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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和歐洲為了應付各自面對的債務危機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引發兩大國際貨幣美元與歐元的流動性泛濫迅速向世界其他市場蔓延。其中，中國作為當前世界的主要出口大國所受影響首當其沖。如何應對這波來勢洶涌的貨幣襲擊，預防大量熱錢流入從而造成嚴重的國內物價飆升，這是當前重要的經濟問題。   一、長期外貿順差成人民幣過量投放的催化劑   面對美、歐市場流動性過剩而帶來的沖擊與影響，由于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已使我國在應對危機方面顯得捉襟見肘。一方面，我國持續多年的“高積累，低消費”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經濟增長的基本邏輯：高積累率→高投資率→高經濟增長率。然而，受制于我國經濟體制與運行中較常存在的，諸如行政性限制、壟斷經營、價格管制、進入規定嚴格等各種非市場因素的障礙與制約，造成我國現存可進入，或具有投資價值的行業領域相對有限，被排除在“特權行業”外的市場資金更多的只能投入或流入開放度高、監管限制相對較寬的投資領域，如加工制造、批發與零售、飲食服務等行業。投資集中于個別行業已造成我國經濟中較為嚴重的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與供給結構失衡的問題。其中以制造業尤為突出，受惠于充裕且廉價的勞動力要素優勢和行業高度開放，制造業成為我國吸引投資多、發展快、國際競爭力強的行業。據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中卿的分析，2009年我國制造業GDP已經達到2.3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2.2萬億美元，制造業出口占整個制造業產出的一半以上，制造業出口1.16萬億占全部出口1.2萬億的90%以上[1]。這一組數據反映了強勁的制造業產能為我國贏得“世界工廠”稱謂的同時，也暴露了制造業投資過多、大量過剩產能需要依靠外部市場消化等制造業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另一方面，強勁出口所產生的巨額外匯收入在我國現行以強制性結匯為主要特征的外匯管制制度下，外匯收入凈額主要轉化為國家外匯儲備，而進入國家儲備的外匯是以投放以匯率換算的等額人民幣為條件的，也就是說，在現行體制和運行機制下，外匯儲備與人民幣發行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知道，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唯一的人民幣發行行，其資產業務量，即資金投放與運用業務，對人民幣供應量有著基礎性影響。一般來說，中央銀行資金投放的主要形式有兩種：向主要為商業銀行等機構提供信貸和購入資產（包括外匯、黃金、證券等資產）。中央銀行在市場上購入資產越多意味著向市場注入的貨幣越多。人民銀行買入外匯資產而引發的人民幣供應量增加的過程可簡單概括為：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儲備增加→外匯占款增加→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給量增加。以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數據為例，1月與12月的外匯資產總額分別為177869.14億元人民幣和206766.71億元人民幣，相差28897.57億元，占同期人民銀行總資產比重分別為77.26%和79.75%。①   這些簡單的數據資料說明，目前階段買入外匯資產已構成人民銀行貨幣投放的最主要渠道，而且，人民銀行的外匯資產無論是絕對數，還是占總資產比重的相對數都在提高。為此，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分析指出：“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源頭。”   二、歐美信用危機緣何使國內通脹雪上加霜   從以上兩方面，反映我國經濟既對外部環境有較高的依存度與敏感度，也較容易受到歐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沖擊。   第一，“歐美生病，中國吃藥”之怪象背后的原因是我國經濟對歐美市場的依賴。近二十年來，投資與出口是需求方面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中，經濟增長對出口需求的依賴可以從最近六年我國經濟增長率數據（見表1）可見一斑。很明顯，2008年與2009年是歐美深陷因信用危機而引發經濟衰退最嚴峻的兩年。受歐美市場萎縮的影響，即使在中國政府為應對歐美經濟衰退而產生的出口損失實施了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下，我國經濟增長仍然錄得較顯著的收縮。