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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國的金融市場在不斷地演變，直接融資比例顯著提高，企業發債增長較快。從圖1可清楚看出1986—2011年我國每年的實際新增的融資金額，包括了商業銀行新增貸款、各類債券和股票的籌資額。其中每年新增貸款額一直都是遙遙領先，2009年接近10萬億，達到最高值。隨后其發展勢頭有所減弱，2011年新增貸款減少至7．5萬億。而債券類以及股票籌資的發展速度有所提高。尤其是債券市場，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著大幅度的增長，2005年企業債發行額突破1000億，2009年又超過了1萬億大關，2011年企業債發行額增長到2．3萬億;國債和金融債的總和早在1994年就超過了1000億元，到2003年突破了1萬億元大關，2011年國債和金融債發行額增長到4萬億;同時，股票市場近10多年也是突飛猛進，2000年籌資額突破1000億，且增速明顯，盡管2007年爆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其籌資總額也超過了8000億左右，2010年股票融資額達到最高峰近1萬億，2011年回調至7017億元。1986—2011年，企業債券每年的發行額和其他金融市場融資的比率有何變化趨勢，它們關系如何?圖2給出了明顯的答案:從整體上看，這三條曲線都成U型，這和企業債券的發展歷程吻合，1986—1992年是企業債券初步發展時期，1993—2004年為調整萎縮期，2005—2011年飛速發展壯大期。企業債券發行額和當年新增貸款比率的曲線直接反映了我國債務結構，它位于三條曲線的最下方，體現我國銀行貸款的主導地位，而在2011年企業債券對當年新增貸款的比率超過0．3，表明企業債券在債務結構中已占有一席之地;企業債券發行額和國債金融債發行額的比率曲線嚴格說是兩個U型構成，1986—1992年第一個U型，1986年和1992年企業債券發行額對國債金融債發行額的比率超過了1，即企業債的發行額超過了國債和金融債的總和。但為了保證國債和金融債的順利發行開始控制企業債的發行，2000年企業債券發行額對國債金融債發行額的比率接近“0”，2005年快速拉升，2009年逼近1，隨后2年國債金融債大幅增發，使得企業債占比稍微有所回落，故1992—2011年是其第二個U型;最上面是企業債券發行額和當年資本市場(股票和債券)的比率曲線，這反映了企業在資本市場融資工具的選擇。企業債的發行最初早于股票，融資額占優。但1991年深滬交易所成立后，股票市場迅速發展，其融資額就一直超過企業債。直到2008年才翻轉過來，當年企業債券發行額占資本市場的比率超過了0．6，2011年企業債券發行額大幅超過股票融資，占資本市場融資額的0．76。總體上講，在20多年的金融改革歷程中，我國的債務結構經歷了一個U型的變化軌跡，這種變化的內在規律是什么?它和整體的宏觀經濟因素和金融市場結構有何關系?下面通過時間序列來實證分析。   二、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提出   (一)國內外文獻評述   國外不少學者認為融資結構與宏觀經濟因素有關。有些學者從理論上進行了研究。Corcoran(1977)［1］以及DeAngelo等(1980)［2］從理論上解釋了通貨膨脹導致更多的負債:因為通貨膨脹降低了負債的真實成本，在通貨膨脹期間對公司債券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如果隨著通貨膨脹的下降公司債券收益相對高于股票收益，公司債券的整體需求上升。Leland(1996)［3］認為，利息率和通貨膨脹的變動扭曲了稅收利益和破產成本，因此影響最優融資結構。更多學者則通過實證研究來說明債務結構與宏觀因素的關系。   1．利率和通貨膨脹率。Graham與Harvey(2001)［4］調查發現1/3美國制造業公司的財務總監在作債務決策時考慮了諸如利率和通貨膨脹等宏觀經濟因素。Nejadmalayerz(2002)［5］運用Prohit模型分析宏觀經濟因素影響公司的融資選擇行為發現:(l)利率期限結構影響公司資本結構;(2)隨著短期國庫券收益的上升，公司更可能發行債券而非股票;(3)隨著長期國庫券收益上升，公司發行債券的可能性上升;(4)隨著通貨膨脹的上升，公司發行債券的可能性下降。Jinwoo與Catherine(2002)［6］運用美國1967—1988年的相關數據，檢驗了利率、股票市場回報率對股票及債券發行的影響。發現利率的降低，會使債券發行量提高;在短期，債券發行量的提高會使股票發行量反方向變化。   