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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志國 徐德財 趙晶 單位：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 東北師范大學商學院

一、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并于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隨著我國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顯現，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使經濟增長奇跡背后的和諧與公平開始受到拷問，并可能最終影響我國未來構建和諧社會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近年來，各級政府都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首要任務，陸續出臺了一系列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但整體看效果并不理想。近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大多聚焦“三農”問題，并且將農村金融體系建設擺在極其重要的位置。尤其是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農村金融是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顯然，我國正處于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金融體系建設的關鍵時期，因此需要正確理解農村金融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清醒地認識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地建設農村金融體系，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順利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構建和諧可持續發展的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按照傳統經濟學邏輯，金融內生于經濟發展戰略，農村金融是為了有效地動員農業、農民和農村的經濟資源和經濟剩余(林毅夫等，1994)。因此，過去農村金融為了服從于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成為向工業和城市輸送農村經濟資源與剩余的管道(溫濤等，2005)。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國的農村金融并非內生于農村經濟，其發展也不可能沿著自身內在的邏輯展開和擴展，而是由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顯然，這種由政府主導的農村金融體系不僅不能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反而極有可能會抑制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困境就在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關系的失調(冉光和，2008)。因此，在新形勢下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重新理順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構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促使和保證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丁志國等，2011)。

關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中，King和Levine(1993)指出發展我國家政府提供的低效率農業信貸投入對農業增長產生了制約效應，這一經驗證據表明政府參與的農村金融活動實際上具有明顯的負外部性。傳統經濟理論指出由于政府干預的存在市場很難達到有效，這對于農村金融市場同樣成立。正如Burgess和Pande(2002)基于印度1961—2001年銀行業政策調整階段數據所得出的結論:印度農村銀行業改變了農村的生產活動和雇傭行為，進而使貧困減少和產出增加。由此，撇開外部政策干預，農村金融機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支援農村發展，然而這仍然依賴于農村金融市場整體的活躍程度。針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現狀，何廣文(2001)認為我國農村金融供給不能適應農村金融需求，當前農村金融體制明顯阻礙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張兵等(2002)和安翔(2005)分別對我國農村金融深化的績效和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但由于他們的研究都是在沒有對數據平穩性進行檢驗的情況下直接進行的回歸分析，因此所得出結論的可靠性值得推敲。朱喜和李子奈(2006)、楊棟和郭玉清(2007)分別實證研究了農村信貸效率和農業信貸效率，但研究的視角主要是基于傳統農業內部，不涉及農村經濟的其他方面。謝瓊等(2009)研究了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結論認為農村金融制度在結構和功能上與農村經濟發展目標存在偏差。我國西部農村地區1978—2008年的數據表明農村金融發展規模、結構以及投資水平有助于農戶收入的增加，而農村金融效率對農民收入增長具有抑制作用(賈立和王紅明，2010)。事實上，之所以出現西部地區農村金融效率顯著負向影響農民收入增加源于該區域農村金融整體效率偏低。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的研究就直接指出我國農村金融效率區域差異明顯，東部地區的農村金融效率總體高于中西部地區。溫濤等(2005)、余新平等(2010)實證研究了我國金融整體發展、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

張敬石和郭沛(2011)進一步基于VAR模型考察了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關系，結果表明農村金融規模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縮小，而農村金融效率則有助于緩解農村收入不平等的局面。總體而言，關于我國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影響的現有文獻為這一問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尚缺少一致性結論，尤其缺少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影響路徑和影響效果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經典理論模型，選取1978—2010年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相關數據，基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采用協整檢驗、Grange因果關系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等計量方法，實證研究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進而科學甄別現行農村金融體系的效率，回答農村金融是否真的有效促進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問題，為保證有的放矢地發揮農村金融在現代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和數據支持。

