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學校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應始終秉承著發展科學的理念培養大量人才，以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一旦高校人才的培養方向和社會所需人才的方向一致，高校人才培養的教育教學和社會發展才會處于相互促進的發展狀態。論文以國際貿易專業為例，從社會上國際貿易緊缺人才需求角度對高校培養模式作了探討，認為國際貿易專業緊缺人才的培養，可從四點做起：一是重新定位培養目標，創新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機制；二是優化課程設置，注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三是以產學研為紐帶，建立雙師型師資隊伍；四是與時俱進，建立科學有效的教學質量評估和評價體系。

關鍵詞：國際貿易；緊缺人才；高校；培養模式

緊缺人才是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迫切需要且又數量不足的高層次、高素質和高技能人才。緊缺人才對于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一旦向社會輸入大量剛需型的綜合應用人才，必然會帶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當然，這一環境下的人才要求必然對高校培養人才的教育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以國際貿易專業為主的人才，高校如何為社會培養大量的實用型人才始終是各個高校高度重視的改革過程。因此，論文以此為出發點，研究了國際貿易緊缺人才需求與高校培養模式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一、基于人才需求視野下國際貿易專業緊缺人才培養方向

1.熟悉國際商務流程，較強的知識應用能力

基于人才需求視野下國際貿易專業緊缺人才培養中，要求人才熟悉掌握國際商務流程，具有較強的具體操作能力，以便于在外貿公司、物流公司、海關以及政府外貿機構就業時會運用計算機辦公應用軟件處理各種單據制作，也要有良好的文件處理的應用操作能力。對此，這主要是外貿公司、物流公司、海關以及政府外貿機構在招聘人才時，契合新時代市場需求以更長遠的發展來提出的人才需求方向。人才需求視野下國際貿易專業緊缺人才的培養，勢必要從企業的長期發展方向來確定具體的培養模式。

