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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紀后半葉以來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文獻中，重點強調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經濟的影響（Borensztein，1998；Cohen，2005；Moschos，2008），而研究母國即投資國的文獻非常少，僅有的也只是從實證上分析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對外投資對于母國產業升級的影響，而對轉型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研究得較少。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經濟體，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沒有直接的經驗可以借鑒，必須在學習其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投資的實際情況，找尋適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道路。不同的對外投資水平和數量對于投資國產業升級的影響不同。但是對外直接投資過程因素也會對產業升級產生影響，即使在對外投資額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由于對外投資過程中的變量不同對于產業升級就會產生不一致的結果。為了研究這個問題，文章擬從兩個角度進行論證，一是在沒有引入過程變量的影響下，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接著把對外投資“走出去”的過程作為調節變量，也就是把對外直接投資和過程變量做交互項，來衡量其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升級的效果和程度；二是由于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帶來的市場化程度不同，使對外投資過程因素對產業升級的效果產生不同的影響，這里進一步地用對外投資額、對外投資過程變量和市場化程度的交互項來表示和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產業升級的效果。   二、文獻綜述   在國際投資理論的研究中，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赤松的“雁行模式”和小澤輝智的“增長階段模式”理論，都不同程度地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母國產業升級的機理和作用，日本學者小島清通過考察20世紀50-70年代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把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原則運用到國際直接投資上，認為按照“邊際產業”的順序進行對外投資，既可以實現產業的國際間轉移，也可以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雁行模式”理論是日本學者于20世紀30年代創立的關于對外直接投資和產業結構關系的一個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某一產業的發展大致上要經過進口、本地生產、開始出口和出口增長幾個階段，該模式先是在生產低附加值的消費品產業中出現，然后在生產資料的行業中出現，最后在整個制造業都會呈現出雁行變化的趨勢；小澤輝智的“增長階段模型”理論是在研究“邊際產業擴張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把對外投資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結合到一起，用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去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后，如何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從而促進產業轉型和經濟發展。這個理論為欠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趕超先進國家的機會，也為發達國家轉移產業和生產技術創造了機會。   從實證研究方面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升級既有正向的推動作用也有反向的抑制作用。從正向作用看，Hiliey（1999）通過研究日本20世紀70-90年代對東盟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發現，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日本將其處于比較劣勢的紡織和機械工業轉移到東盟國家，從而促進了日本國內生產要素從劣勢產業到優勢產業的轉移；Blomstrom（2000）用計量模型的方法驗證了日本20世紀后半葉的對外直接投資有效促進了日本國內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產業結構的調整；Advincula（2000）通過對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發現，其對外投資有助于企業從價值鏈的低附加值低端環節向高附加值的高端環節攀升，從而促進企業生產結構的優化和相關產業的升級；從負向作用看，Davis&Huston（1992）提出，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的基礎產業，它出現空心化現象將會導致就業人數和工資的下降，并做了實證研究①。通過對歐洲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量的研究發現，空心化會造成國際貿易逆差和就業下降（Barrell&Pain，1997）。Blomstrom通過對美國經濟的研究發現，由于對外直接投資，造成了美國失業率的上升（Blomstrom，1997）。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影響最大的就是國內的出口，而出口的變化又會引起就業和產出的變化（Ramstetter，2002）。   三、假說的提出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先后經歷了探索期、起步期、發展期和成長期等，到2010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分別達到了688億美元和3172億美元，是對外投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是否促進國內產業的快速升級，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一個問題。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過程表現出明顯的波動性和不穩定性，因此過程變量對于產業升級是否會有不同的影響，這是本文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和市場化程度不一致，這些因素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是否有影響，這是第三個要研究的問題。本文基于以上擬研究的問題，提出了四個假說：   假說1：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對投資國產業升級起促進作用。   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進行國際經濟合作和交往的一種重要形式，對外直接投資按投資動因可以分為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找型、技術尋求型和戰略資產尋求型四種類型，這幾種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產業升級的路徑可以歸納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擴大產品的市場容量，轉移國內過剩產能，帶動相關原材料、中間產品和設備的出口，并為其他產業的發展釋放相關生產要素；可以獲得國內產業發展所需的自然資源，促進國內因資源短缺而不能較快發展的瓶頸產業和有關國計民生產業的發展；可以通過兼并、并購等形式獲取東道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專利和管理經驗，以較低的成本在較短的時間內為國內產業發展提供所需的技術力量，促進產業整體技術水平和管理質量的提升；通過合資、收購等形式可以獲得企業深度發展所需的戰略性資產，有助于企業在整個價值鏈環節中進行攀升，從而提高該產業及相關產業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地位等。這些企業或者產業因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獲都可以通過產業間競爭、產業關聯和產業內競爭效應促進投資國的產業升級，不同規模和水平的對外投資額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是不同的。   #p#分頁標題#e#

