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中介學說

在現實的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不存在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方式。一定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現其中；反過來，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之中，而不能夠存在于其外。按照這樣的理解，手推磨的生產方式，是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志；同時，封建社會封建地主和農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關系的特有的生產關系也就蘊含在這種生產方式之中。同樣，蒸汽磨的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表標志，同時，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建和雇傭工人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也就包含在這種方式之中。與此相適應，揭示封建社會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其直接的研究對象就是手推磨的生產方式。同樣，揭示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其直接的研究對象就是蒸汽磨的生產方式。

二、廣義生產關系學說

第二種派別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則認為，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生產方式理解為生產關系，即一定生產資料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關系(包括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我們知道，在學術界，“廣義”的規范性范式是內涵規定性少，外延范圍大。然而，這里定義的“廣義”更像是“總和或綜合”的意義。如果真的要給廣義生產關系下定義，也只能是適用于一切社會經濟形態的定義，即一定歷史階段的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經濟關系，進一步地，如果“廣義的生產關系”是由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構成的經濟關系系統，那么，前者與后者就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我們不妨看看《資本論》序言中的經典語句“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里的“生產方式”是“廣義的生產關系”，從而句子前后成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但是，引文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后面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并不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這個定義抹殺了“相適應”一詞的內在邏輯關系。所以說，某些學者用“廣義生產關系”代替“生產方式”是不正確的，不符合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認生產方式具有自然和社會二重屬性，也就是承認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那么《資本論》序言中的那句話在邏輯上是可行的，因為這里的生產方式絕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簡單加總，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是一個新事物。

三、生產的自然形式和社會形式的辯證統一

眾人皆知，任何生產都是由生產的主體—勞動者和生產的客體—生產資料構成的或者說任何生產總是勞動者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借助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的經濟活動，所以說，生產方式，即生產的方式，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有機結合形式或者說是生產要素(經典的三要素論)的結合形式。顯然，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義下的生產方式，適用于任何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經濟類型)。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特殊性表現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特定的結合方式上，這里的結合既有技術形式的結合，與生產力相關；又有社會形式的結合，與生產關系相關。實際上，既然商品經濟時期的生產活動總是通過社會分工進行的，那么這個歷史階段的人們的生產活動必然發生兩方面的關系：一是自然關系，表現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技術方式；二是社會(生產)關系，表現為勞動的社會組織方式。因此，生產方式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具有二重屬性：自然屬性-反映生產力的內容和社會屬性-反映生產關系的內容。既然生產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屬性的內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產關系可以脫離生產方式而獨立存在的問題了。

馬克思曾說，“在一定的生產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現實性，這種生產方式既表現為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又表現為他們對無機自然界的一定的實際的關系。”運用生產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難看出，“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在現象形態或者說在形式上表現的是勞動或生產的自然形式的變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自然形式或技術條件的演變，反映了勞動的自然形式的內容。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這些“形式”的變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隸屬”發展為“勞動對資本的實際隸屬”，反映了勞動的社會形式的內容。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經典議題的前沿動向

1.回歸階級分析。

社會階級是傳播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20世紀60年代歐美新左派社會思潮及運動失敗后，“階級”話語在世界范圍內逐漸被遮蔽。進入7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確立使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職業結構以及文化構成都發生了重要變化。“階級”的觀念已經失去了作為一種核心話語或政治組織原則的重要性，在學術界與日常生活中逐漸邊緣化。面對階級分析、階級話語被消解的社會與學術現狀，政經學者呼吁:“按照馬克思的意愿閱讀馬克思。”新的社會生產方式使得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教師、傳播產業從業者、數字媒體技術相關工作者等成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等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所關注的“知識勞工”。因其較高的收入以及“社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這些群體受剝削的本質，并給予其“中產階級”的假象，從而消解了其階級身份認同。與此同時，上述新階級直接參與了對更底層的剝削。莫斯可認為，在新媒體技術引發傳播產業革命、傳播秩序充滿階級間抗爭與協商的新語境下，應在研究中更多地將階級作為關系的維度(RelationalDimension)和構成的維度(FormationalDimension)來考察。李•阿茨(LeeArtz)批判了“傳播的自由市場”假說，解釋了植根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傳播技術的運用，為維護現行制度、鞏固階級位置，作為霸權機構復制現有階級關系的功能。弗吉尼亞•尤班克斯(VirginiaEubanks)發現數字鴻溝爭論主流化的后果之一是，對技術和不平等的釋義掩飾了婦女與信息技術的日常接觸，忽略了女性對技術合理的“批判性的矛盾態度”。

