取得定期支付的憑證而賣。”⑧隨著信用經濟的發展，商品生產者之間形成一連串的債權債務鏈條。在信用經濟中“每一個人的支付能力同時就取決于另一個人的支付能力”⑨，如果其中某一人到期不能支付，支付鏈條就會中斷，整個債權債務關系就會陷入混亂，出現支付危機。

4.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在虛擬經濟中資本化運作，提高支付杠桿馬克思考察信用制度發展的一般形式，認為“單純的貨幣，不管是代表已經實現的資本，還是代表已經實現的收入，都會通過單純的貸出行為，通過貨幣到存款的轉化，而變為借貸資本。”⑩在實體經濟中，借貸資本和產業資本是同一個東西。但是隨著金融機構和制度的創新，借貸資本與實體經濟無關，這種用于生息的資本也就變得更加純粹，形成虛擬資本，亦即“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一個資本會提供的收益。”①生息資本使得“和資本的現實增值過程的一切聯系就徹底消滅干凈了”，資本成為一個“自行增值的自動機”②。馬克思認為，借貸資本的積累來自一切以貨幣形式存在的收入，而不論這部分收入是預定用于消費還是用于積累的；借貸資本“就是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的價值部分，從而是現實積累的表現和結果”③。債權債務關系的鎖鏈，已經被借貸資本的機構化所掩蓋，“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具有彈性的再生產過程，在這里被強化到了極限”④。但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性質基礎上的資本增值，只容許現實的自由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限度”⑤，這種對立性質生成了對資本增值的束縛和限制。

二、貨幣視角的債權債務關系鎖鏈

1.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馬克思的貨幣理論是基于其價值理論的，并服從于其價值理論。貨幣運動作為商品價值運動的一種形式，與價值運動形成推動與制約的辯證關系：它一方面推動著價值運動，另一方面制約著價值運動。因此，在馬克思的眼中，貨幣金融系統是一個反映商品價值關系的體系；貨幣量不是獨立的，流通中的貨幣量取決于流通中商品的價值總額。在一定時期，流通中所需的貨幣量與商品價格總額成正比，與同一單位貨幣流通速度成反比，這就是馬克思的金屬貨幣流通規律。馬克思貨幣流通規律的數學表達式為⑥：PQMV=（1）其中，M為執行流通手段的貨幣量，V表示貨幣流通速度，P是商品價格水平，Q為流通中的商品數量。白暴力、吳紅梅通過公式推演發現，馬克思的貨幣流通量公式與新古典貨幣理論中的費雪方程式遙相呼應，二者在紙幣流通體系內近似相等，但在金屬貨幣體系內有所不同，都可以用下式表示⑦：MV=PQ（2）價格總水平PQ取決于貨幣數量M和貨幣流通速度V。馬克思認為，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導致總量價值關系脆弱化的制度根源。生產的社會化會均衡投資和消費的總量比例，確保再生產的運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及資本的逐利性往往會使得總量比例失衡。債權債務關系鎖鏈集中體現了私有制關系，因此它會導致總量價值關系的變化。正如梁東黎指出的，諸如鮑莫—托賓模型等流行的宏觀經濟學，并未充分考慮馬克思所說的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鎖鏈⑧。#p#分頁標題#e#

2.貨幣流通量公式的改寫債務具有存量和流量的二分關系，償還舊債存量，又有新債流量發生。因此，這里借鑒樊綱對中國企業與銀行之間三角債的分析，以D表示在本期內發生的未支付的債務增量，改寫貨幣流通量公式①：MV'+D=PQ'（3）其中，在存在債務增量D的情況下，貨幣量不變，仍為M，但交易量PQ'比（2）式中的PQ大，即存在較多的貨幣或較快的流通速度，從而在相同貨幣量下導致社會交易量較高的實現；同理，若給定M和PQ，則（3）式中存在債務D時的貨幣流通速度V'會大于（2）式中不存在債務時的貨幣流通速度V。在某個時期內，經濟中的債務總量達到或接近某個最大值，并保持基本穩定，債務增量D=0②。