2．股票市值、銀行貸款占GDP的比率和GDP增長率。Booth等(2001)［7］采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混合數據，將多個宏觀經濟變量與債務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橫截面分析，得出了制度特征與總債務結構關系的結論。他們分別以總負債比率、長期賬面負債比率和長期市場負債比率為被解釋變量，以股票市場價值/GDP、銀行總貸款/GDP、實際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Miller稅收項目為解釋變量。研究發現:(1)這些變量可以解釋17個國家總負債比率27．5%的變化，16個國家長期賬面負債比率22．4%的變化，14個國家長期市場負債比率25．8%的變化;(2)股票市場價值/GDP與杠桿負相關，表明當股票市場越發達，企業具有更多的融資選擇權，從而可以減少負債融資的使用;(3)銀行貸款/GDP與杠桿正相關，表明更發達的負債市場與更高的私人負債比率相關;   3．宏觀經濟周期。Jo?oA．C．Santos和AndrewWinton(2008)［8］引入了宏觀經濟周期對債務選擇的影響。傳統理論認為銀行擁有借款人的私人信息從而可以通過更高的利息獲取信息租金，因為這種信息獨占增加了借款人的風險，而銀行利用信息優勢在經濟衰退期間向借款企業提高利率。他們在控制了風險因素、企業和貸款的特征之后，通過比較了單獨依賴銀行的借款人和可以公開發債的借款人的各自銀行在經濟衰退期間的貸款定價，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在經濟衰退期的銀行貸款利差要高于經濟景氣時銀行貸款利差。第二，經濟衰退期間擁有公開發行債券渠道的企業貸款利率增幅要小于沒有債券融資渠道企業貸款利率的增幅。   4．金融市場發育和經濟發展水平。Demirguc-Kunt與VojislavMaksimovic(1999)［9］的實證研究表明，企業采用外源融資與一國的銀行體系和債券市場的發展具有正相關。債券市場和銀行體系影響企業獲取融資的方式是不同的，特別是在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債券市場的發展與長期融資密切相關，銀行方面的融資則更多與短期融資關系密切。相比銀行貸款而言，企業債券的發行需要更發達的金融市場:首先是借債方和投資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相對較低，從而使公眾投資者能夠方便地、低成本地獲得公司經營和財務信息，投資銀行也能夠將信息標準化地傳遞。如果企業的財務和經營信息很難向公眾有效傳遞，則需要銀行通過內部信息來監督企業(Allen與Gale，2000［10］)。其次是存在大型的、盈利的、有聲譽的企業，一方面這些企業能夠承受債券市場的固定成本，有效降低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公司的風險小而降低了違約率，能夠提供債券市場的有效供給。最后是存在大量的機構投資者，如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等，這些機構對公司債券品種存在持有偏好，從而提供有效的市場需求。因此，從經濟發展階段與企業融資方式來看:經濟發展初期適宜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經濟成熟后則適宜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p#分頁標題#e#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理論，本文著重分析相關宏觀變量和債務結構的關系并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被解釋變量債務結構指每年企業債券融資額占貸款融資額的的比率或者企業債券融資額占總債務融資額的比率，具體計算指標見表1。   1．利率。銀行貸款偏重于短期債務，企業債券主要是長期債務。短期貸款會面臨較高的利率風險，因為借款人必須對續借的貸款支付新的市場利率。而對續貸支付較高利率的風險提高了企業破產和財務困境的期望成本。當債務的到期期間縮短時，企業前景的不確定性將導致名義利率的所有三個組成部分(基礎利率、違約溢價和通貨膨脹率)都會提高。由于必須對續貸支付新的基礎利率，這是使用貸款的借款人將承擔的利息率風險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企業使用占比較多的短期債務來提供資金，則違約溢價的波動將更大，這種利息率風險嚴重地威脅到貸款人。