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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利益是一國開展國際貿易的根本動力，也是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盡管貿易利益理論散落于各貿易理論之中，未成獨立體系，但貿易利益作為一國參與國際貿易的動力，一直成為貿易理論的核心內容。國際貿易可以給一國、企業或國民帶來利益，但隨著理論前提的不同，尤其隨著環境污染、自然資源尤其全球氣溫漸高對經濟增長、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影響日益加劇，貿易利益的內涵、表現以及分配主體和機制更為復雜，因此，迫切需要科學地選擇低碳經濟環境下的貿易利益的衡量指標，這為我國逐步建立碳交易市場機制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同時，對于客觀看待我國巨大貿易順差背后所隱含的資源、環境成本，運用低碳經濟模式突破發達國家的“生態標簽”等綠色壁壘，解決與發達國家間不平等貿易條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   一、現有貿易理論范式下的貿易利益   在早期分工模式下，國際貿易的對象是以最終產品為主。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均肯定了國際貿易能產生利益，并認為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貿易利益的分配，促進國家福利的最大化，最終提高世界福利水平。貿易利益主要體現在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產品的需要、專業化生產內生的技術進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要素報酬等。但由于受制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利益立場，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在宏觀、靜態的基礎上分析貿易利益，過分夸大了市場機制的功效，并將個體利益之和混同于整體利益。新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古典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不足，以企業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國際貿易利益的分配，并從經濟發展、交易效率和技術溢出等方面分析了動態貿易利益。可見，現有國際貿易理論只是一味追求狹義的經濟利益，而未能考慮社會、生態和環境綜合效益（葉汝求，2001）。企業通過不斷合并來追求規模經濟，并進而獲取競爭優勢，但嚴峻的環境約束將引發環境污染的全球擴散和生態系統的并發退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為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國內已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資源密集型產業提供理論依據，發展中國家通過犧牲環境和自然資源只是獲得了短期的經濟利益。所以，貿易雙方看似通過國際貿易取得了比較利益，但實際上有一方可能承擔了很高的環境成本，長期來看，這種成本甚至大大超過所獲得的經濟利益。   二、貿易和環境沖突范式下的貿易利益   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后，國際貿易的急劇增長，全球環境污染也日益嚴重，隨之而來的便是貿易和環境的沖突：貿易對環境有害抑或有益，環境規制是促進還是抑制貿易競爭力？這種沖突的主體就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簡稱南北國家）。北方國家基于生態傾銷理論提出，南方國家依賴于較低的環境標準形成的產品成本優勢，享受著不公正的市場競爭優勢并獲取不合理的經濟貿易利益。因此，北方國家主張：國際貿易應優先考慮保護環境；可采取關稅和非關稅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環境的產品進口；基于國際標準將貿易產品的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禁止環境補貼。南方國家基于環境成本轉移理論和污染天堂假說提出，南方國家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到北方國家，后者對資源密集產品的消費基本通過進口滿足（Ekins，1997），這使得環境污染物以“合理”買賣的形式留在南方國家，而北方國家則因此通過貿易獲取改善環境質量的利益。   因此，南方國家主張：優先考慮發展；環境措施應基于客觀、公正和最低貿易限制；環境成本內在化將嚴重影響其出口能力；允許合情合理的環境補貼。其實，南北國家對于貿易和環境沖突的根源在于兩者之間形成的特殊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是由于雙方經濟發展水平、環境價值觀以及發展目標的不同決定的。北方國家通過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的初級產品，獲取來自資源、環境和勞動等方面的相應利益，Robinson（1988）論證了美國污染控制計劃的實施已經引起美國貿易模式的變化，即進口更多資源和環境成本高的商品，從而減少對國內自然資源的消費和環境的破壞；而南方國家因此可獲取自身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和技術等貿易利益。理論和實踐表明，這種國際分工和貿易模式可以通過破壞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給南方國家帶來短期貿易利益。有些學者基于EKC假說，認為在工業化初期，南方國家無需擔憂由于專業化生產和出口資源密集型產品所導致的環境質量下降的現象，因為環境質量將會隨著人均收人達到一定水平時趨于改善；實際情況也表明，目前絕大多數南方國家已形成了專業化開采自然資源的貿易結構。   但從長期來看，對南方國家產生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明顯，依靠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帶來的環境污染轉移和生態掠奪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南方國家不能指望通過這種貿易模式縮小與北方國家的經濟差距。