2.商務外語基礎扎實，掌握國際商務洽談與溝通技巧

引言   海外白銀大量輸入中國及其影響，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在這方面進行研究的外國學者主要有艾維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爾德茲(Giraldez)[2]等。中國學者全漢升[3]根據歷史資料對明代美洲白銀輸入中國作了一番梳理，錢江推斷“1570-1760年中國與呂宋的實際貿易額可達到三億比索，約折合白銀二億二千五百萬兩”[4]認為晚明中國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銀的開采。上述學者的論文對筆者寫作本文有很大啟發，但他們沒有清晰詳細地對白銀流入中國的渠道進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據史實，對明代海外白銀流入中國的渠道進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國輸入的白銀，主要是南美洲白銀和日本白銀。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銀礦藏量也極大，被歐洲人譽為“銀島”。據估計，十七世紀初期以前，日本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與中國貿易的另一方“均無他產”，但有豐富的白銀蘊藏和儲備，所以“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①而中國物產雖豐富，白銀卻稀缺。中外雙方在貿易中找到了契合點，所以導致了絲綢、陶瓷外流，而白銀內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貿易有三條主要航線：歐洲、美洲、日本。中國對歐洲貿易航線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澳門是中歐貿易樞紐；中國對美洲貿易航線西端起點為福建的月港（今龍海海澄）、廈門和廣州等地，以菲律賓的馬尼拉為中轉口岸，其間澳門一度壟斷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東端終點為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中日貿易分直接貿易和通過葡萄牙人進行的澳門-長崎轉口貿易兩條途徑。明中后期白銀內流，由航海時代的海上“三劍客”———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擔綱；而日本，憑借與中國傳統的交通往來和地理上的優勢，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中國與歐洲海上貿易航路   15世紀是人類大航海時代的開端。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伴隨著西方物質生產水平的提高，“黃金熱”、“香料熱”成為驅使歐洲人一次又一次遠洋探險、尋找“新大陸”的強勁動力。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大西洋、波羅的海國家相繼進行全球性海上擴張和殖民活動，開啟了“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世界性海洋貿易時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擴張的急先鋒。葡萄牙擁有長達8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眾多港灣，其中里斯本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紀末，這個國家也只有110余萬人口，經濟并不發達。葡萄牙是第一個擺脫摩爾人（穆斯林）統治，完成民族統一的歐洲國家。在與摩爾人的長期戰爭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懼的海軍力量，在建造能夠容納大批水手從事長距離遠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勝過其他國家。   1415年，綽號“航海家”的亨利親王（HenrytheNarigator）率葡軍攻占摩洛哥休達（Ceuta）港，揭開了葡萄牙向海外擴張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開始一系列震驚世界的壯舉。1487年，巴托羅繆•迪亞士（Bortholomew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風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達伽馬率領葡萄牙船隊抵達印度。16世紀初，葡萄牙人相繼控制了波斯灣口忽魯謨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島）、印度西海岸第烏（Diu）等有戰略意義的貿易據點，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權。1510年，葡萄牙人占領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為控制印度洋貿易的海軍基地和東方殖民地的首都。隨后占領了當時亞洲最重要的一個商業據點馬六甲，在科倫坡（Calombo）、蘇門答臘、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蘇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島（今馬魯古群島，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貿易。   葡萄牙王室壟斷果阿、馬六甲、澳門等亞洲主要商業據點的貿易和香料貿易，對馬六甲對香料的壟斷持續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島的壟斷地位持續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給各國市場運去中國的生絲、絲織品、陶瓷等，給中國市場則是大量白銀。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羅(RafaelPerestello)獲得馬六甲官員的準許，從那里乘坐一艘中國帆船前往中國。   1517年，葡王曼努埃爾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Pires）抵達廣州。托梅•佩雷斯使團出使本欲建立通商關系，然葡萄牙使臣“潛入京師，見部不拜，朝欲位先諸夷”，①全然不顧中國溫良恭儉讓之禮，使團翻譯火者亞三自恃與佞臣江彬關系密切，驕橫跋扈，尤為舉朝大臣所深惡。武宗駕崩未幾，火者亞三即與江彬同案被處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廣州，其出使一事無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設法贏得了中國地方官員的信任，走私與合法貿易雙管齊下，終于打開對華商路。1553年，在澳門附近活動的葡萄牙人買通廣東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曬貨物，需要上岸短暫停歇，正式獲準在澳門暫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斷擴充勢力，逐漸壟斷澳門貿易。澳門自開埠后，拓展了與歐洲、印度、日本、菲律賓、東南亞乃至美洲的貿易，開辟了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澳門-東南亞各港的國際貿易航線，澳門隨成為中國對外交流的門戶與東西方海洋貿易的一個樞紐。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東南亞地區貨物交換中國貨物，隨著中國貨物在歐洲銷路日廣，葡萄牙人逐漸改用現金采購中國貨物，1582年（萬歷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銀結算，中國海關向葡萄牙商船征稅也均以白銀計值。后來荷蘭、英國等國商人亦躋身對華貿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貿易航線的西端從里斯本擴散到了多處港口，但東端一直集中在澳門，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前，澳門作為歐洲各國對華貿易最重要的中轉港口地位由此可見一般。#p#分頁標題#e#   葡萄牙人海上擴張的巨大進展刺激著西班牙人的神經。西班牙海軍將領米蓋爾•洛佩斯•德•利雅實比（MiguelLopezde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艦隊自墨西哥出征菲律賓，1571年建立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設都護府，歸新西班牙總督區（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區）管轄。由于那時的菲律賓群島尚屬蠻荒之地，本地物產低下，難以維持殖民當局開支。在菲律賓剛剛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從馬尼拉派遣兩名傳教士和兩名軍官前往漳州，希望與中國締結商約，積極從事對華轉口貿易來獲取中國方面的日用消費品供給。而且為吸引華人來菲移墾經商，殖民當局對華人商旅、華貨采取了一些保護、獎勵和優惠措施。從事對菲律賓貿易的華人，為菲律賓早期的開發與經濟繁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約翰•福爾曼（JohnForeman）在《菲律賓群島》一書中談到：“華人給殖民地帶來了恩惠，沒有他們，生活將極端昂貴，商品及各種勞力將非常缺乏，進出口貿易將非常窘困。真正給當地土著帶來貿易、工業和有效勞動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國人，他們教給這些土著許多有用的東西，從種植甘蔗、榨糖和煉鐵，他們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廠。”[5]   值得一提的是，兩個原因使得海外貿易有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和前提：“御倭戰爭”的勝利及其隨之而來的明朝政府的開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爭貢之役”②為標志，荼毒中國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戰，戚家軍殲滅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殘寇奪漁舟遠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結倭寇多年的大盜吳平從海路竄逃安南途中被閩、粵官軍全殲。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勢使剛剛即位的隆慶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的歷史教訓，史載“隆慶改元年，福建巡撫涂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③。   明政府隨重開中斷40余年的海外貿易。隆慶開放海禁后，明政府對私人出海貿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須由政府發給憑證（稱為“由引”），但出海貿易的決不僅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國海岸線漫長，海商們熟悉地理形勢，沒有由引也照樣私自出海。當然海商通過向海關官員行賄，可以得到出海憑證。有的海商則通過轉借來的出海憑證出海。顧炎武對此現象評價道“：奸民有假給由引、私造大船、越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鶩，其于凌風破浪……違禁私通，日益月盛”④。在出海貿易高額利潤的誘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員也卷入到海外貿易中來。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門購買并輸往馬尼拉的貨物總值20萬比索，其中絲織物價值占總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過廣東、澳門每年向菲律賓輸出生絲和綢緞價值150萬比索。這些絲綢大部分又轉輸美洲和歐洲。除了輸出中國的絲織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廣州的黃金運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獲利十分豐厚，利潤可達75%－80%。   二、中國與美洲的海上貿易航路：“大帆船貿易”   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初次到達菲律賓的時候，就已發現菲島存有中國物產。1521年，麥哲倫在候蒙洪島上看到過中國的絲織品，在里馬薩瓦島看到過廣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務島上看到過中國的描花漆碗和黃色絲織頭巾，并從宿務居民口中得知，這個島和中國有直接貿易關系。1565年，墨西哥與菲律賓之間的航線開通。美洲的白銀經數條路線運往馬尼拉，再由馬尼拉流入中國。1574年（萬歷二年），兩艘馬尼拉大商帆從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爾科啟航，橫渡太平洋抵達菲律賓群島。在馬尼拉，用白銀換取中國的絲綢、棉布、瓷器等物品，再將這些物品運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著名的馬尼拉大商帆貿易正式投入運營，時稱“大帆船貿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中國海商與菲律賓西班牙人的貿易，因中國王朝政府嚴禁外國商人入境，只能在菲律賓進行，故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國之船”稱謂，它裝載的貨物主要是中國貨，船員中有許多中國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賓的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自1574年開始至1815年結束它的使命，歷時長達近兩個半世紀之久。“大帆船貿易”的繁榮，致使西班牙本土原本很發達的絲織業急劇衰落。1573年，菲律賓省督拉米沙禮斯報告西班牙王說，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輸出到中國去的貨物，“沒有一樣不是中國所己經具備的。所以，對華貿易必須向中國輸送白銀。”⑤1584年，馬尼拉殖民政府法官達發洛斯報告西班牙王說，“中國人每年把所有的金銀都弄走了。我們沒有貨物給他們，除去〔銀幣〕里爾以外，什么都沒有，請陛下命令指示我們怎么辦。”①1586年,有人自馬尼拉寫信向西班牙國內報告“此處以大量之銀及銀貨交換中國物品，此項銀及銀貨，除一小部分殘留本島外，其余大部分，均由華人運回中國”②。從馬尼拉向西屬美洲販賣中國絲綢的利潤，最高可達百分之一千。③大利所在，人爭趨之。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紛至沓來。   1570年（隆慶四年）戈第（MartindeCoiti）船隊初抵呂宋時，馬尼拉華人僅40名。可至萬歷十年（1582年）時，馬尼拉華人之多，已使馬尼拉殖民當局決定在馬尼拉市區東北部巴石河畔開設專門的華人社區———八連（Parian）。