3.從債務問題到債務危機的關鍵因素歷史經驗表明，相當的債務規模給不同經濟體造成的影響不同，有些會引致債務危機，而另一些卻不會。當代金融危機是虛擬經濟中的資產泡沫化以及貨幣流通速度的驟降（V'下降），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根據式（3），勢必要增加本期內的債務增量。同樣，當債臺高筑引發實際經濟下滑時，需要對積累的債務進行清償，也就是維系債權債務關系鏈條的正?；瑥亩鴾p緩貨幣流通速度。因此，債權債務關系鎖鏈是債務問題能否上升為債務危機的重要因素。上述結論也在馬克思有關信用鏈條的論述中得到印證。馬克思認為，信用鏈條依靠準備資本和資本回流來維持：“1.產業資本家和商人的財富，即在回流延遲時他們所能支配的準備資本；2.這種回流本身。這種回流可能在時間上延遲，或者商品價格也可能在這段時間內下降，或者在市場停滯時，商品還可能暫時滯銷。”③影響資本回流量的兩個因素分別是回流期限和交易的投機性：“首先，匯票的期限越長，準備資本就要越大，回流因價格下降或市場商品過剩而發生減少或延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賴對商品價格漲落的投機，回流就越沒有保證。”④然而，“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⑤，在高杠桿意味著高風險時，“投機的要素必然越來越支配交易”⑥，由此使得資本回流失去保障，導致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的斷裂。

三、危機中的債權債務關系鎖鏈

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前，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日趨增大，2006年已經超過8000億美元，超過美國GDP的6.5%；此外，2004－2006年，美國家庭借貸占GDP的比例猛增至9%，遠高于歷史水平。事實證明，次貸危機中個人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的斷裂引發了全球性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的崩潰。

1.家庭部門在美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無疑是馬力最大的。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不止是政府，企業和家庭也通過巨額借貸和赤字支出來推動經濟增長——借貸成本的減少激活了資產價格，而資產價格空前規模的上漲積累了賬面財富，最終賬面財富歷史性的增長使企業和家庭的行為成為可能。”⑦在這樣的背景下，華爾街進行了一系列金融創新，調制出名目眾多的資產支持證券——住房貸款、汽車消費貸款、信用卡、助學貸款等等，使“居者有其屋”的美國夢成為現實。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根據貸款對象的信用狀況劃分為優質、次優級和次級3個層次，依次對應信用評分由高到低的等級。其中，次級貸款對信用要求不高，借款人首付比例相對較低，比一般抵押貸款利率高出2%－3%，具有較高的貸款價值比①。這實際上演繹成典型的“龐氏金融”——家庭部門憑借著無需首付、只需利息的抵押貸款獲得住房，并且只要房價上漲得以再融資，就能保住它。但是，美國房屋實際價格在1998－2006年增長了68%之后，終于迎來了其下降拐點：2006－2008年末下降了25%②。這意味著美國家庭通過房屋凈值貸款的融資渠道崩潰。2004－2006年，美聯儲17次加息，短期利率提高，次級抵押貸款的還款利率也大幅上升；同時，浮動利率貸款中的優惠利率到期，每月按揭量大比例提升③。利息的雙重壓力，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大為加重，他們不得不開始拖欠貸款。2008年初，超過90天未能還款的件數或處于凍結狀態的不良債權的比率上升為總件數的21%，是2005年的4倍④。美國家庭的債權債務鎖鏈發生了質變，美國家庭借貸占比和儲蓄率出現了相反的變化軌跡。2007年，美國家庭借貸占GDP比例由此前歷史高點的9%下降了1/3，2008年跌至零；2006年，美國個人儲蓄率下跌至-0.6%，接近歷史低點；但是2007年躍升至2.8%，2008年增長至7.1%⑤。美國家庭放棄借貸，轉而開始儲蓄，是為了清償債務。