2．新勞工形式。

傳播新科技的飛速進步不僅參與塑造了新型階級構成與關系，也直接影響和改變了階級斗爭的場所與方式。莫斯可認為，在全球化、企業兼并及科技變革的社會語境下，對知識勞工寬泛的定義可以是參與生產、加工和傳播信息的所有勞動力。尼克•戴爾•威瑟福特(NickDyer－Whinheford)從理論層面提出了“數字勞工”概念，他汲取馬克思“物種”概念用以詮釋數字勞工的精神與肉體本質被當下電子網絡和生物技術所異化。烏爾蘇拉•休斯(UrsulaHuws)關注“創意勞工”群體，討論了企業與資本必須在其對創新觀點的無盡需求和對知識產權及創造性勞動的控制管理中尋求平衡。另外，有學者以好萊塢“制作花絮”短片中創造出的享受勞動并收獲導演明星崇高敬意的幕后知識勞工為例，討論這一形式帶來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裂的具體化，遮蔽了好萊塢創意勞動的國際化外包，從而消解了跨國剝削的問題。

二、新媒體語境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新焦點

面對新媒體技術沖擊下的傳播與社會，傳播政治經濟學積極地開拓諸如網絡與社會運動、數字監控、大數據與云計算等新議題，力圖在當下全球信息社會語境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與強勁的闡釋力。

本文作者：希羅科拉德

為了能夠活下去，人們要么完全脫離學術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完全更改學術專業，停止研究經濟理論問題[斯盧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執政黨領導發起的同“人民敵人”斗爭的運動[皮里亞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種情況中，科學被意識形態所頂替，而學者則變成了黨的宣傳員。后一種社會學的“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人數眾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構成了那時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隊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在我國經濟學所處的這種艱難時刻開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過程是按照上級命令進行的，并非經濟科學內部的發展邏輯使然。

1936年年初，聯共（布）中央通過關于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教科書的決定。其中談到教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前，人們在“蘇維埃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這門課在1933年取代了“蘇維埃經濟理論”，然而在理論和方法方面兩者并無太大差別）的框架內研究了蘇維埃經濟。這純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們給學生提供未經加工的說明國民經濟某些部門發展的實際材料，經濟政策的主要措施。實際上其中并沒有理論，如果除去諸如“計劃（蘇維埃經濟理論）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經濟政策）乃是蘇維埃經濟運動的規律”之類的議論。經過對上述聯共（布）中央決定的討論達成共識：經濟政策教程“乃是經濟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經濟學教程。那種經常建立在部門觀之上的經濟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說明整個蘇維埃經濟制度發展的基本特點和規律性”③。

然而，承認對蘇聯經濟做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性本身，遠不足以賦予這種研究以真正的理論性質。對蘇聯經濟發展動力的唯意志論的觀念仍然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基石，也是執政黨積極灌輸的觀念，是解決這一問題難以克服的障礙。這種觀念也從蘇維埃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動地轉移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上去。身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初創階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強調：“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規律性是社會主義工農國家自己創造的。”④在這種方法論基礎上當然根本無法建立真正的科學。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缺乏理論，這種怨言一直延續到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時經濟理論的方法論問題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爾什維克》雜志的社論指出：“……我們的經濟學雜志，例如《經濟問題》，很少或者幾乎不提理論問題。這些雜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⑤這種狀況當然不是偶然的。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在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名義下創造了階級斗爭隨著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增長而尖銳化的理論。

