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日本進口匯率彈性實證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匯率傳導彈性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國內外對此方面有過大量的研究，研究內容也非常廣泛，從匯率傳導彈性的不同國家、行業估計到匯率傳導彈性對政策制定的意義(如貨幣政策、匯率制度選擇和沖擊的國際間傳導等)，具體相關綜述可參見Menon(1995)等論述。［1］在眾多研究中，匯率傳導彈性的穩定性和變化是許多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如在最近的很多論述研究中，一些學者(Campa和Goldberg，2002;Bailliu和Fujii，2004等)指出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導彈性有下降的趨勢，進口價格和消費者價格對匯率變動的反應程度正在降低。［2］［3］但是Bouakez和Rebei(2008)則發現加拿大的進口匯率傳導彈性比較穩定。［4］Otanietal(2006)對日本進口匯率傳導彈性估計后發現90年代以后大部分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同80年代相比有明顯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初級產品，不同行業之間有很大的差異。［5］   上述這些研究為我們理解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提供了很多借鑒，但是這些研究一般把時間段都放在20世紀末，沒有及時反映最近的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情況，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匯率傳導彈性的變化狀況，本文利用日本最新的數據，希望對此做出一些探索。本文的研究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填補目前學術界關于金融危機對匯率傳導彈性影響研究的空白，加深對匯率傳導彈性穩定性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深對金融危機期間貿易商定價和承擔匯率風險行為的理解，尤其是不同行業之間的差異性。在論文結構上，本文包括4個部分，第一部分回顧日本金融危機前后的進口和匯率變化狀況;第二部分估計和觀察日本各行業進口匯率傳導彈性的長期趨勢;第三部分檢驗金融危機對匯率傳導彈性的影響;第四部分對計量結果進行解釋，并得到論文結論。   一、金融危機后的日本進口狀況變化   金融危機被稱為是僅次于“大蕭條”的又一次需求沖擊，面對快速下滑的市場需求，生產商和出口商可能會調整在正常時期的定價行為，通過直接降價的方式來維持市場份額，另外一種方式可能是通過自己承擔更多匯率風險的方式來維持價格的穩定性，間接維持市場份額。因此，在金融危機期間企業對市場定價能力有可能同危機前相比會有所下降，出口商在面對匯率波動風險時更多的采取自我承擔的方式，避免在需求不足情況下的價格波動行為，從而使得進口商獲得更大的定價權，那么事實是否如此呢，是不是所有的行業表現都差不多呢?首先看一下日本進口價格的變動，圖1反映了2008年8月前后日本主要進口行業以日元標價的進口價格變化圖，從中可以看到各個行業價格在2008年8月后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紡織、一般機械、運輸設備、精密儀器行業的實際出口價格基本上沒有下降，有些反而出現了上升;但是其他的行業，包括全部產品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化學、石化煤炭和食品行業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出現了進口價格劇烈的下滑，這表明日本進口產品中不同行業面對金融危機時的價格調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些行業具有很強的維持價格的能力，但是很多行業則對價格進行大幅調整。   二、日本的匯率傳導彈性的歷史估計和長期趨勢   在研究匯率傳導時一般的微觀理論基礎是Marston(1990)的對市場定價理論(pricingtomarket，PTM)，認為具有市場實力的企業可以在分割的市場上實行價格歧視，由匯率變動引致的成本可以通過加成調整行為來影響企業出口價格，不過該理論假定出口商以購買者貨幣(當地貨幣)定價(Local－currencypricing，LCP)。