二、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影響關系的基本判別

為了有效刻畫和判別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基本現狀，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與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而驗證農村金融是否真正有效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本文選取了農村實際人均增加值、農村投資比率、農村金融相關率、農村存款比率和農村存貸比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和計量回歸，指標說明及其處理見表1。有效識別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路徑，并剖析兩者發展態勢的背后動因是分析相互影響機理的基礎，因此本文首先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相關指標進行了對比描述和統計分析。圖1描繪了我國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與金融信貸的基本狀況。從圖中可以看出，1978—2010年我國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與農村金融資產總量基本保持趨同的增長趨勢，說明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確實隨著農村產出的增長呈現同步提高，農村金融市場與農村經濟發展保持雙向協同。然而對比農村存款和貸款的變動趨勢來看，雖然兩者同樣保持了較明顯的增長態勢，但農村存款和貸款之間的差額卻逐步放大，表明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信貸供求不協調的基本現狀，同時也暗示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信貸結構為了進一步分析農村金融體系調整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本文在圖2中給出了農村金融市場信貸和投資狀況與人均實際增加值變動的趨勢分析。由表1可知，農村金融相關率(fir)、農村存款比率(ck)、農村存貸比(cd)和農村投資比率(tz)都不同程度地剔除了農村產出增長所引起的結構變化，因此圖2中對比給出的農村人均增加值與農村信貸投資結構變動趨勢能夠更準確地反映我國農村經濟增長與農村發展的基本關系。從圖2中可以看出，相比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的穩步增長趨勢，存款比率雖然較平緩，但仍表現出較明顯的協同增長趨勢，說明我國農村儲蓄率處于較平穩的增長態勢。投資比率所表現出的平行趨勢表明我國投資產出效率在考察期間并未出現顯著的調整，其推動農村經濟增長的功效有限。圖2結果進一步顯示，金融相關率和存貸比具有明顯的波動特征，且兩者呈現此消彼增的特征。相對而言，金融相關率反映了我國農村整體金融市場規模，而存貸比則一方面反映了投資轉化比率，另一方面反映了農村金融市場的信貸結構。不難發現，金融相關率雖波動較劇烈，但基本趨勢隨著人均實際產出而增長，說明農村經濟增長與農村金融市場規模基本保持平行發展。而存貸比的變動趨勢表明我國農村儲蓄投資轉化率具有明顯的時變特征，可能與政策調整和政府扶持力度相關。另外，1990—2010年存貸比處于增長趨勢，說明我國農村信貸結構正朝著不協調方向轉化，這可能影響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支撐功能的實現。總體來看，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相關指標雖并未完全一致地與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變動趨同，但是總的趨勢可以表明，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金融發展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特征。#p#分頁標題#e#

三、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相互影響關系分析

上述基本判別的結論表明，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金融發展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村金融確實對農村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促進作用，因此需要借助計量經濟學模型實證分析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

(一)模型設計及數據選取

為了有效測度金融發展對產出的影響，Pagano(1993)引入了簡化的內生增長模型———AK模型，以表示產出與投資存量之間的相關特征。由此，Pagano指出金融可通過影響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率以及投資的產出效率影響經濟體的產出模式以及結構。事實上Pagano所提出的結論已被大量學者的經驗結論所驗證，然而這里忽略了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體系之間內生的相關性。按照經濟學理論，理性人對儲蓄和消費的決策取決于其財富基礎，其中收入是財富的最重要組成部分，而收入本身又受到經濟產出和價格體系的影響。金融雖會顯著影響經濟體的增長模式，但其在本質上又依賴于經濟增長，因此單純考慮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忽視兩者存在的內生相關性，其所得結論雖反映了經濟系統的部分信息，但是信息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值得推敲。為此本文基于Pagano(1993)所提出的結論選取了反映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相關指標，并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測度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內生相關關系，真實反映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系統和金融系統共生依賴的事實。本文數據選取區間為1978—2010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自于《新我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和歷年《我國統計年鑒》、《我國農村統計年鑒》及《我國金融年鑒》，數據處理采用EViews6.0。數據指標的選取與處理參見表1。按照基本的操作步驟，本文首先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了檢驗，并基于平穩性結果實施了協整檢驗，以確定農村經濟發展變量與金融發展變量之間是否存在明顯的穩定長期相關關系;而后則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等手段考察兩者的相互影響機理。