2.金融機構家庭部門債權債務鎖鏈的斷裂，使得借貸者喪失抵押品贖回權，面臨住房被收回的困境。這造成兩方面影響：一是過多不良貸款不僅使放貸機構遭受損失，而且還降低了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促使其減少放貸以恢復資本充足率，進一步導致信貸緊縮。二是被收回的房屋被重新拍賣，給房地產市場帶來雪球效應，沖擊房屋實際價格。資產價格下跌違反了保證金要求，從而進一步造成未來價格下降和進一步損失的資產銷售，如此反復，便形成了“流動性螺旋”⑥。一方面，金融機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鎖鏈實行了高杠桿化操作。“貸款并證券化”的操作將原本高風險的次級貸款打包成為低風險、高收益的資產：首先，家庭部門與放貸機構間形成了住房貸款的“一級市場”，放貸機構將一部分信貸抵押資產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并重新組合成資產池，公司購買資產池，打包整理形成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其次，大型金融機構從一級貸款商那里購買MBS。由于MBS評級不高、杠桿率低、不易售賣，金融機構將它與其他資產的現金流混合成資產抵押證券（ABS），進行出售。再次，金融機構又對ABS進行再證券化操作，或做成擔保債務證券（CDO），轉移給特殊目的機構（SPV）；或對CDO增信、分級，作為發行短期資產支持票據（AVCP）的資產保證，向投行、對沖基金等投資者發行。然而，在多數情況下，對沖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并不將CDO持有到期，而是將其作為抵押向銀行取得信用額度，再用于次債資產投資。如此反復多次，從CDO的平方、立方開始，到實現9次方的高杠桿操作。信用違約掉期（CDS）建立在CDO基礎上，發行者首先賣出一組CDS，隨后以合成CDO的形式轉讓給不同的投資者，杠桿比例平均為1：30⑦。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調查，美國次貸總額為113萬億美元，在這個基礎上發行了近2萬億美元的MBS，進而衍生出超萬億美元的CDO和數10萬億美元的信貸違約掉期(CDS)①。另一方面，金融機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的鎖鏈被拉長，輻射范圍擴大。與次級貸款有關的金融產品的價值崩潰給金融機構帶來了損失。這種損失像病毒一樣傳遞給次級貸款以外更復雜的結構金融產品。一個相互關聯的金融鏈條：包括商業銀行、儲蓄機構、獨立的房貸公司、銀行分支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分支機構等在內的諸多金融機構提供次級信用貸款，投資銀行發行金融衍生產品，評級機構提供信用評級“保障”，保險公司進行風險安全擔保，投資銀行、專業銀行、保險資金、企業年金和其他社會資金為了追逐利潤蜂擁而入。交易鏈條拉長，也就是債權債務關系鎖鏈被拉長；同時，債務風險卻被隱蔽了。一旦出現問題，一系列交易鎖鏈的斷裂會進一步放大風險。#p#分頁標題#e#

3.政府組織在次貸危機爆發以前，美國國際集團（AIG）承擔著風險保險功能，其開發的信用違約掉期（CDS）幾乎被全球主要銀行持有，因而，是一個“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2008年9月，在拒絕援助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后，美聯儲通過調整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向AIG提供總額850億美元的兩年期緊急貸款。債務預算約束發生了轉移，從AIG轉移至美國政府。這往往也是大多數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債務清償的責任轉移到其他人身上。此后，美聯儲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開辟新的企業融資渠道，并大量購買市場金融資產。隨著這些新的融資工具的出現，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總規模已經從金融危機前的8000億美元迅速上漲到2萬億美元。美聯儲的資產結構也發生改變，財政部債券曾占美聯儲總資產的85%以上，到2009年5月該比例下降到26.4%，因新融資渠道出現的資產取而代之②。至此，一幅家庭→企業→國家的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的傳導圖已經清晰：家庭部門—放貸機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鎖鏈斷裂，導致了各類金融機構之間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的斷裂，最后只能依靠國家層面的債權債務關系鎖鏈來修復，見圖1所示。