斯大林這樣做依據的是列寧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種發明，尤其是上述理論。在建成社會主義基礎之后正式承認階級斗爭必然尖銳化，是為了擴大大規模鎮壓，在這以后已經幾乎沒有人來創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了——到30年代末有學識的經濟學理論家已被消滅殆盡；至于青年學者，他們無法獲得必要的理論修養，被黨教育壞了，不能把理論同意識形態區分開來。由執政黨的政策造成的戰前蘇聯經濟科學的尖銳危機明顯表現在以下事實上，1937年經濟研究所沒有發表一項學術成果，甚至一本小冊子，雖然其計劃中有137項，1937年3月，蘇聯科學院主席團認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經濟研究所總共出版了兩本小冊子；1940年年底《經濟問題》雜志指出，“最近幾年”經濟學家的著作“幾乎沒有提出一個國民經濟的大問題”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論是同真正的科學不相容的，并且這正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注定失敗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的社論反映了斯大林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任務的新理解，其中寫道：“沒有規律，沒有合乎規律發展的地方，也就沒有科學的地位”，“一個社會，不論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觀必然性的基礎之上的一定的規律發展的”。由此得出結論，存在客觀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不過立即做了重要的補充：這些規律是通過“人們的意識和意志”表現出來的，因此這是“被認識到的規律，被蘇維埃國家自覺地運用和利用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的規律”。列舉的這種規律的例子就是“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上述補充意味著承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是表面上的，新觀念的真正使命是賦予當時經濟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觀經濟規律的地位，從而保持對這一政策的絕對正確的信念。竭力賦予政治口號以科學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原罪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始終沒有能夠消除。在它存在的整個時期都一直在意識形態上幫助執政黨，為其服務，這是它的主要職能。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的主導經濟學家們指出，“我國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基本內容”是由“蘇聯進入開展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決定的”②。稍后承認，提出開展共產主義建設這樣的目標純屬烏托邦。20世紀70年代蘇共宣布在蘇聯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后來承認，這過急了。蘇共中央在蘇共第27次代表大會所做的政治報告中說：“……關于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在我們這里廣泛流傳的看法是針對解決共產主義建設任務的道路和時間的簡單化的觀念的。但以后對發達社會主義解釋的著重點逐漸混亂了。

一、“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原因

當今，中國人口政策正處在一個微妙的位置，是繼續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保持低出生率的同時導致勞動力不足；還是重新回到生育毫無控制的時代，導致資源短缺加劇，社會問題出現。因此，這是一個我們必須做出人口選擇的時代。“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為人口問題的解決找到了一個新的契機。

（一）計劃生育政策的“粘鍋”

指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么復雜的國情，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態度。面對眾多的經濟、政治、文化政策，人口政策作為蕓蕓眾生的一員，也只能算是“小鮮”。“小鮮”數量繁多，且很脆弱，久烹則糊，需要及時翻動。計劃生育已經四十多年了,“小鮮”早已“燒糊”了，人口政策現在該翻就得翻。小鮮越糊越粘鍋，如果不果斷翻動的話，全部都會粘鍋。同樣，計劃生育實行了幾十年，已經跨越了最佳發展階段，漸漸進入衰退期，導致生育率大幅減弱、年輕人口比例下降、老齡化加劇，非常“粘鍋”。同時，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反作用，錯誤的社會意識阻礙社會的發展”。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扭曲了民眾心理，很多人將計劃生育政策當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千篇一律的執行。總之，如果繼續執行計劃生育，“粘鍋”會演變成“砸鍋”了。

（二）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帶有社會性，人口問題是個社會問題，我們不能撇開社會來談人口。我們在考查人口政策調整原因時，必須從社會角度去考慮問題。新形勢下，社會現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計劃生育政策已經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單獨二孩”政策的開啟迎合了時代的要求，更是擴大了人民消費的需求。自亞洲金融危機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日趨平穩，GDP保八發展顯示疲態；市場的供求關系從供不應求轉向供大于求；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也從擴大儲蓄和投資轉變為擴大消費需求。如果繼續執行計劃生育，會導致需求不足，這與我們努力擴大消費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相悖。另一方面，“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人口紅利周期，即相對提高了新增長人口數量，促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有利于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紅利期”，為經濟增長繼續注入“活力”。

（三）家庭生育心理的推動

一、中國金融市場化區域差異的成因:假說提出與理論闡釋

中國金融體制市場化變革的歷史表明，不論是八十年代初期進行的中央銀行職能分離還是外匯體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離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體制改革的主導者、發起者與組織者，而各級地方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及國有金融機構都只是金融體制改革的第二行動集團。作為中央政府分支機構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機關，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員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員存在著多層級的委托關系。雖然地方官員是由各級人大選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過人事控制向下傳遞，進而對地方官員的行為產生激勵作用。與此同時，當前體制在經濟上又高度分權，具有一定資源調控能力和配置權力的地方政府官員為追求地方經濟增長的政績及分享財政稅收增長的好處，有動機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這在中國實施財政體制分稅制改革之后尤為突出。既然金融市場化會弱化政府部門對金融資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礙地區金融市場化改革勢必成為自發的逐利行為。另外，橫向的同級地方政府之間的激烈競爭也會激勵地方政府官員干預商業銀行信貸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在人、財、物上與各級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各級商業銀行在經營管理上不得不呈現出親政府行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業銀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國有企業出資組建的，其經營管理幾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級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證據顯示，中國有82.6%的城市商業銀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實上，大量的經驗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為了在政績競爭中勝出，有動力通過其控制的城市商業銀行向更能凸顯政績的項目發放貸款，這不僅會影響金融機構的運作效率，還會對地方金融機構的市場化改革造成負面沖擊。依據上述邏輯，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有動機也有能力干預地方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使其發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會成為金融市場化進程中的阻撓力量，干預商業銀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說:假說1:在當前財政分權的制度背景下，規模越大、對資源控制力越強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預地區金融市場化改革。不同地區由于歷史條件的差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結構，比如，在西部地區國有經濟比重較高，東部地區私有經濟比重較高。