首先，在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環境下，由于南方國家資金缺乏、技術落后以及相對寬松的環境標準，發達工業國家將本國淘汰的技術和產業或污染嚴重的產業轉移到南方國家（Dua，Esty，1997）；同時，發達國家將工業或生活消費廢棄物大量出口到南方國家進行最后的處置或回收，這不僅污染接收國的環境，還將嚴重危害其國民身體健康。其次，南方國家由于過度開發利用其限制性的自然資源，出口資源密集型產品，而引起生態失衡，長此以往將會引起生態環境和貿易條件日趨惡化。   三、貿易和環境協調范式下的貿易利益   南北國家由于立場和利益訴求的不同，因此，貿易和環境似乎永遠處于不可調和的沖突狀態。如果從不偏不倚的全球視角，即協調貿易和環境之間的沖突，我們發現這種沖突主要源自于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的固有缺陷，而如何協調貿易和環境實現貿易利益的雙贏和最大化，則需要尋求新的理論依據和解決途徑。從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到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均充分論證了一個問題，即自由貿易能夠促進貿易雙方的經濟增長和福利改進。這種比較優勢原則的影響力十分深遠，因此，許多學者運用比較優勢原理分析環境對貿易的影響。Siebert（1977）把環境吸收能力定義為一種要素稟賦，并將其引入標準的要素比例模型，討論了國內產業污染問題。霍斯特•西伯特（2002）研究認為，環境因素以環境稟賦的方式決定比較優勢，國家之間產品相對價格的差異取決于環境資源的豐缺程度，擁有豐富環境稟賦的國家將出口含有較多污染物的商品。#p#分頁標題#e#   但是，對于貿易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比較優勢理論仍然有著其不足之處，因為它僅考慮雙方的靜態利益，卻忽視了動態利益。以出口危險廢物為例，由于發達國家處置廢棄物的環境成本很高，將其出口可以獲取貿易利益，而發展中國家廢物處理成本低廉，進口廢物甚至還可以得到對方的補貼；根據比較優勢原理，這種交易對雙方都是有益的。但若考慮環境成本的外部性對自由貿易的福利效應的改變，那么這種交易帶來的經濟收益甚至不能彌補進口國家自身所受到的環境損失（謝皓，2007）。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未考慮外部性造成的市場失靈，國際商品價格沒有包含環境成本，而基于庇古稅和科斯產權定理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理論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貿易引起環境破壞的原因不在于貿易自身，而在于市場失靈和政府政策的失靈，集中體現在沒有真正實行環境成本內部化。環境成本一般由環境要素價格和外部成本兩部分組成，前者受到環境要素稟賦豐缺的影響，后者受一國環境政策和環境標準的影響。在環境標準較寬松，且對環境的破壞投入較低治理費用的國家，環境成本低；相反，則環境成本高。環境成本內部化即指在生產成本中納入環境成本，以體現環境資源的稀缺性，同時也消除了外部性。環境成本內部化手段除了征收庇古稅、明晰環境產權并交易外，20世紀90年代后，發展到實施環境標志、推廣ISO14000等新型經濟手段。不過，環境成本內部化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一些困難，如環境資源的價格確定和產權界定以及環境政策失靈等。   四、可持續發展下貿易利益的衡量   貿易差額、貿易結構和貿易條件都曾作為衡量貿易利益的重要指標。由于貿易差額僅考慮一國獲取的絕對貿易利益，而未能考慮產業結構以及進出口價格對雙方實際貿易利益的影響，因此，一國單純用其衡量貿易利益不盡準確。因此，貿易結構和貿易條件是目前常用來衡量貿易利益的重要指標。但是，現有的貿易結構和貿易條件均未完全考慮資源和環境因素，無法真實衡量出－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取的貿易利益。因此，我們提出用基于綠色投入－產出分析法的貿易結構合理度（簡稱綠色貿易結構合理度）和基于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收入貿易條件（簡稱綠色收入貿易條件）來衡量和評價低碳經濟環境下真實的貿易利益。   1．綠色投入－產出分析法的貿易結構合理度。   貿易結構是反映貿易利益的重要指標之一，貿易結構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到一國得自國際貿易的利益。學者們以產業內貿易理論（H．G．Grubel，P．J．Lloyd，1975）等為代表的產業經濟變量內生化的國際貿易理論為基礎，用對外貿易結構是否與產業結構匹配來衡量貿易結構合理度。產業結構與對外貿易結構之間是“原像”與“鏡像”的關系，產業結構是本體，對外貿易結構是產業結構所反映的影像（袁欣，2010）。因此，分析一國對外貿易結構是否合理，就要看其是否與該國產業結構匹配，是否促進該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與對外貿易結構匹配的前提和關鍵是作為“原像”的產業結構是合理的，“鏡像”對外貿易結構才不會扭曲成“哈哈鏡”。目前，學者們提出產業結構合理性判斷標準主要包括產業間比例合理性判斷標準和產業關聯性判斷標準。產業間比例合理性判斷標準通常需要借助參照結構，如需求結構、三次產業結構模式；而參照結構與被分析產業結構度量方法的差異缺乏合理性評判準則，因此，該標準的廣泛應用受到限制。產業關聯性判斷標準包括產業技術關聯標準和產業交換關聯標準。產業技術關聯標準主要基于投入產出模型，根據技術矩陣的元素直接消耗系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評價某產業技術關聯合理性（周振華，1991）。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采用現有的投入產出表，通過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來確定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和瓶頸產業，并根據進出口產品對國民經濟系統的不同作用，分析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合理性（沈利生等，2003；楊麗華，2011）。