4.鎖鏈的轉嫁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發行紙幣、實行美元貶值，讓實際清償的債務縮水。同時，美國又繼續增加國際收支逆差，讓外國新流入資金為其新發行的政府、企業和個人債務繼續融資①。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美國政府的債權債務鎖鏈，已經轉嫁到世界其他國家。次貸危機后，與次貸相關的資產減計和損失也蔓延到歐洲銀行業。劉亮實證分析發現，歐洲各國政府對金融機構進行了一攬子的擔保、注資以及經濟刺激計劃，卻因為財政入不敷出，借新債還舊債的債務循環斷裂，形成了“經濟放緩→市場利率上行→赤字率攀升→債務率無法維持”的負反饋②。其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生，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先在歐盟邊緣國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崩潰，后又引發核心國家（西班牙與意大利）的連鎖反應。

四、以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看中國地方債

在美國金融危機的波及下，中國政府出臺4萬億的經濟刺激方案，重點是盡快向各省市輸送資金，以推動經濟復蘇。由此，地方政府得以獲準繞開1994年《預算法》的舉債限制，在2008年下半年之后地方政府建設性債務暴漲。根據中國國家審計署2011年6月27日的審計報告，截至2010年底，中國的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高達10.72萬億元；其中7.52萬億元為2009年以來新增債務，增幅高達61.9%③。按照2－5年的平臺平均還款期推算，還債高峰將出現在2011－2013年④。但研究認為，中國的公共債務是沒有償付性風險的。而且，中央政府決定“以時間換空間”的方式，對部分地方政府的銀行貸款進行展期。

1.債務與經濟發展傳統的宏觀經濟學認為，政府通過向公眾借債籌措資金，再以政府支出形式向經濟中注入流動性，而筆者認為他們的財富不會因為政府的債務有所減少，因此不改變消費決策，這樣社會總需求會上升，也就是式（3）中PQ'增加；同時，通過乘數作用，提高社會總的就業和收入水平。這一觀點卻遭到了羅伯特•巴羅的挑戰，在其著名的李嘉圖債務模型中，巴羅提出，國內公共債務不會有任何作用，因為當債務上升時居民只是簡單地增加儲蓄以抵消未來的稅收⑤。然而，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不同于理論模型。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例，在中央投資增速下降之時，地方投資仍保持了強勁的增長需求。2011年，中央項目投資20209億元，同比下降9.7%；而地方項目投資281724億元，占總投資的93.3%，同比增長27.2%⑥。地方政府以投資拉動經濟的方式又導致了債務積累，使債務變成一種投資需求。但是，以債務刺激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根據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通過舉債進行的信用經濟與生產、消費過程密切相關，它在再生產過程中發揮著中介作用，“它的擴大是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的”⑦，“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產業資本的最充分的運用，也就是等于產業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而達到極度緊張。”⑧因此，一方面，信用“這種支付取決于再生產的順暢進行，也就是說，取決于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的順暢進行。”⑨另一方面，從信用的擴大到其最大限度的范圍內，存在著投機的不穩定性，一旦信用的擴大超出了再生產的范疇，危機不可避免。

2.依賴銀行與高杠桿化地方政府的債務主要為銀行貸款和通過組建融資平臺公司發行的城投債，在10.7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總額中，二者合計超過86%；其中，8.5萬億為銀行貸款，占了近80%①。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的地方債存在結構上的差異：作為一種短期融資安排，地方債已經異化為準國債形式，采用銀行間市場國債承銷團招標方式，其發行利率幾乎與3年期的國債利率持平。地方債借助中央財政擔保，以較低借貸成本間接從商業銀行獲得資金，并依靠銀行的貸款展期來清償債務，而不是通過發行債券來融資。地方債務結構過度依賴銀行這一儲貸機構，一旦銀行信貸收縮，城投債融資能力也會受到嚴重削弱。地方政府憑借在土地市場上的行政壟斷權力，擁有較大信用創造能力，土地市場和信貸市場的資源配置率遭扭曲，這從根本上造成了地方債務膨脹。地方政府在評估、選擇與運作項目時，考慮政績會壓過利潤最大化的理性判斷。因此，短期內這些在建項目可以為建成項目提供市場，放大的杠桿也可以延長支付期限，但是，債務杠桿率達到不可支撐的高度時，去杠桿化勢在必行。馬克思指出，雖然同一貨幣可以執行多次借貸資本的職能，但是，這取決于：（1）實際交易的規模和數量；（2）支付的節約以及信用事業的發展和組織；（3）信用的銜接和活動速度②。現有的地方融資平臺，一方面提高了地方債務鎖鏈的杠桿率，也就提高了債務風險；另一方面，未能形成良好的信用機制，地方債的多次流通受阻。