眾多國有企業在轉型過程中構成了中西部地區發展的“包袱”，在地方財政收入既定的條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區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并且，地方國有企業作為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為了低成本的從商業銀行借貸資金，會游說地方政府改變其經濟政策，誘使地方政府阻撓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甚至會以地方政府的名義去銀行融資。在金融資源供給有限的條件下，國有經濟憑借強勢地位搶占金融資源，其從銀行獲得的資金越多，對民營經濟產生的擠出效應就越嚴重，這不僅會阻礙金融市場化的進程，而且會形成巨額的不良資產。另一方面，國有經濟之于地方政府不僅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還是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并且在穩定就業、彌補市場缺陷、落實地方產業政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當國有企業陷入財務困境時，地方政府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會幫助國有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甚至還會幫助爭取上市指標。隨著中國市場化過程的推進，國有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從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幾年出現了新的情況。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為盡快擺脫國外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中央政府提出了“4萬億”投資振興計劃，其中，中央財政承擔1.18萬億元，剩余的2.82萬億元則由地方財政承擔。在此背景下，為落實中央政府的投資刺激計劃，各級地方政府依托各種融資平臺從商業銀行大規模抽取信貸資金。問題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催生的天量“地方債”不僅增加了商業銀行的系統性風險，還延緩了銀行業的市場化進程、扭曲了“政銀關系”。本來想借助金融市場化改革徹底斬斷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的不當關系，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崛起卻拉近了地方行政權力與國有商業銀行的“距離”。依據上述邏輯，本文提出如下假說:假說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權力的國有企業有較強的能力“俘獲”地方政府，進而使地方政府有動機干預商業銀行的信貸投向，所以國有經濟占比越高的地區，其金融市場化進程越慢。市場經濟的順利轉型依賴于可靠的法律體系。若沒有可靠的法律體系，人們無法預期從交易中獲得的利益屬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實證研究發現的那樣，若一國投資者的財產權受到了法律強有力的保護，那么該國金融發展水平往往較高。比如，德國銀行體系的發達根源于對債權人的法律保護，英國發達的證券市場源自英國政府給予了投資者較強的法律保護。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設相對滯后的地區往往是官員腐敗高發地區。

因此，我們可以將地區官員腐敗與地區法治制度建設聯系起來。在地區腐敗較嚴重且缺乏高效的執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機構的銀行家們越沒有動力進行金融制度市場化改革或創新，其金融市場化進程往往較慢，此環境下的銀行家行為多偏向于非生產性活動。進言之，在惡劣的法治環境下，以科層等級制為特征的國有商業銀行晉升方式并非由銀行家的個人經營業績決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個人的政治表現和人脈關系，結果使大量人力資本被浪費在向上級領導“尋租”上;當銀行家們的異質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資制度創新而是用于非生產性甚至破壞性的尋租活動時，沒有人在意金融機構的聲譽，也沒有人關注經濟中的潛在利潤機會。再加上，在國家政策嚴禁私人組建民營銀行的背景下，業已進入該領域的金融機構會獲得制度性壟斷租金，這會使具有行政壟斷特征的國有金融機構喪失自主創新的動力。那些掌握金融機構行政控制權的銀行家為了保持其壟斷地位不受潛在競爭的威脅，甚至會與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寡頭金融資本進行聯合以借助其政治影響力游說權力當局，這極有可能封殺促進金融市場化的措施，結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長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說:假說3:官員腐敗不利于金融市場化的推進。

二、研究設計

(一)估計方法

考慮到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以存量改革為主、增量改革為輔，本文選擇動態面板模型估計回歸方程(1)，這既有助于驗證地區金融市場化的歷史慣性和收斂性，也有助于克服內生性問題。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SYS-GMM)有比較嚴格的適用條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檢驗模型的誤差項是否存在二階序列不相關性和一階相關性。在估計回歸方程(1)時，為了控制殘差項序列相關，加入年度虛擬變量;在系統GMM估計時除了年份虛擬變量為外生變量外，其他所有自變量均被視作內生變量，這就大大削弱了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所有的方程在估計時均考慮了組間異方差問題，使用懷特穩健標準誤進行統計推斷。