[6]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下令給菲律賓總督，對中國商人輸入的糧食、軍需品、軍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資給以免稅待遇，這大大刺激了中菲貿易的發展，旅菲華人數目隨之劇增。到16世紀90年代，馬尼拉華人數目已達2萬余，其中多數是商人和手工業者；而全部西班牙人滿打滿算，把駐軍包括在內，也僅有2000名。[7]馬尼拉轉口貿易規模之大，從船舶大小及年均進港數目可見一斑。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上通常是兩艘大商帆編隊航行，每艘排水量一般在千噸以上，1746-1761年間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羅薩里奧號為1710噸，1762年被英國海盜劫掠的圣特里尼達德號則達2000噸。南下的中國商船多為二桅平底帆船，載200-400人。據學者羅榮渠統計，馬尼拉年均進港華舶數目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8]美國學者威廉•萊特爾•舒爾茨（WilliamLytleSchurz）在其《馬尼拉大商帆》（TheManilaGalleon）一書中稱，1575-1815年間，除特殊情況外，每年駛往馬尼拉的中國帆船數一般在20至60艘之間。據估計，中國商船運來的貨物一年繳付的關稅是4萬比索，當時的稅率為船運價值的3％，據此計算，每年運入馬尼拉的商品價值約130萬比索。時任菲律賓最高法院院長、總督的安東尼奧•德•莫伽（AntoniodeMorga）感嘆道：“倘若沒有中菲貿易，菲律賓群島便無法維持。”足見對華貿易之重要性。[9]#p#分頁標題#e#   依靠對華轉口貿易，馬尼拉崛起為當時亞洲最大貿易中心之一。1580年，兩艘澳門商船抵達馬尼拉，澳門-馬尼拉航線投入運營，葡船所裝載貨物以中國貨為主，次為日本、印度產品，返程時裝運的絕大多數是白銀。1594年，西班牙國王敕令，禁止菲律賓、墨西哥直接對華貿易，將此項貿易特權留與澳門葡萄牙人獨享。澳門與馬尼拉貿易迅速擴大，1619-1631年間幾乎獨占了中國和馬尼拉之間的貿易。費爾南多•席爾瓦1626年稱：“如果沒有從澳門運來這些東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無貨可運。”[10]   為適應對歐洲、美洲貿易急劇增長之需，自16世紀下半葉左右始，廣州形成了一年一度、為時兩三個月乃至四個月之久的商品交易會，自1580年（萬歷八年）起增加為每年兩次。兩次交易會的時間安排分別與西南季風、東北季風相吻合，商人們在廣州采購后可以即刻啟航，不致占壓資金。每年一月冬季“廣交會”開始，澳門的外商云集廣州采購貨物輸往馬尼拉、印度和歐洲；每年六月夏季“廣交會”開始，澳門的外商又來到廣州采購貨物輸往日本。對華貿易的興盛，使太平洋貿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貿易，從貿易投資方向可見一斑。1618-1621年間，美洲投入對歐貿易資金為150萬比索，而對東方貿易資金為165萬比索。[11]1603（萬歷三十一年），肇始于明神宗派人呂宋機易山“勘金”，西班牙殖民者對馬尼拉華人進行大規模的屠殺。據估計，有24，000名華人遭殺害或被投入監獄。對華人的第二次大屠殺發生在1639年，原因與中國商品競爭力有關。   中國紡織品涌入墨西哥，使得西班牙商品銷量到17世紀初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墨西哥的西班牙絲織業日漸倒閉，而大量的銀元又被走私到菲律賓，甚至連秘魯的銀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購買中國的貨物，結果墨西哥的經濟走向蕭條，馬尼拉的財政也遂逐漸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稅收，從而導致了政治危機和對華人的大屠殺[12]。西班牙殖民者滅絕人寰的大屠殺，必然使中菲之間的貿易大受影響。1604年僅有13艘中國商船到達馬尼拉，中菲貿易額由1603年的133萬比索驟減到1606年的53萬比索，對中國貨物征收的進口稅也驟然減少了4萬比索。   三、中日海上貿易：“廣州-澳門-日本”航線   日本因富產白銀，16世紀后期以“銀島”而聞名于世。顧炎武說“日本無貨，只有金銀。”④日本對中國商品的依賴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須，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棉，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⑤。然而，中日直接貿易長期受到不正常外交關系的抑制。自元世祖侵日開始，中日關系已不正常。朱元璋雖在《皇明祖訓》中將日本列入“不征諸國”名單，同時卻告誡子孫：“（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為不軌，故絕之”。胡惟庸勾結日本人謀反、倭患頻仍和豐臣秀吉侵朝更使兩國關系一落千丈，明廷將對日貿易列為禁止之列，就是到隆慶元年重開海禁時仍將日本排除在外。明廷雖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販日之利，倍于呂宋”⑥，商人的趨利本性和沿海豪門高官的私欲最終使貿易制裁措施成為一紙空文。日本的石見、秋田、佐渡等礦山都盛產白銀，十七世紀中葉又引進的新式白銀冶煉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銀產量急劇上升，占世界產量的近四分之一，因而儲備了足夠的貿易用銀。   “日本國銀子多產，故上國之人交通往來販賣，而或因漂風來泊”。⑦走私貿易成為中日貿易的主要形式。1544年12月到1547年3月的兩年多時間里，赴日走私貿易因風漂流至朝鮮而被解送回國的閩人即逾千人之眾；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4月）朱紈指揮雙嶼之役，估算在外洋往來走私貿易的海船有1290艘⑨。在中日走私貿易中，葡萄牙人和荷蘭人起著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們從長崎把白銀運往澳門，再將買來的中國商品運往長崎，如此往來，獲利甚巨。葡萄牙人最先敏銳地意識到了中日不和所給他們創造的巨大商機。1555年12月1日，耶穌會士盧伊斯•弗羅伊斯在寄自馬六甲的一封信中寫道：“對那些欲赴日本的葡萄牙人來說，中日之間的這一不和，不啻是一大幫助；因為，中國人不會到那兒去出售他們的商品，葡萄牙商人便可趁此良機，通過談判來處理自己的世俗商務。”[13]1543年，葡萄牙人被中國從廣東驅逐出來，來到福建和浙江一帶活動，隨后與中國海盜王直同船到達日本，葡日很快就建立了比較友好的通商關系。1545年，葡萄牙和日本開始通商；1550年前后，嘉靖年間中國海盜王直曾盤踞多年的平戶（今長崎縣平戶市）成為日本外貿中心；1571年，長崎成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基地。葡萄牙人經營葡日貿易網絡進展神速。甚至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剛剛占據澳門時，葡萄牙人就主動招引日本人赴廣東方面貿易，還在澳門收容了不少日本人，最終將“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貿易航線延伸到日本，建立了以澳門和長崎為軸心、以葡萄牙人為中介的中日間接貿易網絡。   由此日本生產的白銀開始外流，其中大部分為葡萄牙商人所得。葡萄牙歷史學家估計，在17世紀初葡萄牙大商帆每年從日本運出的白銀價值超過100萬金幣。[14]葡萄牙人在日本進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日本沿海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則從對華貿易中獲取盡可能大的經濟利益，二則獲取先進西方火器贏得對其他大名的軍事技術優勢，①故均優待葡萄牙人。耐人尋味的是，16世紀基督教在日本傳播比較廣泛，并贏得部分大名的支持，實際上也存在貿易利益動機，美國學者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WhitneyHall）就此指出，九州的若干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通商才接受基督教。[15]繼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蘭殖民者，他們在無法取得直接對華貿易的情況下，于1625年非法占據臺灣島南部，切斷中國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企圖在中西和中葡貿易中分一杯羹。荷蘭人以臺灣為據點，對福建沿海實行封鎖，到馬尼拉、澳門、印度支那以及整個東印度貿易的船只均會遭到攔劫。中國大陸商船在遭到攔劫后，只好轉向與臺灣的荷蘭殖民者貿易。據荷蘭駐臺灣總督皮特•納依茨（PeterNuyts）在1629年說：“中國船逐漸轉到我們這里貿易，在最近五年里，很少有到馬尼拉的。”[16]即使有膽敢去馬尼拉的，也不敢多載貨物。在荷蘭殖民者的這種強制貿易情形下，荷蘭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商船的貿易額迅速增長，如1626年到菲律賓貿易的中國商船載運的生絲僅40擔，而到臺灣的船只卻載運了900擔。葡萄牙從事中日中介貿易利潤豐厚，一直令荷蘭人垂涎。#p#分頁標題#e#   荷蘭人千方百計拉攏德川幕府，不擇手段排擠葡萄牙人在日勢力，企圖取而代之。1636年，荷蘭通報日本當局，在好望角附近一艘葡萄牙船上繳獲在日葡人和天主教徒要求葡王征伐日本的一封信件；接著又發現一封致澳門葡萄牙殖民當局的“謀反”信件，其內容大同小異。1639年，德川幕府頒發第五次鎖國令，下令驅逐葡萄牙人；次年，日本又處死一個從澳門來的葡萄牙使團首腦，葡日貿易網絡由此破裂。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后，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日貿易額大增。他們控制了中國生絲在日本的貿易，每年通過他們之手進口到日本的中國生絲數量自1633年開始上升，1637年為15，000斤，但是到了葡萄牙人被逐出的1640年卻躍至83，000斤，翌年上升到100，000斤，此后一般保持在6－7萬斤[17]。從日本運出來的大多數是白銀，基本上都流入中國。據日本學者巖生成一統計，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萬歷二十九年(1560-1601)，日本白銀每年出口額是33.75至48.75噸，到17世紀初年，達到130-160噸，約占世界銀產量的30％-40％。[18]   結語   弗蘭克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世界經濟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的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19]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20]。日本金銀礦山開發在16世紀中葉出現激增，從那時開始，到17世紀前半期的一個世紀，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銀產量最多的時代，金銀在那個時代出現了大增產，其中以銀的增產最為顯著。以1596-1623年的50年間是最盛期。16世紀后半葉日本的輸出品中，白銀據有獨占地位。[21]巧合的是，美洲白銀的大量開采和出口，也是在16世紀40年代以后，正值晚明嘉靖年間。這個時期中國貨幣稅收的份額越來越大，最終演變成完全用白銀交納的“一條鞭”法的稅制。一條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國對白銀似乎有一種無限渴求。一位英國商人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描述，1635年當他的船?？吭诎拈T時，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國人都在尋找機會獲取白銀，“這種急切程度并沒有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地方的情況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他們獲取白銀的那種無止境的欲望簡直難以置信。”[22]17世紀末在菲律賓的西班牙觀察者們也是用同樣的詞匯來描述這種“無止境的欲望”。這種對白銀的急切需求解釋了為什么在17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國商人情愿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來菲律賓做貿易。   可以說，中國對白銀的巨大需求直接導致了美洲和日本銀礦產出的突然劇增，而美洲和日本對中國產品的巨大需求則是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國的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高產出、低成本的競爭力，因此中國能夠有效地提供這種商品供給。明朝中后期海上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后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競爭力，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中國從宋代至元明時期，商品經濟有很大發展，市場繁榮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紀以前，總是經歷周期性的貨幣短缺。每當商業和市場發展，貨幣供應量就出現不足。廢除海禁，與世界各國通商，帶來海外大量白銀的輸入，促成了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商幫的形成、市鎮的興起。明政府在此形勢推動下，改革兩千多年來以征收實物為主的田賦制度，明萬歷年間實行“一條鞭法”，“計畝征銀”，最終在制度上確立了以銀錢取代實物的納稅方式，由此建立起以貴金屬白銀為基礎的貨幣制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說明：如果沒有大量海外白銀輸入，明代銀本位制不可能穩定。明代銀本位制的一個致命缺陷在于貨幣供給的不穩定。由于國內白銀無法自給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銀來源嚴重依賴海外進口，海外白銀輸入為明代銀本位制的穩定奠定了基礎，由此帶來了16-18世紀中國商品經濟的繁榮。   本文的研究還有助于糾正一個錯誤的史學觀：中國到了鴉片戰爭以后才被迫向世界開放。事實上，在1500-1840年間，中國并未”閉關自守”，相反，中國同西方及東亞的國際貿易成長迅速，海外貿易對東南沿海的經濟繁榮和市鎮崛起及全國市場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23]。當時的中國，雖然政府還是推行閉關政策，但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已經融入全球化的網絡之中了，而且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當時不僅鄰近的國家要與中國保持朝貢貿易，或者以走私貿易作為補充，而且遙遠的歐洲國家、美洲國家都卷入與中國的遠程貿易之中，使以絲綢為主的中國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產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銀則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24]本文的研究為此提供了實證資料支持。