［6］ObstfeldandRogoff(1995)通過Redux模型開創的“新開放宏觀經濟學”雖然更加偏向宏觀方面因素的解釋，關注名義價格粘性［7］以及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將工資粘性、非貿易品、不同貨幣定價、不完全金融市場等微觀理論融入模型，［8］但是Redux模型假定生產商貨幣定價(Producercurrencypricing，PCP)，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則是假定LCP，由于這些理論基礎都是基于LCP和PCP，所以在實證研究中學者一般使用雙邊匯率或名義加權匯率作為匯率的變量。但是從東亞的具體情況來看，無論是PCP還是LCP并不符合東亞貿易的事實，因為東亞國家貿易中存在著大量的美元定價，東亞國家對美國之外的國家貿易也大量使用美元，此時東亞和美國之外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既不是PCP，也不是LCP，而是VCP(Vehiclecurrencypricing)，日本也是如此，圖2反映了不同年份日本從全世界和亞洲進口中貨幣標價的組成狀況，充分說明了日本貿易中(尤其是與東亞貿易中)的美元充當“工具貨幣”的現實。表1則反映了不同行業中計價貨幣組成狀況，不同行業中本幣計價的份額是不同的，即在貿易中進口商實行PCP還是PTM方式在不同行業是不同的。Parsons和Sato(2008)研究表明日元對東南亞各國貨幣匯率的變動對日本向東南亞的出口價格沒有顯著影響，他們認為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正是美元在日本與東南亞貿易計價中占絕對主導地位，此時貿易加權有效匯率或雙邊匯率并不能合理描述貿易中實際“起作用的”匯率的變動狀況，利用貿易加權有效匯率或雙邊匯率來進行經驗分析就無法得到真正合理的結論。［9］   因此本文不使用日元的貿易加權匯率作為匯率的變量，而使用日元計價進口價格與合約貨幣計價進口價格之比來表示，這樣就可以獲得本幣對實際進口貨幣(生產商貨幣)的比率，使VCP可以轉化為PCP(我們可以將此理解為: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是一個整體，使用一籃子貨幣來標價對日本出口，這個籃子中的貨幣比重就是日本進口中的各種貨幣比重)，從而能夠利用“對市場定價理論”來進行經驗研究，事實上很多學者在研究日本出口匯率傳導時都采取這種方法，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Celglowski(2010)等，［10］［11］因此本文認為也可以使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日本進口中的匯率傳導。此外這樣做還有個好處:可以獲得不同部門的不同有效匯率水平，從而避免出現不同部門的有效匯率水平相同的情況，也不需要再重新構建每個行業的有效匯率。參考和利用Otanietal．(2006)［5］以及其他學者的方法，本文將回歸方程設定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φ4△ipt+εt，其中△為差分算子;impt為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et為匯率水平，使用日元計價進口價格與合約貨幣計價進口價格之比來表示，根據Otanietal．(2006)［5］和Bus-siere和Peltonen(2008)［12］的方法，本文對該變量使用國內企業產品價格指數(DomesticCorporateGoodsPriceIndex，dct)進行平減，可以獲得某個基期不變價格的名義影響匯率水平，從而包含了國內價格作為競爭價格對進口價格的影響;fpt根據Campa和Goldberg(2005)［2］等通行的方法，使用neer*dc/reer來構造(neer為名義有效匯率，reer為實際有效匯率);ipt為日本工業增加，一般以此作為GDP的替代變量。數據中除了ipt來自IMF的國際金融統計外，其他數據均來源于日本銀行，時間從199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實際的回歸過程中，由于ipt不顯著，Bussiere(2007)指出:在進出口價格回歸中，需求項一般都不顯著，這是由于需求效應已經包括在其他變量之中。［13］因此，本文將最終的回歸方程定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εt，所有的變量取對數，φ2為短期匯率傳導彈性，λ=φ21－φ1為長期匯率傳導彈性，表示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升值1%，將導致以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下降λ%。單位根檢驗表明所有數據都是I(1)的，即各個變量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這樣可以防止出現“偽回歸現象”，回歸結果表明匯率項系數是高度顯著的(均在1%置信區間內)，限于篇幅不再列出。