最后，如果通貨膨脹率變化得非常快，對續借的短期債務支付的利率會是極端不確定。于是，對一個嚴重依賴短期貸款的企業而言，與通貨膨脹相聯系的利息率風險也會較大。總之，市場利率偏高時或處于上升通道時，企業將會配置更多長期的企業債券。我國的貸款利率和債券利率在大多數時期受到嚴格管制，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所放松，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1年期存貸款利率是基準;1987年和1993年《企業債券管理暫行條例》規定了企業債券的發行利率不得高于銀行同期存款利率的40%，這造成債券票面利率低于同期的貸款利率。如果1年期貸款利率較高，企業會多選擇發債來降低融資成本。如果企業預期央行未來加息，也會有更多企業選擇債券這種長期債務來規避利率風險。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我國債務結構和利率成正比。   2．金融發展水平。金融發展深化程度指標國際上通常用戈氏和麥氏指標從總體上衡量。前者是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關比率，指“某一時點上現存金融資產總額與國民財富之比”，用于衡量一國的經濟金融化程度。戈氏指標的完整表達式:FIR=(M2+L+S)/GDP，L為各類貸款，S=債券余額+股市流通市值+保費，債券余額=國債余額+企業債券余額+金融債券;后者是麥金農(1973)運用貨幣存量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指標，衡量一國的經濟貨幣化程度，常簡化為M2與GDP之比。顯然，戈氏和麥氏指標的區別在于，前者分子中增加了L和S，與麥氏指標只注重金融負債相比，戈氏指標同時考慮了金融負債和金融資產，因此戈氏指標更全面的反映了我國的金融發展水平。為了充分反映一國的金融發展水平，本文分別選取這兩個代表性的指標進行分析。一國金融的發展往往伴隨著金融結構的轉變，由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轉化為直接融資占比越來越高，企業債券市場會越來越發達。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我國債務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成正比。   3．股票融資。根據優序融資理論表明:企業優先偏好內部融資，其次是債務融資，最后才是股權融資。而我國上市公司則存在顯著的股權融資偏好(陸正飛和葉康濤，2004［11］)，其次是銀行貸款，最后才是發行公司債券。安義寬(2006)［12］認為企業更愿發行股票而不愿發行債券來融資的主要原因是:(1)股票融資是“不用還本”的，一旦發完股票獲得資金“一勞永逸”;而公司債券卻有到期還本付息的“剛性約束”。(2)在中國現行股票市場發展及監管體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公司經理人員既可通過“內部職工股”獲得股份，獲得一、二級市場股票價格的差價。同時，還可以通過其掌握“內幕信息”與其他方面“操縱市場”獲利。而發行公司債券卻沒有個人獲利的機會。(3)多年來，在中國各地政府都把上市公司當作本地企業的形象，竭盡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的背景下，公司一旦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員在工資待遇、職權范圍、費用支出方面都將得到明顯提高或改善。與此相比，發行公司債券，除了募集資金外，公司高管人員很難從中獲得個人好處，反而有還本付息的壓力。因此我國企業偏好于股權融資而冷落債券融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3:我國債務結構和股票融資比率成反比。   4．國債融資。凱恩斯主義主張通過增加政府支出和削減稅收來刺激需求。無論是增支還是減稅，財政赤字均難以避免，赤字資金來源主要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自改革開放以來，除1985年外，我國財政每年都有赤字。財政赤字主要是通過發行國債解決的，替代了直接向中央銀行進行透支和借款。不過，我國的國債資金除用以彌補財政赤字，還大量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改造、農林水利設施建設、環境保護等領域［13］。