假說2：快節奏的投資過程會制約對外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   即使在相同的對外投資額的情況下，對外投資對投資國產業升級的效應也可能會不同，這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走出去”過程的因素。本文把這個過程因素用節奏和不規則度來表示②。對外投資“走出去”的節奏是相對于對外投資的數量而言的，主要是反映在一定時期內一國或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快慢程度。VermeulenandBarkema（2002）認為較慢節奏的國際化速度可以獲得較大的對外投資效果。較快節奏的對外投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對外投資產生負面的影響：一是較快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加速相關原材料、設備和技術的出口需求，使國內企業在較短的時間無法適應和滿足激增的需求變化，需求增加對國內企業引致效果沒有充分發揮；二是技術的學習、模仿和創新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較快的對外投資使技術尋求型的對外投資企業在短時間內難以吸收消化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投資效果沒有充分發揮；三是對外投資企業的國內外投資環境是不同的，較快的走出去使得有些跨國企業難以很快適應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和挑戰，對外投資的產業間競爭、產業內關聯等效應不能有效發揮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和國內產業升級的作用，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   假說3：不規則的投資過程會制約對外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   對外投資的過程不僅可以用節奏來衡量，還可以用不規則度來衡量。對外投資“走出去”的不規則度主要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對外直接投資的不穩定性、不連續性和不規律性。VermeulenandBarkema（2002）認為不規則度會因為“時間擠壓效果”對對外投資的效果起到一個負作用。有計劃、規則的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使得對外投資發揮較大效應，投資國企業有規則、連續的對外投資可以使國內企業有預期的調整產品的生產，有步驟的學習新技術、新工藝，有計劃的學習跨國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對外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較大限度地發揮。反之，不規則的、突然的、不連續的對外投資使得國內企業短時間不能較快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不能快速進行技術革新、不能立即生產出符合市場要求的產品和服務，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不能充分發揮。   假說4：國家或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可以正向調節：（a）對外直接投資過程的節奏效應；（b）對外直接投資過程的不規則度效應。   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其市場化程度也會不同，不同的市場化水平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的影響效果也是不同的。市場化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的企業，自我適應和調整的能力比較強，能夠較快適應市場供需的快速變化，調整自身的產品結構，也能較快吸收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在新工藝、新產品和新技術的創新方面也走在前列。因此，雖然對外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會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會產生負的影響，但是市場化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減少或減緩這種負向的影響效果。   四、模型和變量選擇   在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產業升級的文獻中，并沒有成熟的實證模型可用，適合中國國情的更是空白，本文在研究這個論題時是嘗試在修改經典增長模型的基礎上，加入符合中國國情的因素和變量，以期得出較為符合中國對外投資實踐的結論。錢納里曾經利用100多個國家的數據，提出了一個適用研究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結構”的產業變動模型，其影響產業結構的模型基本可以表述如下：   其中，Y表示一國經濟結構變動的某一方面如產業結構等，AGDP表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AGDP2表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N表示某一時期的人口數，N2表示人口數的平方，T表示時間趨勢變量，I表示一國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如資本的流出、進出口的變化、固定資產的增加等。本節在這個經典的模型上，融入符合本節假說需要的特定變量，被解釋變量為經濟結構變動的一個方面，這里用產業升級指標來表示，I表示一國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流動，表明原模型已經考慮了資本流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為加入對外投資變量預留了空間，這里用對外直接投資額反映資本的流動，根據中國對外投資過程的波動性和不穩定性特點，加入節奏和不規則度，市場化程度作為調節變量，AGDP、AGDP2作為控制變量處理，N在統計年限中變化微小，因此不做考察。由于模型中的T反應時間虛擬變量，考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統計數據年份不長，因此這里忽略這個時間變量，修正后的模型可以表示為：由于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化水平等因素對于投資國產業升級的影響會有滯后效果，因此在這里采用的是各變量滯后一期的數據。在這個修正后的模型中，擬采用中國2003-2010年各省份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數據進行面板數據分析。   被解釋變量：產業升級指標，用IND表示，主要指中觀意義上的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過程，表現為產業間結構的變動和產業內結構的變動等。