摘要：LarrySelinker提出了中介語的概念后，學界對中介語從中介語的定義、特點到其形成模式及對策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中介語是動態的、發展的，而其石化現象也是明確存在的。隨著學習者水平的提高，低層次的中介語將不斷消失，而高層次的中介語將會出現，并且出現永久性石化現象。關于中介語石化(fossilization)的研究，對二語學習和外語教學有著重要的意義，能對商務英語寫作教學帶來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中介語；石化現象；成因與對策；商務英語寫作教學

1中介語與中介語的石化現象

中介語理論在二語習得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1972年，Selinker發表同名論文Interlanguage，探索二語習得者所建構的語言系統及規律。根據Selinker等人的理論，中介語是二語學習者建構起來的介于母語與目的語之間的過渡性語言，兼有學習者母語和目的語的特征。結構上，中介語中介語處于母語和目的語的中間狀態，特征上，具有明顯的過渡性。這是一個不斷從母語向目的語靠近的動態發展過程，通常被視作學習者的一種獨立的語言系統。Selinker認為，中介語不斷向目的語靠近的過程中，低層次的中介語不斷消失，高層次的中介語不斷出現。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學習者一些語言項目、語法規則和系統性知識呈現出固定下來的趨勢乃至狀態，而年齡的和學習量的變化對改變這種固定狀態沒有影響，最終帶來語言石化現象fossilization。另外中介語的結構系統不再變化，也屬石化現象。