下面給出通過滾動回歸方法得出的長期傳導彈性系數的變化圖(使用SAS9．0軟件，以10年為一個窗口期)。從滾動回歸圖中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大部分行業的傳導彈性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很多行業(如紡織、食品、運輸機械等行業)出現了比較穩定的、緩慢的下降，這和很多學者指出的很多工業化國家進口匯率傳導彈性有所下降的結論是一致的，但是化學、木材、電子電氣部門的傳導彈性在最近幾年出現了一定的上升，不過上升幅度并不是很明顯。但是2008年9月以后一些行業(如全部產品、化學、木材、食品、石油煤炭等行業)的傳導彈性出現明顯的上升，而一般機械、運輸設備和精密儀器等出現了一定幅度的下降。#p#分頁標題#e#   三、金融危機改變匯率傳導彈性了嗎?   為了判斷匯率傳導彈性是否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有了變化，本文首先通過分段回歸的方式，計算金融危機爆發前后兩個時間段內的傳導彈性，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盡管滾動回歸和分段研究表明，2000年1月至2008年8月和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兩個時期，許多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確實發生了變化，但為了更準確判斷2008年8月前后匯率傳導彈性是否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同時也為了使計量結果更為穩健(Robustness)，本文采用鄒檢驗(ChowTest)來判斷2008年8月是否是個斷點，首先構建斷點期啞變量，將2008年8月以后設為1，之前設為0，再將該啞變量和每個解釋變量相乘，獲得一個關于啞變量的乘積項，然后對方程進行回歸。具體檢驗結果見表3，鄒檢驗結果和滾動回歸及分段回歸的結果是一致的，這進一步證明了金融危機對行業進口傳導彈性有明顯的影響，而且不同行業變化方向是不一樣的。食品、木材、化學和電子電氣產品以及全部產品的進口傳導彈性有了明顯的提高，這并沒有說明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日本進口商承擔了更大的匯率風險，而恰恰說明外國出口商承擔了匯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這是由于金融危機后日元匯率的單方面大幅升值，進口匯率傳導彈性的上升說明日元匯率升值1%將導致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下降幅度更大，即日本進口商從匯率升值中獲得的價格下降的好處更多，外國出口商則要承擔價格下降的損失。但是機械類產品(包括一般機械、運輸設備和精密儀器)則正好相反，金融危機的沖擊并沒有使出口商比以前承擔更多的日元匯率升值所帶來的風險，而且還使得日本進口商比危機前更多地分擔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由于石油煤炭制品的價格波動性太大，使得鄒檢驗分析并不能確定傳導彈性的結構性變化，但分段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后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傳導彈性都有了大幅提高，出口商也更多的承擔日元升值所帶來的出口價格下降的風險。從匯率傳導彈性的具體數值來看，在日元升值的條件下，傳導彈性增加的行業具體數值均大于1，表明日元升值1%，導致進口價格下降幅度超過1%，即意味著出口企業獲得以實際貨幣計算的單位收入下降，出口企業完全承擔了日元升值的匯率風險，進口商完全獲得升值帶來的好處，而機械類產品的傳導彈性均小于1，表明出日元升值1%，導致進口價格下降幅度小過1%，出口企業獲得以實際貨幣計算的單位收入有所上升，即日本進口商分擔了部分日元升值的匯率風險。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各行業的匯率傳導彈性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變化是成直線形態，而不是緩慢變動，在2009年2月之后，匯率傳導彈性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態勢，有些行業出現了小幅回落，這表明匯率傳導彈性水平的變化是在短時期內完成的。