衡量產業升級的方法有多種，國外關于產業升級的測度方法比較完備，如霍夫曼系數、錢納里標準結構方法等，但是這些方法需要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口徑統一的高質量數據來支持，中國產業升級的數據并不能支持這些統計方法。中國學者測度產業升級主要是采用指標法：用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衡量產業升級水平（陳靜，2003），用非農化水平來表示產業升級水平，用產業結構層次系數來定量測度和刻畫產業結構升級水平（靖學青，2005）。還有的從產業分類角度出發，賦予一二三產業不同的權重，然后乘以各自的比重水平加權后為產業升級指標（徐德云，2008）。也可以構建產業升級指標體系來衡量產業升級，如程如軒（2006）認為有三級指標來衡量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變動、就業結構變動和產業部門貢獻率等。這些指標有的比較簡單，如第三產業占比和非農化水平，有的指標有人為確定的權重系數，如產業結構層次法。這里借鑒周昌林、魏建良（2007）測度產業升級的方法，他們認為產業結構的演進和升級是伴隨著分工和專業化的深入而進行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分工和專業化不斷變化的結果，因此用各產業水平值和各產業產值在GDP的比重乘積之和來表示。產業水平值用產業中的勞動生產率來表示，在本模型中用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乘以各自在GDP的比重加權后來表示，用公式表達為，i=1，2，3Li為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用各產業增加值除以各產業就業人數來表示，為了避免產業內高低生產率的差異，在實際計算中對勞動生產率組做開方處理，Pi為各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調整后的公式為：，i=1，2，3解釋變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來表示，本模型選取10個省份2003-2010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用字母Ofdi表示。調節變量：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節奏（Pace）和不規則度（Ire），節奏是衡量投資國對外投資快慢程度的一個指標，可以用對外投資企業的數量增幅來表示，也可以用對外投資額的增速來表示。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中，沒有各省企業對外投資數量的統計，因此這里用各省市對外投資額的增速來表示。不規則度反映在一定時期內對外投資的節奏，這里用一定時間內對外投資額的殘差絕對值來表示。#p#分頁標題#e#   市場化程度是反映一個經濟體通過一系列的調整達到經濟資源配置和個人經濟權利自由化的過程。根據這一定義，可以用不同的指標來反映市場化程度，如從政府角度看，可以用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國有職工人數占在崗職工人數的比例來衡量。從經濟配置角度看，可以用非國有單位從業人員占所有從業人員比例來衡量。從貿易公平化角度看，可以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按市場調節價和政府指導價銷售的消費品的比例來衡量。從要素配置自由化看，可以用個體就業人數占總體就業人數的比例來衡量。本文分析的重點是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主要考察的是經濟主體行為對于產業結構的影響，因而采用的是非國有企業職工數占所有行業職工數的比重來衡量，用字母Mar表示。具體的調節作用如圖1所示。控制變量：國內生產總值（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GDP2）。由于樣本數據區間為2003-2010年，只有8年的數據，這里不設立時間序列的虛擬變量。   數據來源和樣本單位：由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省開展對外投資的水平和速度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有的省份開展的年份早，對外投資數量多。而有的省份很少或者沒有開展直接投資。如果選用全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一是會造成非平衡面板數據，二是有的省份數量少并不能解釋和說明經濟問題，而且會影響實證分析的結果。因此本文采用的是在2010年公布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10名的省份，分別是廣東省、上海市、浙江省、山東省、北京市、江蘇省、遼寧省、湖南省、福建省和云南省作為樣本統計單位，各省份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于2003-2010年中國商務部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其他數據均來自于2003-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統計年鑒》。另外我國各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是從2003年才開始統計并對外公布的，因此統計數據的區間是2003-2010年，采用stata10.0作為計量分析軟件，具體的各變量信息見表1。五、計量過程和結果這里運用面板回歸分析的方法來考察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運用面板回歸分析有多種估計方法：如混合效應估計、固定效應估計和隨機效應估計等。在進行估計前，首先要確定使用何種估計方法。這里分別采用F檢驗來選擇混合效應和固定效應，用BP檢驗來估計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用Hausman檢驗來估計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具體的檢驗結果如表2。   根據stata10.0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模型（1）到模型（6）在混合效應和固定效應的選擇上，都判斷為固定效應；在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的選擇上，都判斷為混合效應；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選擇上，都選擇了固定效應。根據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判斷模型（1）到模型（6）均應采用固定效應的估計方法來進行面板回歸分析。利用固定效應進行面板回歸分析的結果如表3所示。表3顯示了面板方法中固定效應估計方法估計的模型結果，產業升級水平和各解釋變量、調節變量、控制變量之間都表現出了較顯著的相關關系，也驗證了上文的假說。但是作為面板回歸方法，這樣的結果并不能排除數據中組內的異方差和組間的自相關問題，因此還有必要對上述固定效應估計的結果做異方差和自相關的檢驗。這里采用Wald方法檢驗是否存在異方差的問題，用Wooldridge檢驗方法驗證是否存在自相關的問題。具體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從表4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模型（1）到模型（6）都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的問題，上述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并不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和說服力。因此為了消除面板統計結果中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問題，需要利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對這個問題做出修正，修正后的結果如表5。   模型（1）表示了在只有OFDI作為解釋變量時產業升級的效果，其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和產業升級存在較為顯著的正相關性（5%的顯著水平）。