一、幽默風格的形成與發展   1865年到1867年之間，馬克•吐溫憑借短篇小說《卡拉維拉斯縣馳名的跳蛙》和長篇旅行文學作品《傻子國外旅行記》初登文壇，并很快成為當時美國西部幽默作家中一顆熠熠生輝的新星。在馬克•吐溫成名作短篇小說《卡拉維拉斯縣馳名的跳蛙》中，他成功的塑造了一個嗜賭如命的賭徒形象。這篇小說講述了一個叫吉姆斯邁利的賭徒，終日都想著如何來滿足自己好賭的心理，并想方設法尋找一切機會和別人打賭，無論什么方式什么內容，只要有人愿意賭他都滿心歡喜，賭已經成為了他生活的全部價值。無論是斗狗、斗貓、斗雞或者是其它更夸張、更離奇的賭約，吉姆斯邁利都一律奉陪。這篇小說的篇幅極短，但簡單的內容通過夸張、生動、形象的描寫，便將吉姆斯邁利無所事事、嗜賭成性的賭棍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勾勒了出；，同時也將精神空虛、百無聊賴的美國小市民惡習表現的淋漓盡致，極大的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   隨著對社會認知的加深以及個人經歷的坎坷不幸，對社會陰暗面的揭發和尖銳的諷刺逐漸成為馬克•吐溫作品風格的主流。在其中期作品《競選州長》，后期的代表作《百萬英鎊》《敗壞了赫得萊堡的人》等作品中，對于美國社會的墮落腐敗、資產階級的虛偽無恥進行了尖銳辛辣的揭露。借一幕幕令人捧腹大笑的鬧劇，對資產階級偽善、丑惡、貪婪的本質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其別出心裁的構思和獨具匠心的風格都標志著馬克•吐溫已經成為一位非常杰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   二、幽默技巧的運用   在馬克•吐溫的作品中，非常善于運用各種技巧來制造幽默，其中使用較多的技巧之一是對比。   被稱為德國蘇格拉底的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就認為，手段和目的、原因和結果、思維和表達方式之間的不和諧，以及偉大的令人尊敬的和無價值的、豪華的和卑鄙的、壯麗的事物和低微的事物之間的對比，都是可笑的。這樣的對比在馬克•吐溫的作品《湯姆•索耶歷險記》中有非常經典的運用。當牧師正專注的布道，而教徒們正恭敬的傾耳細聽時，出乎意料的跑進來一條狗，并為捕捉一只甲蟲而上竄下跳，與莊嚴肅穆的布道場氣氛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一幕讓在場的人和讀者都啞然失笑、忍俊不禁。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說《我最近的辭職》中，講述了一個身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抱負的參議院貝殼學委員會的職員，為了自己的良知而分別向海軍、陸軍、財政等各位部長出謀獻策，卻到處碰壁，或是干脆被轟出大門。到最后，他忍無可忍的提出了辭呈，而其原因竟然是他寄出的咨詢的收費通知單遭到拒絕。從上面兩幕可以看出，當教堂的牧師正繪聲繪色地布道時，我們會全神貫注的傾聽；當憂國憂民的職員英雄無用武之地時，我們會心生不平。然而，當兩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事態從天而降出現時，瞠目結舌之余也會使我們處于緊張的心理松馳下來并為之一笑。這種寫作技巧的運用符合現代心理學中所認為的，笑是在大腦適度緊張后，突然松馳時產生的一種情緒體驗。馬克•吐溫還利用對比這種寫作技巧成功的寫出了另外兩部長篇小說《王子與貧兒》與《亞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國人》。   除了對比，馬克•吐溫還善于利用夸張的寫作技巧，通過對事物的一個側面，事件的發展進行適度的夸大以達到幽默的效果。這與哈哈鏡夸大了人的形象卻使人感到開心是同樣的原理。馬克•吐溫的作品中，無論是情節安排、語言運用、人物刻畫、主題揭示上，往往都彌漫著夸張的氣息，然而這夸張也充滿著迷人的魅力。其作品《政治經濟學》中，一個正在忙著撰寫政治經濟學論文的書呆子，因避雷針安裝工無所顧忌的愚弄，而在房子上極其夸張的裝滿一百五十枚高達數百英寸的避雷針，并成為鎮上一景，日夜被水泄不通的圍觀，甚至有許多人從鄉下專程趕來觀景，而劇院卻因此變得蕭條不堪。結果在雷雨時，這位書呆子的房子，在四十分鐘內遭受到高達七百六十四次之多的雷電襲擊。這個例子中，熱衷于經濟學的書呆子對于避雷針常識一竅不通，令到裝避雷針的工人有恃無恐的捉弄他，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幽默效果，令我們開始忍不住嘴角上揚。而當上百根避雷針夸張出現時我們笑得更暢快了。在馬克•吐溫另一部代表作《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兩個騙子自稱是公爵和國王，冒充三個剛剛失去父親的女孩子的叔叔，并因此騙得了大筆遺產。   當見到女孩和其鄰居時，其中一個騙子抱著最年長的那個孩子吻了十六七次，感動得所有在場的人揮淚如雨，以致地上都濕了。這一幕中，在當事人被愚弄欺騙的同時，帶有色情的幽默使人們的性欲在壓抑造成的緊張中緩解下來并由此產生了快感。這是西方幽默的主要特點之一，但在馬克•吐溫的作品中卻總是與諷刺嘲笑、鞭笞丑惡聯系在一起。夸張本身也許并不會導致幽默，但與其它表達技巧巧妙的結合后便會產生幽默的效果。馬克•吐溫也認為，重復在幽默的領域里具有很大威力；重復多次是夸張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也能產生強大的幽默效果，可見其對于夸張的鐘愛。   馬克•吐溫作為一代文豪，其幽默是一種洞徹生活世事的練達，是一種綜合了藝術家想象力、哲學家的智慧和眼光、批評家的犀利尖銳的幽默，使人在笑過之后回味無窮。其作品中幽默技巧的嫻熟運用和不落俗套的語言藝術魅力，使馬克•吐溫在美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作者：朱富強 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一、引言