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債券的融資有擠出效應。特別是企業債券曾長期實行發行額度審批，主要用于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有的年份甚至強調要優先保障國債的順利發行，這樣企業債的發行額度就會縮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4:我國債務結構和國債融資比率成反比。   5．銀行貸款。從債務工具來講銀行貸款和企業債券擁有各自的比較優勢，由于每個市場上主導的治理機制都有很大不足，所以企業選擇不同的金融契約產生了信貸市場與企業債券市場的替代性。同時，由于企業債券市場有獨立的信用評級制度，發債企業各種信息的公開披露，投資者在市場上的選擇行為會產生一種“溢出效應”，即銀行通過觀察企業債券的評級和債券價格的波動就可以推斷企業的質量，從而更好地做到對借款人分級，節省信息甄別成本，提高貸款質量。反過來，如果一家企業頻繁獲得銀行貸款，基于銀行的審慎行為和專業化能力，投資者可以判斷企業的質量。對發債有“溢出效應”。這樣，投資者和銀行在市場上的投資策略分別產生了正的外部性，導致債券市場和信貸市場的共同發展。庫珀等人認為，如果某當事人的戰略選擇增加了其他當事人的最優戰略，那么就存在一種互補關系。我國的企業債券和銀行貸款到底是替代還是互補關系?由于我國的信用評級制度不完善，加上擔保債券是發行主體，債券評級的信號效應不顯著。從前面的圖表可清晰的看出:銀行貸款占金融資產總量的比率不斷下降，而企業債券占金融資產總量的比率不斷上升，因此我國的企業債券和銀行貸款是一種替代的關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5:我國債務結構和銀行貸款融資比率成反比。#p#分頁標題#e#   6．銀行市場集中度。Cestone和White(2003)［14］研究發現，銀行信貸市場集中度的上升會導致大銀行占有更大的市場，信貸市場的競爭性越差，即銀行間的競爭水平越低，銀行就越沒有動力給新借款者提供貸款。隨著銀行信貸市場集中度的上升所導致的信貸供給的減少和貸款利率的提高會對所有的公司造成負面影響;同時銀行業的壟斷程度越高，銀行對貸款企業的談判能力越強，這樣銀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貸款企業，抽取租金［15］。質量好的企業為擺脫大銀行的控制，會積極尋求公開發債。本文的銀行信貸市場集中度用CR4來表示:即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占全部信貸規模的比例，1989年之前，銀行信貸幾乎為四大銀行所壟斷，此后才出現四大國有銀行之外的銀行的信貸數據，中國銀行信貸市場集中度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1989年為0．87，屬于典型的寡占Ⅰ型的市場結構，到2008年為0．48，屬于寡占Ⅳ型，盡管中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有較大的下降，但直到目前為止，四大銀行的壟斷格局并沒有變化。因此，本文提出:假設6:我國債務結構和銀行業的集中程度成正比。   三、實證設計   (一)變量選擇與樣本數據說明   1．變量的設定。見表1。   2．樣本數據。本文樣本區間取自1986—2010年共25年數據，1986—2008年的宏觀金融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國金融年鑒(1991—2009)》，2009—2010年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以及中宏網相關數據。   (二)方程的設定及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本文建立一個回歸與時間序列的模型來分析債務結構的影響因素:DSt=C+β1RATEt+β2FIRt+β3STOCKt+β4PDEBTt+β5LOANt+β6CR4t+μt雖然從1982年企業就開始自發地進行債券融資，不過直到1986年才有具體的企業債券統計數據，由于統計資料的限制，本論文能夠收集的樣本數相對較小。但從一般經驗來看，當n－k≥8或者n≥3(k+1)時t分布比較穩定，檢驗也比較有效(其中，n為樣本數，k為不包括常數的解釋變量的數目)。而本論文的樣本容量滿足了這個模型估計的基本要求。本論文用Eviews6．