但是，上述評價標準只考慮了財富的增長，未能考慮產業結構對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影響。雷明（2011）根據社會成本理論，認為一項經濟活動的邊際社會成本由邊際生產成本、邊際使用成本和邊際外部成本三部分組成，并以可持續發展理論為基礎，將環境和自然資源兩個因素引入傳統投入產出模型，建立了綠色投入產出模型。綠色投入產出模型是通過綠色投入產出表來反映資源、生產和廢物三者之間的關系。綠色投入產出表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在傳統投入產出表的框架基礎上，主欄增加資源使用和廢物排放，賓欄增加資源恢復和廢物治理。然后基于綠色投入產出模型的里昂惕夫矩陣，計算出綠色影響力系數和綠色感應度系數，確定引入資源和環境因素后的支柱產業和瓶頸產業，并以對應行業產品進出口占比作為因子，最終可以確定出低碳經濟環境下外貿結構的合理度。綠色外貿結構合理度越高的行業，則其綠色貿易利益會越大；反之，則越小。   2．基于環境成本內部化的貿易條件指數。   貿易條件指數是反映貿易利益的重要指標。國內外學者用貿易條件指數來衡量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利益，并且形成了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帶來貿易利益的減少，繼普雷維什和辛格（1950）首次提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后，巴格瓦蒂（1958）、克魯格曼（1979）、Find-lay（1980）和辛格（1987）等在此基礎上從不同角度支持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并導致其貿易利益減少。張碧瓊（1999）、趙玉敏（2002）、杜哲俊（2005）、曾錚（2005）實證分析研究了我國貿易條件整體上趨于惡化。ParthaSen（1998）則持另外一種觀點，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即使其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但仍獲取了貿易利益。也有學者如Haberler（1959）認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隨著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不斷改變。由于價格貿易條件只是反映單位出口商品的交換能力，而無法反映一國總體的貿易利益，所以Baldwin（1955）和Haberler（1961）認為，普雷維什提出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不適于發展中國家，只有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才能確切反映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利益。杜哲俊（2005）分析發現，1980-2000年我國價格貿易條件在波動中下降，收入貿易條件明顯改善，雙項要素貿易條件不容樂觀。#p#分頁標題#e#   目前，由于環境成本未完全被包含在國際貿易產品價格中，從而用進出口產品價格指數表示的貿易條件指數無法反映一國真實的貿易利益，這也是導致貿易與環境沖突的根源。環境成本的負外部性扭曲了產品價格，市場配置環境資源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從而會出現過度生產、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曲如曉等，2006）。環境成本內部化后，產品價格包括環境成本在內的全部實際成本，此時的收入貿易條件一定程度上衡量了考慮環境效應后的真實貿易利益。從理論上來說，環境成本內部化后的收入貿易條件越高，則本國綠色貿易利益越大；反之，貿易利益則越小。   五、結語   現有貿易理論范式下，國際貿易的利益主要強調貿易雙贏基礎上的經濟利益以及經濟利益衍生的技術進步、福利水平的提高、多樣化產品需求的滿足等，而未考慮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等對國際貿易格局和利益的影響。在貿易和環境沖突范式下，南北國家因為不同的環境觀和發展觀而產生不同的貿易利益觀，將進一步激化環境問題帶來的貿易壁壘。因此，通過環境成本內部化協調貿易和環境之間帶來南北國家間關于貿易利益的沖突和分歧，使雙方貿易利益的不平衡狀態回歸到雙贏狀態，這為我國科學、合理地衡量真實的貿易利益，探討如何實現低碳經濟環境下真實的貿易利益具有重要意義。   貿易結構和貿易條件是衡量貿易利益的兩個主要指標，在低碳經濟環境下，需要在上述兩指標中加入資源和環境因素。本文提出用基于綠色投入產出模型的對外貿易合理度和環境成本內部化后的收入貿易條件指數來衡量低碳經濟環境下真實的貿易利益。不過，盡管有許多學者認同并在實踐雷明提出的綠色投入產出模型，但是，由于自然資源定價的復雜性和環境成本確定困難，以及如何選擇綠色投入產出模型中的能源恢復部門、污染治理部門、生產部門等等因素，使得據此確定的支柱產業、瓶頸產業以及綠色外貿結構合理度的科學性會受到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意味著任何生產和貿易活動都不會超越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邊界，有利于資源和環境的最優配置。但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環境價值觀、技術水平、生產與貿易結構等方面存在差異，貿易各國間的環境標準統一，實施環境成本內部化也將會遭遇重重困難。同時，環境成本內部化通過改變產品成本和價格而改變了貿易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對其比較優勢乃至一國的產業結構產生較大的影響。另一方面，純粹根據資源稟賦豐缺和單純的貿易條件惡化不能說明貿易利益的減少和福利水平的降低，否則容易陷入“比較利益陷阱”（洪銀興，1997），而要結合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糾正國內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扭曲等方面分析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綜合衡量我國在低碳經濟環境下實際獲得的貿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