在古典主義時期，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源于對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梳理和提煉，并且與道德哲學以及政治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門注重社會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經濟學；但是，到了古典經濟學中后期，經濟學逐漸擺脫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影響，并與道德哲學相分離，從而逐漸發展成一門非價值取向的并適用于一切社會形態的“純理論”科學。發生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學受到了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以致學院派的經濟學家開始刻意地將政治經濟學規律當作“社會物理學”規律、社會進化規律來規范和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邊際革命將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在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指導下開始注重演繹分析，并開始大量使用數理邏輯。同時，純理論研究的興起使得經濟學將其研究重點從“應該是什么”轉向了“是什么”，相應地就促進了實證主義思潮在經濟學中的壯大，乃至逐漸成為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哲學基礎；這樣，到了20世紀初葉，邏輯實證主義開始取代了舊實證主義在方法論中的地位，并成為20世紀中期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由此產生出了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計量經濟學。

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實的歸納法，科學命題可以且應該被經驗證實，從而科學應統一于物理學；從這個角度上說，只有實證方法才是科學的，其得出的結論才是客觀的。正是基于這種實證主義傾向，現代主流經濟學極力批判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而推崇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一者，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沒有將人的主觀性排除在外而充滿了價值觀，從而是不科學的；二者，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著眼于具體問題而沒有構建普適性的理論體系，從而是含糊的。問題是，實證主義崇尚價值無涉而批判和摒棄古典經濟學以及其他非正統經濟學流派，但這里的判斷邏輯顯然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根據實證主義，科學無法對任何價值進行評判，因此，科學永遠不可能以某種學說具有價值傾向而否定它。同時，現代主流經濟學衷于應用所謂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的計量工具進行實證分析，并由此發表了一篇篇“求新求異”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囂塵上的實證分析果真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進步和社會制度的優化了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過分偏重于計量實證，現代主流經濟學無論是在現象解釋、事件預測還是實踐指導上都遇到了嚴重的危機，以致有人將經濟學的性質也作了蛻化理解。其實，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看來，古典經濟學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具體理論上都已經過時了，從而不再注重從經濟史或經濟思想史中汲取營養。問題是，學術研究和思想發展果真可以拋開前人的智慧嗎？當前的經濟學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經濟學大師更加高明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狂傲自大和自以為是的心態，使得現代經濟學人并沒有取得多少認知上的進展，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想深度總體上甚至并沒有超越19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對當前流行的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理論發展中的意義和問題作一剖析。