3.債務預算約束的轉移當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正常維持時，地方政府承擔清償債務責任。但是，一旦鎖鏈斷裂，普通的債務問題釀造成債務危機時，誰來買單？當前地方債實行的預算軟約束，地方政府不會因欠債受到懲罰，更不會破產，因此，地方債會一直拖欠下去。而如果實行預算硬約束，地方政府則需要對自己的債務負責，進行清償債務。從預算軟約束到硬約束的轉變，需要從頂層設計出發，完善地方債發行配套制度；更需要在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框架中實施財政制度改革，建立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的財權體制。#p#分頁標題#e#

五、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的實質

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在歷史上一直存在。比如，羅馬的負債平民破產就淪為奴隸，中世紀負債封建領主破產就喪失地主階級特權。那時債權人和債務人“這兩種角色還可以不依賴商品流通而出現”，反映了各個時期的階級斗爭③。到了商品經濟階段，“貨幣形式——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具有貨幣關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過是更深刻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④這里，馬克思對“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的論述不僅僅涉及貨幣關系形式，還從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層面深入剖析了資本主義關系的本質，更能夠用來揭露中美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的不同實質。

1.對抗性的生產關系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在貨幣和商品轉化為資本時，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脫離生產資料而獲得自由的勞動出賣者，“商品市場的這種兩極分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⑤在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所有權進行分離時，“不占有生產資料的人民大眾，勞動者，和占有生產資料的非勞動者互相對立”①。這種對抗性的生產關系是一切私有制形式的共同特點。在馬克思所有制理論的萌芽期，所有制的實質明確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私有制的利益關系表現為有產者對無產者的支配關系，隱藏著無產者對有產者的依賴關系②。非生產勞動階級憑借其對生產資料的壟斷權，對生產勞動階級的剩余勞動進行無償占有，從而形成剝削③。

2.美國的債權債務關系鎖鏈“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④，剝削就會存在。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6月底，美國政府債務達到15.856萬億美元，聯邦債務與GDP之比為101.5%，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最高紀錄。美國經濟也從“過剩經濟”轉變為“債務經濟”⑤；剝削的形式也從生產領域延伸到交換領域⑥。在危機爆發后，美國的資金流動格局變為家庭、企業和國外三部門共同為政府部門融資⑦。這就是美國當今的債權債務關系鎖鏈，是以“更深刻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為本質，對美國民眾的深層次剝削。在這種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中，真正引發金融災難的，不是壞賬或違約，而是對政府擔保所持信心的逐步動搖。當前的歐債危機就使得西方國家總會償還貸款的神話破滅了。

3.中國的債權債務關系鎖鏈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制不同，中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抗性的生產關系在中國并不存在。基于這樣的所有制關系，從20世紀的部分國有企業虧損倒閉，到近期一些私營企業老板跑路，中國政府買單的情況屢見不鮮。如，2011年4月云南高速公路建設融資平臺發生近千億貸款規模的違約可能；其后，云南省政府增資墊款，就此消弭了地方債違約風險。截至2011年底，中國國債余額7.2萬億，加上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共占GDP比重38%。與美國超過GDP總量的債務規模相比，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財政空間應對債務風險，從而能夠獲得市場信任。此外，中國政府的強擔保能力源于與西方迥異的財富分配格局：國家和政府部門持有較大比例的國民財富。中國地方債不存在“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的本質關系，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也無從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