隨著對外投資的增長，隨之會表現出產業升級的效應，即對外直接投資每增加1%，產業升級的變動0.077%。在此基礎上，加入假說2和假說3的調節變量，即加入節奏和不規則度，作為調節變量解釋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考察節奏和不規則度是如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果的。結果顯示，節奏和不規則度都會使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產生負向影響；接著為了考察不同的市場化水平對于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效應的影響程度，設立了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結果顯示，雖然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會對產業升級產生負向影響，但是市場化程度高可以中和這種負向影響的程度。如果一國或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越高，就使得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的負作用發揮越小，充分發揮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六、結論和建議本文實證分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得出如下結論：   1.不同數量和水平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母國產業升級的效果是不一致的。一般說來，對外直接投資數額越大，其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效果越明顯。因為投資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相關原材料、中間產品和設備的出口，可以獲得國內產業發展的稀缺資源，可以學習和模仿發達國家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可以獲得企業發展所需的戰略性資產，而這些獲得可以通過產業內關聯效應和產業間轉移等效應，促進母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   2.對外直接投資過程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可以反向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即使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水平是一致的，由于對外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不同可以使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是不同的，實證結果表明，如果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越快，不規則度越大，會反向調節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果。這是因為快節奏、不規則、不連續、無計劃性的對外投資會使投資國國內企業無法迅速調整適應激增的市場需求，不能快速適應技術進步和工藝升級的要求，不能在短時間內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學習、吸收和消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的反向溢出效應不能充分發揮。反之，如果對外直接投資遵循一個較緩慢的節奏，有計劃、有規律、有節奏的進行，可以給投資國企業一個適應和調整的時間，使其能逐漸調整生產結構，適應由于對外投資帶來的原材料、產品和設備等需求的增加，漸進地學習、模仿和創新生產工藝和生產流程，逐漸地學習、消化和掌握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服務流程，提高自身的競爭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從而促進母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的發展。#p#分頁標題#e#   3.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和市場化程度不平衡，不同的市場化水平對于產業升級的效應是不同的。為了驗證這個假說，加入了市場化程度這個調節變量。實證結果顯示，市場化程度可以正向調節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程度。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對外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對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要小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因為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其當地市場環境比較成熟，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可以按照市場機制進行合理配置，企業能夠較快地適應市場供需的變化，能夠較快地學習、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能夠迅捷地學習、模仿先進的管理經驗。因此即使對外投資的節奏快、不規則度高，但是由于市場和企業的適應能力強，可以迅速的調整和學習，從而可以抵消對外直接投資節奏快、不規則度高對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政策建議：（1）政府在制定整體產業政策和對外政策時，要特別注重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因為較高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可以較快地促進投資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升級，各個國家或地區都應該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途徑。（2）政府在考察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果時，不應僅僅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作為唯一考核指標，還應該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來考察。因為即使一國或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相同，由于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節奏和不規則度不同，其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效果也是不同的。較慢節奏、有計劃、有規則、有節奏的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更好的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升級的正向效應。（3）市場化水平較高可以正向調節由于對外投資過程中節奏快、不規則度高對于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因此政府應該在發展對外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措施，加快經濟發展，為加快市場化進程提供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同時進行企業體制的改革，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和市場化程度，為提高國家或地區產業升級的水平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