二、計量經濟學貴在統計方法和經濟理論的契合

計量經濟學是以一定的經濟理論和統計資料為基礎，運用數學、統計學方法與電腦技術，以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隨機性特性的經濟變量關系的交叉性學科。顯然，扎實而嚴謹的計量模型分析對事物之間因果機理的揭示是有幫助的，因為描述經濟現象之間聯系的理論模型是整個理論分析的出發點，也是理論檢驗的必要階段，從而有助于增強理論與檢驗事實之間的一致性。首先，即使僅僅限于對數據處理的統計分析而言，它對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完善也有這樣兩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經驗為根據的規律，它可能或不能隨后進行演繹的闡釋；二是通過檢查演繹推理的結果并將它們呈送實驗進行檢測，對演繹推理予以補充，甚至促使理論前提的修正。［2］其次，計量經濟學是數學、統計技術和經濟分析的綜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賦予了一定的經濟學特性；這意味著，計量經濟學在理論性方面就遠遠超越了傳統的統計學，其目的就是為了有助于因果機理的揭示。這一點在弗里希為《計量經濟學》雜志創刊號所寫的發刊詞中就得到了說明：用數學方法探討經濟學可以從好幾個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與計量經濟學混為一談：計量經濟學與經濟統計學決非一碼事，也不應視為數學應用于經濟學的同義語，同時，計量經濟學也不同于我們所說的一般經濟理論，盡管經濟理論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數量特征。在弗里希看來，對于真正了解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數量關系來說，統計學、經濟理論和數學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項都并非是充分條件，而只有三者結合起來才構成計量經濟學。關于這一點，法學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認識：“在各種科學中，都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夠寫出該科學的歷史，因為唯有他們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識來源，并且獲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們要清晰地認識到，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之間存在著根本性差異。一方面，統計學往往是顯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實，譬如，根據統計知識可以說明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生產和消費，也可以根據統計資料來顯示一種事物或行為的分布狀態。另一方面，計量經濟學的研究卻需要根據統計提供的事實，進一步指出這些事實的來源和后果，闡明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系。所以，如果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蛻化為僅僅是提供事實，而不去進一步了解事實之間的相互聯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議。例如，薩伊很早就曾指出，沒有一個荒謬理論或狂妄言論未曾援引事實以作說明；使政府當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實。正因如此，歐美學術界對這兩門學科的性質往往區分得非常清楚：一個是提供事實，一個是機理探討；有人甚至認為，對那些統計學家來說，觀察事物就是簡單地收集大量數據，除此之外就無事可做了，因而統計學家僅僅是捆好小麥給他人去打場脫粒的人，而他們本身的思想是貧乏的。而且，與國內混淆兩個學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統計學家視為理論經濟學的權威不同，西方學術界對這兩個領域的學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經濟學家并非就是統計學家，而統計學家也不是想當然的經濟學家；譬如，R.Kalaba是動態規劃的創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發表過600多篇經濟學論文，12本書，但沒有人認為他是經濟學家，很多人甚至認為他不懂經濟學。［4］#p#分頁標題#e#

摘要：體育經濟學是經濟學與現代體育經濟現象相結合的產物。關于該學科的科學理論思考鮮見。從學科的發展規律來看，學科的科學理論思考是學科進入科學領域的首要步驟，缺乏應有的科學理論思考，學科定位與發展將無從談起。對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歷史、概念與發展現狀進行概要性的討論，然后在證偽主義、范式理論及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等科學理論框架下，探討與之相關的科學理論的蘊涵。