而且，為刺激經濟，防止衰退而大量投放的貨幣資金受到“可進入，或具投資價值的行業領域”狹窄的限制，部分轉變為投機性資金，流入到如房地產、股票等投機熾熱的資產市場，對物價上升起推波助瀾作用。   第二，歐美流動性過剩，全球熱錢涌動與到處流竄，在各類商品市場興風作浪，成助推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雖然歐美面臨的信用危機側重點不同，歐洲為主權危機，屬于由政府過度負債而觸發的國家信用或政府信用危機；美國為次貸危機，是典型的由房地產資產泡沫破滅而引發的商業信貸危機。但各地管理信用危機的條件基本相同：維護市場充分的流動性。為此，歐洲央行自2009年5月起維持了近兩年的1%基準利率和美國聯儲局自2008年12月起執行的接近于零的基準利率及購買超過6000億美元的聯邦國債，在保障兩地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充裕的同時，也造成作為全球主要流通貨幣和儲備貨幣的歐元與美元的巨量投放。當歐元區與美國經濟仍然深受信用危機的困擾，投資市場萎靡不振時，流動性泛濫必然引發大量熱錢涌向商機尚存的新興市場或在各地資產、證券市場進行炒作套利。以我國為例，雖然我國實行較為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國際收支活動中資本項目尚未充分開放，但國際熱錢依然以各種方式流入國內市場。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黃益平教授的介紹，熱錢進入中國主要方式有：第一，虛假的貿易信貸，在這一渠道中，國內企業與國外的投資者可聯手通過虛高報價、預收貨款、偽造供貨合同等方式，把境外的資金引入國內。第二，外商投資進行增資擴股，外商投資企業在原有注冊資金基礎上，以“擴大生產規模”、“增加投資項目”等理由申請增資，資金進來后實則游走他處套利；在結匯套利以后要撤出時，只需另尋借口撤消原項目合同，這樣熱錢的進出都很容易。第三，收入轉移，通過不同地區間進行匯款等貨幣轉換方式進行跨地區操作，從而使大量熱錢“自由進出”。第四，地下錢莊的運作[2]。熱錢的一部分在我國現行的結匯制度下會增加人民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同時，由于大量熱錢需要兌換為本地貨幣進行投機性套利活動，也就加大人民幣對外升值的壓力，加速我國房地產等資產泡沫的形成。#p#分頁標題#e#   三、現階段我國經濟通脹纏身的結構性問題：對外輸出“通縮”，對內輸入“通脹”   我國現階段通貨膨脹的直接成因是央行為了對沖龐大外匯收入投放的貨幣過多，而根本原因是源自于我國在與外部貿易關系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傾注了大量投資、形成強勁產能的制造業創造了我國對外輸出的主要產出。由于綜合了國內廉價且充裕的勞動力、廉價的土地與廠房租金、出口退稅政策、人民幣匯率條件、行業開放競爭充分等因素，我國輸往國外的制造品長期以廉價著稱。正是得益于大量的廉價“中國制造”，目前歐美發達國家與地區才能在較長一個時期坐享低息低通脹的寬松經濟環境。然則，我國從國外輸入的商品主要為初級產品（如農產品）、資源性產品（如鐵礦砂、石油等）、機電產品（如汽車）、高新技術產品。   我國進口貨物多為貴價產品，或國際商品市場熱炒的物品，對我國輸入性通脹影響深刻。出口“廉價商品”，進口“高價或價格持續增長商品”的對外貿易格局，長此以往，會使我國經濟暴露在易受外部環境因素影響，危機沖擊的風險中。一是加深我國經濟在需求與供給兩方面對外部經濟的依賴。需求方面，出口（見表2）大量“中國制造”贏得“世界工廠”稱譽的同時，也說明我國制造業產能需要依賴世界市場消化的事實，而且，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制造”大而不強，在國際市場多數以量多價低為賣點。高產量而低價值造成出口的投入-產出比例不對稱，也制約了出口對我國GDP的貢獻。2010年我國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7.9%，拉動GDP增長0.8%。②與同為制造業出口大國的日本相比，同期指標分別為48.6%和0.9%。③二是在供給方面，我國進口集中在初級產品和資源性產品（見表3），其中農產品（谷物及谷物粉、大豆、食用植物油等）、石油產品（原油與成品油）、鐵礦砂及其精礦均為國計民生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性物資。適量增加戰略性物資進口既是對國內資源短缺的必要補充，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然而，對中國如此大的經濟體而言，戰略性物資過多依賴外部供給是一個危險信號。其中，以尤為突出的石油產品為例，2010年我國原油凈進口量達到2.36億噸，原油資源的對外依存度上升到54.5%（注：對外依存度=進口量÷表觀消費量）。⑤   另一更為重要的是糧食產品，其依存度問題也日漸突出。據農業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資料，2009年中國凈進口糧食（谷物與豆類，不算豆油）4264.5萬噸，當年糧食產量53082萬噸，凈進口量占國內消費量（當年產量加上凈進口量）的7.4%，已經超出1996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糧食白皮書》提出的5%的標準。