(二)結果分析

表2給出了實證過程中的平穩性和協整檢驗結果。鑒于前文分析和引述中指出金融相關率與存款比率兩者在反映的基本信息方面存在交疊，且兩者在統計上具有明顯的相關性，本文構建了兩個不同的變量組以更好地刻畫和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從“共同服從單位根過程”還是從“個體服從單位根過程”假設出發的驗證結果均表明組別1和組別2中變量的原始序列都顯著服從單位根過程。進一步對變量組內一階差分后變量的平穩性檢驗顯示，一階差分后的變量組服從平穩過程，說明組別1和組別2內變量都服從一階單位根過程，因此存在協整的可能性。在表2的下半部分結果中，對組別1和組別2存在協整關系個數的驗證結果表明，組別1和組別2均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組別1和組別2各自變量間存在長期相關關系，其對應協整方程為:rpgdp=－7．52tz+49．86fir－24．03cdLoglikelihood=154．9(3)rpgdp=19．16tz+74．06ck－16．24cdLoglikelihood=175．2(4)從公式(4)和公式(5)給出的協整方程可以看出，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即農村金融發展通過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比率、投資產出比率等途徑與農村經濟發展相互影響。對比方程(4)和方程(5)可以發現，由于在兩個方程中分別以fir和ck反映農村儲蓄率，進而影響了投資比率影響農村產出的性質，這是因為fir中包含了貸款部分，而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農村貸款，因此投資比率在兩個組別內的系數性質發生了改變。總體而言，農村儲蓄率正向影響了農村經濟增長，而存貸比這一反映農村儲蓄投資轉化比率的指標則負向影響農村產出增長，并說明了農村信貸結構的惡化將有礙于農村經濟增長的事實。

通過平穩性和協整檢驗分析可知，本文所選取變量不能直接進行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估計，但可以運用Granger檢驗變量之間短期的因果相關性，并選擇誤差修正模型(ECM)測度變量之間長短期相互關系，通過脈沖響應函數來測度變量之間的相互沖擊影響效應。鑒于篇幅和闡述的必要性，本文在此略去對誤差修正模型回歸結果的描述，僅以Granger因果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來反映回歸分析對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判斷結果。表3給出了農村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相關指標的短期因果檢驗。從表中可以看出，除了“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是投資比率和存貸比的Granger因”的假設在5%的置信水平下成立外，其他假設均在可接受的置信水平下拒絕了農村經濟增長同金融發展的因果關系。然而從上文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的回歸結果來看，農村金融發展同經濟發展存在顯著的長期穩定關系，只是短期內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彼此的相互影響關系存在一定的“惰性”，即指標之間的相互影響效應滯后，如表3中投資比率、金融相關率、存貸比以及存款比率對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的檢驗結果。不過表3中不顯著的Granger因果關系也恰恰說明短期內部分金融發展指標外生于經濟發展，這源于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完善進度緩慢，整體發展速度相對滯后。顯著成立的Granger因果關系進一步印證了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給出的結論，即農村經濟發展在長期和短期內都與農村金融發展產生一定的相互影響，兩者具有明顯的內生交互效應。從圖3所反映的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互沖擊路徑可以看出:

(1)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對來自投資比率的單位沖擊反應遲緩，且從總體效應上來看，投資比率對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的影響效應為零，這說明我國農村整體投資效率處于“瓶頸”階段，其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程度有限，如何有效轉變當前農村投資效率低下局面成為政府決策的問題之一;投資比率對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的單位沖擊雖在初始表現出負向調整，但后續則保持持續增長趨勢，這說明農村經濟發展短期內雖會降低投資比率，不過有助于經濟發展推動投資產出效率的提高。但是從長期來看，經濟發展本身雖會持續推動農村投資的增加，也會變相降低農村投資的產出效率，進一步凸顯農村投資效率“瓶頸”問題。

(2)存款比率的正向沖擊顯著提高了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且這一趨勢會由于農村居民儲蓄余額放大的存在而持續，這表明農村可用信貸規模真實影響了農村經濟增長，不過這一過程需要考慮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比率;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的正向沖擊使存款比率下降，表明模型中未包含反映農村消費變動變量所造成的缺陷，即農村經濟發展會適度地影響農村居民傳統的消費觀念，進而影響農戶的儲蓄傾向。#p#分頁標題#e#