2中介語石化現象的成因與對策

2.1多視角的中介語石化成因

探討中介語石化現象成因的角度很多，Ellis從學習者視角把導致中介語“石化”現象的原因歸納為內因的“年齡”和“缺乏適應欲望”，外因的“交際壓力”“缺乏學習機會”、和“二語使用反饋本質”。Krashen則考察語言習得過程，把“石化”原因歸納為目的語的輸入數量不足、質量不當，學習者情感過濾、目的語輸出過濾以及目的語語言變異形式習得，注意到了目的語對中介語石化的影響。而Selinker則從五個方面歸納來了中介語產生的原因：(1)母語遷移(LT)；(2)培訓轉移(TT)；(3)學習策略(strategiesofSLA)；(4)交際策略(strategiesofSLC)；(5)目的語過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ofTL)，從外語教學的角度來考察中介語的成因，既考慮了學習者本身，也涵蓋了語言學習過程和目的語的影響，對外語教師具有借鑒作用和實用價值。而后Selinker，Swain和Dumas(1975)歸納并強調了三個方面，即語言遷移、過度概括和過度簡化。

摘要：隨著高考制度不斷改革，高校擴招形勢日益突顯，這就需要更強大的師資力量作為保障。“互聯網+”時代被引入高等教育，成為高校教學手段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商務英語作為一門新興的跨學科專業，師資力量和教學設備還不夠完善，而“互聯網+”時代為商務英語教學提供了現代化的教學技術和信息化的網絡資源，形成了以科技為基礎，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型移動化教育模式，為培養跨專業、跨學科、跨國際文化的商務英語人才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本文主要探討教師移動化教學能力的現狀，通過分析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提出相應的方法策略。

關鍵詞：“互聯網+”;商務英語;移動化教學;能力培養

我國作為世界經濟強國，對外交流不斷加強，過境貿易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新時代、新形勢要求高校的商務英語專業為國際貿易培養優秀的人才，需要順應時代的需求和發展趨勢。在互聯網的影響下改革舊的教育模式，改變傳統教學理念，進一步使高校教育與網絡化和信息化接軌，更好地利用“互聯網+”時代的優勢，使教學方法與時俱進，培養出英語功底好、商務知識扎實、外交能力強的復合型人才。這對高校教師移動化教學能力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賦予了教師更艱巨的任務。“互聯網+”為高校商務英語教學提供先進的現代教育技術和豐富的網絡信息資源，促成了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培養為核心的移動化教學模式，最終推動了以培養合格的跨文化商務交際人才為理念的高校商務英語教學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和市場化方向的進一步發展。

一、“互聯網+”時代商務英語移動化教學

“互聯網+”戰略由總理于2015年3月提出，主要內涵是整合互聯網技術與我國的經濟實力，使其不斷發展壯大。而互聯網技術已經應用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在商務英語教學中更能突顯互聯網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重要意義。“互聯網+”時代標志商務英語的教育模式開啟了新的紀元，培養英語交際能力強、商務基礎知識穩固、經濟貿易和管理等理論知識熟識、能熟練使用英語進行商業交往的國際綜合型人才，是“互聯網+”時代高校教師義不容辭的責任。跨時代商務英語移動化教學專業的理論體系、培養目標及教學科研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礎上，對跨文化商務英語教學研究的主要議題，尤其對以往研究之不足進行簡要評析。商務英語教學使學生不能單純地滿足于對其他國家的風土人情、社會文化及主體價值觀念的了解，除此之外，必須對交際對方的職業文化、個體差異有所了解，了解其他文化的總體經濟狀況。商務英語專業要培養合格的跨文化商務交際人才，有必要通過科學論證、精心設計，建立系統的立體化跨文化商務交際課程群。

二、“互聯網+”時代商務英語移動化教學存在的問題

1.沒有引起高度重視。目前，部分高校教師一心撲在論文和科研上，他們更注重的是職稱評定和課題研究，這就導致他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和科研成果上，沒有多余精力運用互聯網對學生進行移動化教學指導。這種在教學態度上不夠重視是問題的根源，是目前需要改善的首要環節。例如，一些高校商務英語專業的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認真鉆研，，導致幾年下來部分同學能寫出相關論文，卻不能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沒有真正的跨國交往能力，缺乏商務英語口語交際能力，缺少真正的實用性人才，這些都需引起教育行業警惕。另外，還有一些年長的教師固守傳統的教學模式，一根粉筆書寫整個課堂，不愿意學習并使用互聯網的相關知識，導致課堂教學呆板落后。2.教學目標不夠明確。作為一門綜合型專業，商務英語的主要教學目標是為國家培養既精通商務知識又能夠靈活運用語言的應用型人才，而不只是研究型人才。因此，如果僅教會學生關于商務英語的理論知識，培養出來的更像是英語專業的人才，而不是跨專業學科的綜合型商務人才。教師除了講述專業知識，還應教會學生具體的應用方法，能夠將商務知識學以致用，用精通的商務知識和熟練的語言能力解決真實的商務問題，這樣才能使教學目標得以真正實現。3.教學方法不夠恰當。“互聯網+”時代是呼喚新事物的時代：在互聯網技術和計算機技術日益發展的背景下，出現了移動化購物中心——各種電商平臺；衍生出移動化支付方式——在線支付；創造出移動化交通工具——共享單車，這些都離不開先進技術和恰當方式的綜合運用。在教學中，多媒體信息技術作為教育行業最關鍵的技術方法，沒有得到廣泛恰當應用。在商務英語的實際教學中，一些教師并沒有打破傳統教學系統限制，教學媒介采用網絡下載的現成的教學設計和課件，籠統地接受和運用在教學中甚至將多媒體當成講述英文單詞的“電子詞典”，網絡中單詞的發音、意思、例句一覽無余，減輕了教師的備課負擔甚至成為投機取巧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導致學生學習時一味敷衍，無法深刻記憶。4.缺乏優秀的教學資源。首先，商務英語方向的優秀教材并不多，配套的教學資源有限，師資力量相對薄弱。部分教師雖然學歷較高，專業技術知識較扎實，但由于缺乏授課經驗，不懂得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只是系統、片面地按照互聯網上的內容進行講解演示，導致講授內容嚴重脫離實際，照本宣科，課程重點不夠明確，沒有主次，知識不能連成體系，學生無法深入透徹地理解課堂內容，不會舉一反三。例如，個別短語和語法不能結合真實的商務背景進行分析舉例，導致學生無法運用到實際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摘要：本文通過研究目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現狀，從輸出驅動的視角著手，將輸出驅動假設中的“驅動、促成和評價”三個環節貫穿于大學英語翻譯課程中的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人本互動和人機互動四個層面。通過對學生進行開放式訪談，發現學生對該教學模式的評價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呈現了不同反應階段。最后得出結論，以輸出驅動為指導的互動式翻譯教學模式符合當前高校大學英語翻譯課堂發展的實際需要，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還要照顧學生的適應情況，不能急于求成。