2010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全年農產品進出口總額為1219.6億美元，同比增長32.2%。其中，出口494.1億美元，同比增長24.8%；進口725.5億美元，同比增長37.7%。貿易逆差為231.4億美元，同比擴大76.5%。⑥二是使我國成為更易受輸入型通脹沖擊的經濟體。輸入型通脹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受到進口的產品或服務持續性價格上漲而觸發的內部綜合性物價上升的經濟現象。過去幾年，我國輸入型通脹特征越益明顯。尤其當歐美發達國家或地區遭遇經濟危機，需要大量“放水”（巨量貨幣投放）防止經濟崩潰、衰退時，熱錢引發的商品價格飆升會迅速傳遞至國內，迫使我國要以緊縮政策應對通脹。仍以原油與糧食兩種對綜合物價影響廣泛的產品為例，以1996年我國成為原油凈進口國開始，原油凈進口量由228萬噸增加到2010年的2.36億噸，增長104.5倍。與此同時，原油價格屢創新高，由20世紀90年代的年均價140美元∕噸升至2010年均價570美元∕噸，上升超4倍。至于糧食價格，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糧食價格指數顯示，世界糧食價格自2010年年中起不斷攀升，不足半年上升超過25%，2010年11月的指數為205.4。由于FAO是以2002—2004年的糧食價格指數100為基準，也就是說，2010年11月比2002—2004年的糧食平均價格高出一倍。很顯然，面對當前各種重要商品在國際市場上被輪番熱炒、價格普漲的環境下，我國難以獨善其身，輸入型通脹已成困擾我國經濟一癥結。四、實現貨幣資金在更寬闊市場空間中流向與分流是應對輸入型通脹的治本之策我們知道，任何成因的通脹本質上都是貨幣問題：過多的貨幣追逐有限的商品。為此，任何國家或地區或能采取激進的緊縮貨幣政策打擊通脹，但通常的結果是同時引致嚴重的經濟衰退、失業惡化。我國現行輸入型通脹屬于結構失調型通脹，其成因源自我國經濟中從產業結構到對外貿易格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因此，治理輸入型通脹不能單靠加息、加存款準備金、發行央行票據回籠貨幣、行政性限價等一般性手段。改革人民幣與外匯管理體制、調整與完善我國產業結構及對外貿易結構，實現貨幣資金在更寬闊的市場空間流向與分流才是應對輸入型通脹，釋放通脹壓力更為切實、有效的治本之策。也就是說，治理輸入型通脹以疏導（引導貨幣流向與分流）比堵（控制貨幣流量）更為合理與有效。而解決貨幣資金流向與分流最重要的是市場，市場空間越寬闊，貨幣資金流向與分流越通暢。貨幣資金分流主要從兩方面推進：   一是從空間市場構成上，貨幣資金可以分流到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向外部市場分流過剩的流動性，減輕內部市場壓力，是當前歐美市場即使在流動性嚴重過剩環境下，內部通脹依然受控的重要原因。所以，面對日益嚴峻的輸入型通脹，我國必須加快人民幣國際化與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尤其是當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相當規模、有能力保障人民幣不易受到追擊的條件下，構建人民幣有序向國際市場流動和外匯資產向國內民間市場流動，對高速發展中的中國經濟減輕通脹壓力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特別指出的是，當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受到內外因素制約較難在短時期內取得成效，那么，推動外匯資產向民間市場流動，實行藏匯于民應是目前階段推進貨幣資金分流可以實施、較易取得成效的措施。   二是從功能市場構成上，貨幣資金可以分流到投資市場和消費市場。毫無疑問，產業結構與產業規模是制約投資市場與消費市場的主要因素。然而，時至今日，我國產業結構中具備較高開放度、進入的政策性限制小的行業僅局限于制造業、農林牧副漁業、商業、飲食業等初級產業。而隨經濟與社會發展更具發展潛力的第三產業，包括郵電通訊、醫療保健、銀行保險、鐵路與航空運輸等則由于開放度低、行業相對封閉而使發展受到限制。狹窄的行業開放空間嚴重限制了我國貨幣資金的流向與分流，形成市場上資金“無處可投”而轉攻房產、農產品、黃金等商品市場進行炒作的尷尬處境。所以，只有不斷深化產業開放改革、豐富產業結構、敦實產業基礎，才能改變目前市場上投資渠道狹窄的問題，為貨幣資金分流拓寬市場空間。長期受壓抑、發展滯后的第三產業表示我國市場拓展尚有很大的空間，開放產業而拉動的投資必然也能同時刺激已有消費市場的深度開發與新興消費市場的崛起。國內投資與消費的平衡發展不僅能為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而且也能改變我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的被動，轉變為由內需主導經濟發展的主動。#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