關鍵詞：體育經濟學；證偽主義；范式理論；科學研究綱領；交叉學科

1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歷史溯源

在歐美國家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研究者一些相關的、少量的體育經濟學研究成果，特別是勞動經濟學（主要關注球員工資、轉會）、城市經濟學（主要關注體育場館）、產業經濟學（主要關注職業體育市場競爭）的研究［1］。1956年6月，美國學者羅滕伯格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棒球運動員的勞務市場》，被當今學者認為是開創體育經濟學研究先河的文章［2］6。之后，有學者認為羅滕伯格在此篇論文中勾畫了職業體育聯盟的11個經濟特征，其中“不變性原理和消費者偏好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假設”，被后人視為職業體育經濟學分析的奠基石［2］6。1971年6月，英國學者斯隆發表的《職業足球的經濟學：足球俱樂部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認為是開創歐洲和北美職業體育管理模式比較研究先河的文章。文中提到：“斯隆基于英國足球實踐指出，歐洲職業足球俱樂部以獲勝最大化為發展目標，而不是美國學者主張的利潤最大化”［2］6。德國早期有關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論文集中于體育觀賞活動的分析，經濟學中常用的概念被應用到體育觀賞活動的研究中。在德國，體育由體育協會和體育聯合會管理，但這一組織類型長期沒有受到經濟學界的認可與重視。加之經濟學家在當時的體育學研究領域未獲得認可，體育學長期受到非經濟學科的影響，一些其他學科的研究者趁機進入該研究領域。多曼認為，非經濟學研究者極少使用經濟學中已建立的規范標準來對這一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初的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由于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理論之間搖擺不定和不重視核心的經濟學概念而飽受詬病。從經濟學視角來看，體育經濟學在概念生成中缺少準確性。我國對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體育經濟學》標志著體育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我國啟蒙與發展。1991年，在我國體育經濟學被正式列為一門學科，當時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經濟學范疇，缺乏西方經濟學和現代產業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支撐和指導［1］。在對體育經濟現象進一步研究的過程中，既與經濟學發展有明顯的銜接，也存在斷層。針對企業管理問題的學術討論促進了一種管理學視角的建立，這一視角超越純經濟學領域而為行為學相關學科的運用提供了可能性。在以經濟學為導向的企業經濟學向系統的管理學發展的過程中，提出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答的問題：管理學到底是一種用科學方法進行解釋的科學，還是一種純藝術性科學。企業經濟學是一種能夠引導不同學科進行融合的學科。體育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受經濟學傳統路線的影響，它將體育經濟學定位于“經濟學下的純子集”，其中經驗目標僅限于體育中真實存在的行為體。另一方面，體育經濟學并沒有明顯參照經濟學進行構建，同時也不是一種與管理學相同的學術體系。布羅伊爾和蒂爾將體育管理學稱為一種由體育經濟學、體育心理學、體育法學和體育社會學構建的科學。紐弗與比勒的研究雖然沒有將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區分開來，卻突出強調了體育社會學、體育心理學與體育法學是體育管理學重要的相關學科，且與體育經濟學有藕斷絲連的關系。“體育經濟學與管理學作為學科的獨立性是顯然的，但是作為應用研究性的學科，二者的融合是一種趨勢”［1］。綜上，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路線可分為經濟學與非經濟學2條傳統路線。經濟學傳統路線明顯局限于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構建學科理論，而非經濟學傳統路線則運用不同交叉學科的觀點來研究體育中出現的經濟問題。這種非經濟學研究方法能夠實現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而不受各類理論數量和性質的限制，進而生成一系列學術理論性問題。

2體育經濟學概念爭議

海涅曼在其早期研究中認為，體育經濟學就是對那些用經濟學方法研究體育的恰當歸納。之后，蒂姆建議將體育經濟學用來指代人們所參與體育行為中的經濟學，體育管理學則指特殊的企業經濟學原理。霍希一方面區分了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另一方面又將其與體育經濟進行區別。霍希認為，體育經濟學指的是擴展的、與問題相關的概念，它與一種有限的、與學科相關的概念相對立；將經濟學原理運用到體育領域，也就是體育經濟；關于體育乃至所有體育中的經濟學問題，它首先依賴經濟學理論，也需要社會學或心理學、組織學原理來解釋，因此，這類科學在國際上稱之為體育管理學。與霍希的“體育經濟”概念意義相同，多曼使用的是“體育經濟學”這一概念，他認為體育經濟學是將企業經濟學和國民經濟學理論機制應用到體育的各個領域中。相反，弗里克和瓦格拉主張使用“體育經濟學”名稱來表示“經濟學中的子學科”。我國學者蘇義民認為：“從國民經濟的基本構成來看，體育部門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門，體育經濟學也可稱作一門部門經濟學；體育已成為一個產業，體育經濟學同時也是一門以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產業經濟學。”［3］叢湖平、鄭芳則指出：“體育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研究體育領域的經濟現象、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和規律的學科。體育經濟學不是簡單地研究體育或經濟，也不是某個運動項目的經濟學研究，而是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體育資源實現價值的各種規律的學科”［2］9。此外，哈格將體育經濟學看作為經濟學中的應用型子學科和體育學中的理論場域，用來研究體育與經濟的關系。格魯普認為體育經濟學是體育學的分支領域；體育商業化的加強，體育市場和體育經濟體的出現促進了體育經濟學的發展。普廷格爾將體育經濟學看作體育學新出現的分支學科，以及連接體育理論和經濟學理論的紐帶，如今他強調經濟學原理對體育的適用性，并將體育經濟學定位于體育學新的分支領域。按照尼區關于體育經濟學的建議，體育經濟學是體育中的經濟學和體育的經濟學。前者關注體育研究領域之外的普遍性現象，同時這些現象具有經濟學意義，而后者是對體育進行經濟學解釋，以全面重建一個獨有的領域。

3體育經濟學的科學理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