關鍵詞：輸出驅動；互動式教學；大學英語翻譯教學；實證研究

《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2007版）中明確指出；大學英語教學需要培養學生“翻譯能力”，并從“一般要求、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三個層面針對翻譯材料的熟悉度、翻譯速度以及譯文質量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但是，在當前我國大學英語教育中，翻譯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2013年12月以前，全國大學英語考試中翻譯題的比重僅占5%，導致在教學過程中翻譯能力的培養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肯定，大學英語翻譯教學處在非常尷尬的境地。因此，本文將嘗試從輸出驅動視角著手，將互動翻譯教學模式引入大學英語教學實踐中來，以期為我國大學英語翻譯教學質量的提升提供一些理論層面的參考。

一、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現狀

（一）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課程的重視程度不夠

從當前階段我國大學英語翻譯教學實踐活動的基本現狀來看，翻譯課程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肯定。雖然當前階段已經有部分“雙一流”大學開展了包括翻譯在內的大學英語專門課程，但是大部分地方性高校都沒有專門設置翻譯課，而且翻譯方面的內容在教學中所占比重偏低是不爭的事實。

（二）教學模式囿于傳統教學模式，教學效果不明顯

0引言

CSSCI核心期刊論文數量反映了我國人文社科發展的總體情況。最近10年來CSSCI期刊論文呈下降趨勢,從2009年的150069篇下降到2019年的119866篇。經濟管理類CSSCI期刊論文數量與之類似,從2009的48102篇下降到2019年的32397篇。在人文社科研發經費與研發人員穩步增長的今天,這種現象是極不正常的。我國CSSCI論文持續下降的原因本質上源于影響因子的操控行為[1]。根據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它是期刊統計年度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統計年度的平均被引次數,如果能適當降低載文量,那么有可能會提高影響因子。影響因子操控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何況一些研究表明降低載文量不一定會降低影響因子,因為載文量與影響因子無關[2-4]。此外人為降低載文量也會犧牲學術期刊的信息和知識量,不利于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健康發展。為了抑制載文量異常下降現象,有必要設計反映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的新指標。開展相關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第一,有利于遏制期刊載文量異常下降現象,使期刊載文量與人文社科發展同步;第二,期刊信息和知識密度指標缺乏,有利于完善相關領域的評價指標,從而推進文獻計量學的發展;第三,分析信息和知識密度指標與其他文獻計量指標關系,為學術期刊評價提供新的視角和尺度。1994年原國家科委曾經出臺過期刊信息密度的考核指標,就是每個印張的論文數量,該指標應用數年后逐漸被廢棄。孫景峰[5]認為采用每印張論文數量表示信息密度并不科學。王蔚良、陳詠梅[6]指出論文的學術質量與文章長短沒有必然關系。李曉紅、馮保初[7]認為限制論文篇幅,影響學術論文的完整性,也不利于學術風氣的成長。趙均[8]提出信息密度可以作為定性指標來進行評價,但不宜作為定量指標來使用。論文中包含的知識量測度一直是個研究難點。溫有奎[9]提出知識元的概念,指不可再分割的具有完備知識表達的知識單位。傳統標引使用關鍵詞或主題詞進行標引,以它為基礎的信息檢索系統可以提供基于主題詞、關鍵詞、作者、篇名詞、文摘詞等元數據的信息檢索,甚至全文檢索,檢索結果是文獻集合[10]。從這個角度,關鍵詞是非常重要的知識標引,是知識元的重要組成部分。期刊論文關鍵詞能反映一定的信息和知識,目前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通過關鍵詞研究學術熱點,Atlametal.[11]基于詞頻變化和機器學習自動估算關鍵詞一定時空內研究熱度的變化情況。Zhaoetal.[12]進行關鍵詞聚類研究,根據出現年份進行關鍵詞熱點分析。Shaffer[13]抽取論文標題中的詞語構建共現網絡,通過聚類分析識別新興研究前沿。余豐民、林彥汝[14]通過基于學術論文關鍵詞詞頻統計方法,構建研究熱點漂移程度模型。奉國和、孔泳欣[15]基于生命周期理論和詞頻分析方法,揭示學科研究熱點及變化趨勢。廖鵬飛,李明鑫等[16]從生命周期角度出發,嘗試從被常規研究所忽略的長尾關鍵詞中探尋領域新興前沿,提升領域前沿識別的時效性。另一方面是關于論文關鍵詞信息與知識含量的相關研究,李秀霞、程結晶等[17]研究發現,我國情報學期刊的關鍵詞呈典型的負冪函數分布,期刊關鍵詞分布的負冪函數方程參數可作為其學術質量評價的指標之一。安璐、余傳明[18]通過計算期刊的關鍵詞數量與方差,指出學術期刊質量的提升不僅依賴于被引頻率、影響因子等,更重要的是規劃、調整期刊的主題內容。馬崢、俞征鹿[19]通過統計期刊文獻關鍵詞,設計了“紅點指標冶,用來反映期刊內容與同領域的研究熱點方向或主題的重合程度,以此評價期刊的學術質量。田大芳、張瑞麗等[20]以《中國圖書館學報》和《情報學報》為例,計算兩種期刊關鍵詞相似度,發現兩種期刊的相似度有一定波動,但整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參考文獻作為科技論文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包含了一定量的信息和知識,是影響科技論文質量的重要因素[21]。Biglu[22]通過研究SCI數據庫參考文獻數量對影響因子的影響,發現影響因子和參考文獻數量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Corbyn[23]基于Science上發表的50000篇論文研究發現,參考文獻越多,論文越容易得到更多的引用。姜春林、劉學等[24]研究發現,高被引論文傾向于引用高被引文獻。梁春慧、孫艷等[25]對8585篇化學論文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高被引論文的參考文獻數量明顯比一般論文多。張壘[26]對檔案學期刊的研究表明,參考文獻數量與論文高被引不具有相關性,但高被引論文傾向于引用影響力較高的期刊。綜上研究可以看出,關于學術期刊的信息和知識量研究,原國家科委提出的每印張論文數量指標存在不少問題,事實上已經停止使用。關于學術期刊信息和知識量的相關研究,學術界研究思路主要包括關鍵詞分析、參考文獻分析等,但目前研究主要目的是研究不同因素之間的關系,或者是研究學術熱點,關于信息和知識量測度的研究比較缺乏,事實上迄今為止尚缺乏相關指標。本文以CSSCI經濟學期刊為例,基于中國知網的引文數據庫,在對學術期刊信息和知識量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從載文量、被引刊數、參考文獻、關鍵詞等角度多方面選擇評價指標,并采用TOPSIS法評價,得到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Information&KnowledgeDensityIndex,IKDI),并研究其與其他文獻計量指標關系,在此基礎上得出研究結論并進行相關討論。