(3)存貸比的正向沖擊降低了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雖然實際增加值對這一沖擊的反應具有2～3期的時滯，但是這種負向影響會持續存在，進而說明農村儲蓄投資轉化比會顯著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儲蓄投資轉化比的提高會推動經濟增長，而這也暗含了農村信貸結構合理配比會改善農村金融推動經濟發展模式的信息;來自農村人均實際增加值的沖擊會使存貸比在1～3期出現大幅度下降，即經濟發展會改善農村儲蓄投資轉化比率，調整和優化信貸結構，其效應在第4期達到峰值，但該種效應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趨近于零。這說明經濟增長本身對信貸結構或投資轉化比率的反饋效應具有時效性。總體而言，農村金融發展通過儲蓄比率影響農村市場的信貸規模，并通過儲蓄投資轉化率影響實際投資規模，進而通過投資的產出效率影響農村經濟增長，而農村經濟發展本身則會對農村金融發展產生反饋效應。基于協整和Granger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的結果均驗證了上述結論，而方差分解的結果也表明在20個年度的考察周期內，金融發展指標對經濟增長指標波動的解釋能力達35%，經濟增長指標對金融發展指標波動的解釋能力平均為20%。由此證明了農村金融發展同經濟增長內生于農村經濟系統的事實。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協整檢驗、Grange因果關系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實證檢驗了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表明，首先，從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關系看，農村金融通過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比率和投資效率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金融規模，尤其是存款規模對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成為農村金融市場的有源之水;二是我國當前存貸結構配比失調限制了農村金融支撐農村經濟發展的功能，而另外一個制約要素在于農村投資產出效率;事實上，存貸結構以及投資產出比率本質上反映了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失血”嚴重的現狀，而正是由于“失血”的存在，能夠用于發展農村經濟的可用資本相對較少，其真實的產出效應和資本的規模效應降低，進而表現為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有限;三是農村投資效率雖影響農村實際產出，但是從當前我國農村投資產出效率的基本增長趨勢來看農村投資產出效率“瓶頸”限制了其作用于農村經濟發展的效果，而這源于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多年處于資金外流的局面，農村整體社會投資額增長率緩慢，能夠最終用于農村基礎設施更新換代的資本相對較少;四是從農村金融發展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效率來看，長短期效果存在明顯差異，不同指標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模式具有顯著的滯后性特征。其次，從農村經濟發展對農村金融的影響機制來看，農村經濟發展對農村金融發展指標具有顯著的長短期影響，且這種影響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和時變特征，即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金融體系的結構也會發生相應的調整和變化，而這種調整和變化又會通過金融影響經濟發展的機制反向作用于農村發展。

從本文的基本結論可知，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均內生于農村經濟體系，兩者雖然表現出長期的顯著相關性特征，但從內在的相關結構來看，農村金融支撐農村經濟發展的機制尚存缺陷，而農村經濟發展推動農村金融體系結構完善也缺乏穩健性。為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議:一是從角色定位上，必須清醒認識到現階段農村金融的角色已經不再是為城市經濟輸送農村剩余資源，而是要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保障，即現階段農村金融的作用是吸引城市資金參與到農村經濟發展中來，因此大力發展村鎮銀行、小貸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創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通過這些新型的農村機構彌補農村金融市場的資金缺口，同時引入更多的市場競爭使原有農村金融機構能夠更重視農村金融服務效率，提高服務農村的功能。二是在發展農村金融的政策選擇上，必須做到有的放矢，避免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即農村金融發展的關鍵不是擴大規模，而是提升效率，尤其是利用合理的政策手段引導農村金融機構提高農村市場的貸存比率，堅決避免農村金融機構成為農村資金外流的通道，即避免農村經濟發展的資金“失血”是發揮農村金融核心作用的基礎。這要求地方政府應積極引導資金流向，協調政府和企事業單位與農村金融機構之間的協作關系，注重對優質高效的農業產業的扶持，通過產業效率提升降低農村金融機構向外輸送現金流的傾向或動機，從而有效吸引和穩固農村可用資本，進而保障農村金融資本規模效應的實現。三是針對農業、農村和農民予以政策和財稅扶持，便于農村機構展開針對農村建設的服務，降低由于過程成本而產生的損失，同時要引入更多的法律法規切實保障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市場的合理權益，穩定其服務農村的信心，如金融資產的有償轉讓、信貸合同擔保保險、農業信貸稅收減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