0統計軟件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結果中徳賓－沃森d統計量(DW值)均處于置信度1%時無一階自相關的區域內，表明接受無序列相關的零假設;關于異方差現象，以上結果是以殘差絕對值的倒數為權重采用了加權最小二乘法(WLS)而得來的，并對該結果進行懷特檢驗表明已不存在異方差現象。從實證結果來看，復判定系數R2)接近于1，說明模型擬合得較好。RATE、STOCK、PDEBT和LOAN的t檢驗值在四個方程都超過了置信度為5%的臨界值，顯著不為零。企業債券融資占比和利率顯著正相關，表明短期的基準利率上漲時，企業更偏好發行票面利率比銀行貸款利率低且期限較長的企業債券來降低融資成本，假設1得以證明;企業債券融資占比和金融發展水平顯著正相關，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深化伴隨著債券市場20多年的高速發展。企業直接發債比率越來越高，符合假設2;股票、國債和貸款的融資占比同企業債券的融資占比成顯著負相關，表明在我國資本市場中，股票是企業發債籌集長期資金的替代品。在嚴格管制的債券市場，國債的發行會顯著擠壓企業債券的發行額。而企業是發債還是貸款都是企業債務結構的選擇。因此，實證結果驗證了假設3、假設4和假設5;實證結果表明銀行的市場集中度和企業債券融資占比正相關，方程式(1)和(2)顯著，而方程式(3)和(4)不顯著，體現了高度壟斷的銀行信貸市場會迫使企業尋求直接發債，擺脫銀行的租金抽取降低債務成本。假設6也基本得到驗證。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方程(1)是否具有協整關系，本文運用單位根檢驗。這里采用ADF檢驗，運用Eviews6．0對變量及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在ADF檢驗中，本文采用最優滯后期選取的標準，在保證殘差項不相關的前提下，同時采用AIC準則，作為最佳時滯的標準，檢驗的結果見表3。上述7個變量均是一階單整的，即是I(1)的，并且其對應的殘差項不存在一階單整。表明方程具有一階協整關系，原方程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其實證結果可信。作者對DS2、DS3、DS4和其對應的變量及殘差同樣做了ADF檢驗，結果和上面類似，表明方程的回歸結果穩健。   四、結論與建議   我國長期以來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不發達，企業資金來源過度依賴銀行貸款，金融風險聚集于銀行體系。但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得企業直接融資規模占比接近1/3。2011年企業發行債券22582億元，發行股票7017億元，新增貸款74714億元，債券和股票成為繼貸款之后的企業重要融資渠道，尤其是企業債券已經成為第二大融資平臺。銀行貸款在企業融資比率中正逐步下降，中國正在經歷“債務結構”的轉型。   本文通過對我國宏觀債務結構的影響因素進行時間序列實證研究，驗證了理論假說，解釋了我國整體債務結構演化的內在規律。我國基準利率越高，企業債券融資比率越高，這符合長短期債務的利率期限結構;我國債務結構和股票融資比率成反比，說明我國股票市場對企業債券市場的替代作用，直接導致了上市公司用股票融資來替代長期債務融資;銀行貸款是我國企業最主要的債務工具，銀行不僅在短期債務融資上占有主導優勢，而且也承擔了大部分企業中長期債務的融資，擠壓了企業債券發行的空間。因此我國企業債券融資比率和銀行貸款融資比率成反比。銀行信貸市場集中度的上升所導致的信貸供給的減少和貸款利率的提高會對貸款企業造成負面影響，銀行對企業的談判能力越強，從其抽取租金越多。質量好的企業為了擺脫大銀行的控制，會積極尋求公開發債;我國政府強調要優先保障國債的順利發行，這樣企業債的發行額度就會縮減，對企業債券的融資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   企業債券市場近年的發展證明大力發展企業債券可以改善中國金融市場的融資結構，降低金融系統的整體風險。因此，我國要優化債務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率，應繼續將企業債券作為提高直接融資比例的主渠道。一是從產品屬性看，股權融資適于籌集核心資本，債務融資適于解決流動資金，兩者是互補關系;而在債務融資中，公司債券與銀行信貸可以相互替代，是直接融資中的主要債務融資工具。二是債券市場發展周期與股票市場的漲跌交錯，發展債券融資有助于熨平資本市場周期，保持直接融資規模的穩定。#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