1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原理

1.1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設計原則

第一,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應主要采用來源指標評價。期刊評價指標包括來源指標和引用指標,前者主要是期刊本身包含的一些指標,比如作者數、地區分布數、論文篇幅、關鍵詞、參考文獻、基金論文比等等,后者是期刊的被引指標,如影響因子、即年指標、特征因子、總被引頻次等等。來源指標是引用指標的基礎,從來源指標來設計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有利于更加合理地對一些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從源頭和形式上提高期刊論文質量。第二,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應包括更加廣泛的因素。對于學術期刊的信息與知識密度的評價,目前還是個很大的難題,因此測度時應避免視角單一,這樣可以降低測度誤差,提高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的穩健性。比如應綜合考慮載文量、被引刊數、中英文參考文獻、國際化水平、關鍵詞覆蓋范圍等等。第三,信息與知識密度的評價指標主要應選用相對指標。采用相對指標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信息與知識測度的質量,避免單純追求數量的現象。第四,權重穩健原則。用于測度信息與知識密度的指標有多個,由于處于探索階段,對于每個指標的權重大小設計尚缺乏經驗,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宜采用等權重原則進行處理,即擯棄主觀評價方法,以客觀評價方法進行指標體系評價。第五,避免自然權重原則。自然權重最初由俞立平、宋夏云等[27]提出,是指在多屬性評價中由于標準化后指標均值不相等帶來的權重偏倚現象。文獻計量指標許多并不服從正態分布,自然權重問題會比較嚴重,所以要采用新的標準化手段,防止自然權重的帶來的異常影響。

1.2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評價框架

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框架如圖1所示。主要從信息與知識載體、信息與知識內容、信息與知識來源、信息與知識來源國際化、信息與知識影響這5個視角進行測度。信息知識載體:主要從載文量角度進行測度。在版面一定的情況下,假設質量不變,那么載文量大的期刊無疑具有更多的信息與知識含量。載文量是個雙刃劍,曾經出現過一些期刊載文量人為加大導致期刊質量下降的情況,后來更多期刊片面認為降低載文量會提高影響因子,因此近年來CSSCI期刊載文量又出現普遍降低的異常現象。文獻計量指標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管理調節作用,對學術期刊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需要進行適當干預。信息知識內容:采用篇均關鍵詞表示。一般每個期刊都規定了關鍵詞的數量,但有一定的彈性,總體上變化不大。關鍵詞越多,意味著期刊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涉及的范圍越廣,期刊信息和知識量越多。但是這里面需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關鍵詞的近義問題,由于中文的特點,關鍵詞之間意思相近或相同的情況不少,這里存在信息冗余,目前還沒有較好的解決辦法。第二是關鍵詞的重復問題,如果期刊專業性較強,必然有很多關鍵詞是重復的,篇均關鍵詞較少。對于這個問題,只能說專業性較強的期刊關鍵詞指標相對不占優勢,但鼓勵這些期刊增加關鍵詞有利于跨學科、交叉學科研究,還是有利于提高期刊質量的。信息來源指標:采用兩個指標表示,分別是篇均中文參考文獻和篇均英文參考文獻。學術研究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的,即使是前人的錯誤也是研究的重要基礎。所以不管引用目的是什么,這并不妨礙用參考文獻數量來反映期刊的信息與知識含量。需要注意的是,從單篇論文的角度,難以采用參考文獻指標來評價其信息和知識量,因為對于單篇論文個體,需要通過論文內容來對其創新進行綜合判斷。但從期刊評價的角度,因為期刊是若干論文的集合,所以從期刊總體信息與知識量評價的角度,用參考文獻相關指標是可以的。信息知識來源國際化:用外文參考文獻比表示,這里外文主要是英文,但也包括少量的日文、韓文、德文、法文等。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即使是人文社科研究,國際交流也大大增強,如果一個期刊引用更多的國外文獻,說明其具有更廣闊的研究視野。當然由于學科不同,期刊引用國外參考文獻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比如經濟學引用國外參考文獻比例一般較高,中國歷史引用國外參考文獻比例較低,但評價一般用在同一學科的不同期刊之間比較,因此這個問題的影響相對較小。信息知識影響:用新擴散因子表示(NewJournalDiffusionFactors,NJDF)。該指標是Frandsen[28]提出的,用期刊被引刊數除以載文量。由于每個期刊的辦刊偏好、辦刊特色均不一樣,一個期刊被引用的期刊越多,說明該期刊具有更多的信息和知識量。這個指標是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中唯一的一個影響指標。

知識服務是一種提供以內容為基礎的組織產出［1］。在大數據背景下，信息量巨大而知識量小，更突顯出知識服務的重要性。科技期刊作為自然科學科研成果的傳播媒介，原有的信息服務已不能滿足國家、政府、機構及科研人員對知識的需求，科技期刊應從信息服務向知識服務轉型，更加密切關注國內外科研環境的變革、國家戰略發展中心的變化以及所在行業的發展規劃，通過對科技期刊資源、技術、人員等的調整與整合，發揮科技期刊的知識管理能力，提高知識服務效益，提升科技期刊在科技發展中的貢獻度［2］。期刊編輯作為科技信息加工者，通過將繁雜、無序的信息轉化為系統知識體系（期刊），具有提供知識服務的天然優勢，應通過不斷提升自身的信息能力，以信息管理和組織能力為基礎，以信息獲取和檢索能力為保障，深入挖掘信息價值，通過目標明確的信息組織形成知識產品、提供知識服務，從而契合時代需求，在完善個人能力的同時促進期刊影響力和貢獻度的提升。筆者結合自身所在期刊（以下簡稱“學報”）的工作實踐，從以下3個層次論述科技期刊編輯面向知識服務的信息能力，旨在啟發同行、共同進步。