導致傳導彈性急劇變化的原因可能包括兩個，一是金融危機的沖擊(包括范圍和強度)對于很多貿易商來說有些出乎意料，次貸危機爆發后很多人認為只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機，主要的沖擊對象是金融機構，而不是一次巨大的經濟危機，并伴隨著急劇的實體經濟和需求下降，所以很多產品價格直到2008年8月仍在上漲，但9月萊曼兄弟的破產使得全球對于次貸危機的預期發生急劇調整，很多產品價格開始大幅調整，但是到了2009年2月以后對金融危機的預期和判斷比較穩定，產品的價格相對穩定，正如張明(2009)所指出:2009年春季被稱為“金融海嘯第二波”，以對應雷曼兄弟破產所引發的金融市場系統性危機。［14］   不過，由于投資者預期已經顯著調低，很難有打破投資者預期的意外事件發生，所以2009年春季后匯率傳導彈性受價格調整行為的穩定也開始穩定下來;二是日元匯率在2008年9月開始對美元和歐元(主要的標價貨幣)急劇升值，到2009年2月，日元對美元大約升值了30%，對歐元大約升值了40%，如圖4所示，由于美元和歐元在日本進口標價中的比重，導致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的比率也急劇升值，同時也導致了日元匯率急劇升值的預期，但2009年3月以后日元對美元和歐元的匯率有所反彈并開始穩定，使得日元對進口標價貨幣比率逐漸穩定下來，匯率預期也開始穩定下來，匯率的急劇變動的現狀和預期也可能會導致傳導彈性的急劇變化。   四、對行業差異的原因解釋   為什么不同行業在面對金融危機時表現出不同的變化狀況呢，尤其是機械類產品的變化方向和其他行業正好相反，本文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不同的行業市場價格維持能力不同，即各個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差異較大，一般來說機械類行業的周期比較長，短期內受到的需求沖擊相對于其他行業較小，另外機械類行業產品替代產品較少，因此機械類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比較小。Oiet．al(2004)的研究為此提供了一些佐證，他們發現日本對東亞出口的長期需求價格彈性的行業差別很大(見圖5)，機械類相關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出口商的市場維持能力較強，他們雖然沒有計算各行業的進口需求價格彈性，但行業特征應該相差不大。［15］   從圖1我們也可以看到，匯率傳導彈性下降或者變化幅度較小的行業在遭遇金融危機沖擊時，均保持實際價格的相對穩定。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機械類行業的企業內貿易水平較高，機械類行業是日本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企業內貿易在機械類行業的貿易中比重非常高(見圖6)。日本跨國公司從總體收益增加的角度出發，將企業內貿易的風險進行最佳配置，由于日本母公司具有更強的處理匯率風險的能力，海外子公司在向母公司出口時更多的使用美元或者所在國貨幣定價，從而將匯率風險轉嫁給進口商－母公司，由母公司采取措施來控制和對沖匯率風險。在巨大的需求沖擊和日元匯率單邊升值兩個不利影響的沖擊下，海外子公司承擔著巨大的經營壓力，為減少匯率對子公司的價格影響，母公司傾向于保持實際的進口價格，自己承擔日元升值風險，表現在進口匯率傳導彈性上就是具體數值的減少。   五、結語   本文利用日本的進口數據，通過實證研究表明，作為重大需求沖擊的金融危機確實給匯率傳導造成了影響，但不同行業的反應是有巨大差別的，大部分行業進口傳導彈性明顯增加，而機械類產品的彈性則明顯減少，說明大部分行業的進口商在危機后比危機前獲得了更多的升值好處，出口商承擔更多的匯率損失，但機械類行業的進口商從升值中獲得的好處則要比危機要少，表明他們分擔了部分出口商所面臨的匯率損失。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業的產品競爭力差異，也可能在于各個行業的貿易類型和貿易結構特點。#p#分頁標題#e#   本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類型的產品在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是不一樣的，進行價格調整的程度和承擔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是有巨大差別的，可以說金融危機對那些資源型、勞動密集型和企業內貿易份額較小的行業沖擊最大，而資本、技術密集型和企業內貿易份額較大的行業則沖擊較小，這既顯示了一國貿易結構對于防范匯率和需求沖擊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表明隨著跨國公司在貿易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匯率傳導彈性也受到跨國公司行為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