1信息分析和管理能力

對海量信息的分析和管理是知識服務的基礎。信息分析指對信息高度敏感，能夠準確區分、分類信息，對信息作出快速、準確的判斷；信息管理指將信息分類和歸納，按照一定規則建立信息網絡框架，構建知識體系，且對該體系進行動態更新。

1.1信息分析

科技期刊投稿的稿件中包含多個維度的信息，包括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層次和時間、地點、人員、基金等。學報編輯部在收到稿件之后，首先從以下幾個維度對稿件信息進行分類：在研究對象維度，稿件研究對象的分布和出現的頻度、密度，可說明哪個研究對象受到重視，為把握研究重點和熱點的變遷提供參考；在研究領域維度，判斷稿件在昆蟲學或植保學的哪個領域開展，是昆蟲生理、生態、生化、遺傳、分類或者害蟲控制、昆蟲毒理、資源昆蟲開發等；在研究層次維度，判斷文章是簡單現象描述、初步關聯性分析、深入因果關系探討或是創造性地提出了新理論或技術等。此外，稿件中還包括時間維度信息，如：試驗的時間、試驗持續的時間；位置維度信息，如試驗的地理位置、作者所處的省份和區域；人員維度信息，如參與試驗人員分布、研究生數量以及各級專業科研人員的分配等，以及作者中是否有合適方向和能力匹配的潛在審稿人；基金維度信息，如國家級、省部級、地市級、行業及社會團體等項目支持。

1.2信息管理

將稿件中原始、新穎的信息構建結構化文檔，根據上述1.1中分析出的特征對來稿中信息進行高度突出特征的標引，即在對來稿進行信息分類的同時完成對內容的語義化、細粒化的知識標引［3］。將這些結構化的基礎性信息格式作為原生數據生成信息管理集約化平臺，方便編輯部隨時隨地、有針對性地獲取關聯數據，使得編輯部不僅對信息有充分把握和敏捷反應，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信息的擴展功能；通過與第一手信息的密切關聯，把握研究領域發展的脈絡，及時發現新的創新點，為知識組織提供思路。在信息系統搭建的基礎上，在單維度的信息間建立起聯系，形成立體、網狀、互相關聯的網絡框架，構建知識體系，并在日常工作中保持該體系的動態更新。同時，建立審稿人實時信息管理系統，對審稿人的基本信息如研究方向、單位、年齡、學歷、學位等的掌握之后，持續追蹤其研究方向、團隊情況、團隊核心成員情況、研究興趣點轉化等。審稿人作為科技期刊維持運營的中堅力量，代表研究領域方向最活躍的智慧力量，從信息組織角度對審稿人管理，可組織目標清晰的知識產品，或面對突發事件時可及時地溝通、聯絡，提出解決方案。

一、學術英語課程設計中需解答和平衡的問題

Dudley－Evans和St．John（1998：145）具體羅列了教師和課程設計者在進行學術英語課程設計時應遵循的標準和要考慮的因素：（1）課程采用精修還是泛修的形式？（2）學習表現是否需要評價？（3）課程是針對現實需要還是未來需要？（4）教師角色是充當知識和活動的提供者還是根據學生的需要充當活動的促進者？（5）課程采用寬焦點還是窄焦點？（6）課程是采用預先學習獲得先驗還是同實際工作與研究同步進行？（7）教學材料是注重普遍綜合還是僅針對學習者的學習或工作？（8）修讀該課程應該是同質人群還是異質人群？（9）課程設計是否需要經歷與學習者協商過程，還是完全由教師和行政人員制定？筆者在借鑒Dudley－Evans和St．John的基礎上再提出六條要著重考慮的要素，具體如下：

1．是教專業知識重要還是教語言重要學術英語教學模式符合

Krashen（1985）的第二語言輸入理論，因為該模式可以使學習者直接接觸可理解性輸入內容從而有助于二語習得。Long（1996）則進一步提出意義的交流在第二語言習得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理論進一步演化為語言教學的核心到底是意義還是形式，Ellis（2001）把以意義為中心的教學描述為把語言作為達到某種非語言目標的工具而不是學習對象。以語言形式為核心的教學包括語音、語法、詞匯、語用的教學等。Seedhouse（1997）認為很難在二者之間進行清晰的劃分，傳統教學背景下學生在進行專業英語（以意義為中心）學習的同時又有基礎英語課程（以形式為中心）的支持。過去，從事專門用途英語教學的教師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課程內容上，而把語言問題視為英語教師的職責范圍。學術英語教學模式力圖把二者融二為一，在此過程中大部分時間是以內容為中心，過程中偶爾會以形式為中心。大學學術英語課程在內容上畢竟需要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難度，這就要求教師不但要有扎實的語言教學功底，還要有相當的跨學科基礎知識（至少要高于專業的學生）。實踐證明，教師用英語對該學科內容講解得越深入，越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也越能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反之，如果教師自身對專業的知識僅是一知半解，再用英語講解起來就會相當困難，達不到學術英語教學的目標。

2．課程是采用必修還是選修

不同的學術英語課程應該采用不同的課程模式。第一，根據一般和特殊關系，學術英語可分為通用學術英語和專門學術英語，前者由于側重各學科英語的共性特征，主要訓練學生各學科通用的學術口語交流能力和學術書面交流能力，包括用英語聽講座、查文獻、撰寫論文和參加國際會議等，所以基本采用必修課形式。后者由于側重特定學科（如金融、法律、工程、醫學等）的選詞造句、語法結構、語篇特征等，學科性較強，一般應根據學生的需要開設成選修或必修，旨在培養和深化學生在某一特定學科領域的專業能力。第二，學術英語課程也可以根據功能屬性劃分為知識型、技能型和素質型學術英語課程。在此基礎上各高校根據需要可分別開設成必修課程（如翻譯、寫作）或選修課程（如西方文化、高級視聽說等）。不同的開課類型都是為了最終滿足學生個體未來從事專業學習和研究，以及未來職業的需要。在此基礎上，未來的大學英語課程體系將由通用過渡課程、學術必修課程和學術選修課程三大類課程組成。

3．是采用大班教學還是小班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