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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然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歷來是一個兩難選擇問題，特別是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發展需求旺盛的農村地區而言，更是如此。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國內外政界、學界關注的熱點，農村環境及其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也日益活躍起來。目前，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理論研究取得了積極進展，但大多針對城市、區域或工業，而專門針對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的相對較少。本文通過綜述國內外該方面的研究現狀，進一步梳理相關理論問題，為推進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發展的實踐奠定基礎。   一、國外研究進展   就農村經濟和環境的協同研究而言，國外首先從關注農村環境保護問題開始，繼而深入到注重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發展。   1．農村環境保護問題的研究   從農村環境保護問題來看，在全球范圍內，農業面源污染正在成為水體污染的主要原因，對其控制不但逐步成為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也逐步成為現代農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發達國家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過源頭控制，對農田面源、畜禽場面源進行分類控制。其核心特征為在扎實的試驗研究基礎上，發展環境友好的農業生產技術替代原有技術，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護區制定限定性農業生產技術標準。通過技術層面與政策層面的結合，在全流域范圍內廣泛推行農田最佳養分管理，限制水源保護區農田作物類型、輪作類型、施肥量、施肥時期、肥料品種和施肥方式，實行全流域氮、磷總量控制，削減農業面源污染排放量［1］［2］。國際上，在農村環境問題及其可持續發展對策的綜合研究上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研究方面關注面比較廣泛，在對農業和農村環境問題現狀研究的基礎上，關注農業荒廢產生的環境問題和政策反映。有學者從具體的技術解決措施和農村環保方案展開研究，也有從農業環境政策出發，提出農村環境管理模式轉變問題而進行研究的［3］［4］。   2．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進展   關于農村經濟與環境二者之間的協同研究，國外起步早，基礎理論成熟，主要從以下幾個視角進行研究:   (1)傳統農業改造視角。以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為代表，他認為傳統農業是一種生產方式長期沒有發生變化，基本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長期停滯的小農經濟。他提出的“高收益投入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要得到較快增長，不能靠現有資源配置，而要為農民提供新的更有生產性的高收益生產要素，這就需要改造傳統農業，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建立利于農業轉型的制度，增加現代農業要素投資和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農業科學技術研究［5］。其核心思想是如何把弱小的傳統農業改造成為一個高生產率的經濟部門。   (2)可持續發展視角。雷切爾•卡遜(RachelCarson)的《寂靜的春天》，指控了農業化學化的弊端［6］;《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了“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登博斯宣言》(DenBosonDeclara-tion)明確指出將可持續農業和農村發展有機結合，提出了可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SARD)的概念;《21世紀議程》把農業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和優先領域。從可持續發展來看農村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協同發展，其重點是強調一種發展理念和導向。   (3)生態經濟視角。以羅伯特•科斯坦扎(RobertCost-anza)和赫爾曼•戴利(HermanDaly)為代表的西方生態經濟學主流學派，在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平臺上研究了該問題［7］［8］。就農業和農村地區發展而言，國外首先提出了“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的概念。生態農業這個概念首先由美國土壤學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1981年英國農業學家M．Worthington將生態農業明確定義為“生態上能自我維持，低輸入，經濟上有生命力，在環境、倫理和審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農業”。同時，由于化肥、農藥等的過量使用，形成了典型的石油農業，并對環境產生了污染，在此背景下誕生了有機農業。有機農業的理論最初是由美國學者羅德爾(Rodale)提出的，他從土壤生物學的肥力概念出發，論證了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的害處和有機肥在培養地力上的優越性能。   (4)循環經濟視角。循環經濟(CircularEconomy)思想萌芽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K．E．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飛船理論”是其早期代表［9］。1990年英國環境經濟學家珀斯和特納(D．PearceandR．K．Turner)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環經濟的概念。結合農業和農村地區，循環經濟主要涉及到循環農業。世界各國都曾經在這方面做過積極探索，并產生了一系列循環農業的發展模式，如日本愛東町地區循環農業模式、日本菱鎮的循環農業、德國的“綠色能源”農業、美國的精準農業以及英國的“永久農業”等［10］。   (5)平衡發展視角。主要以羅森斯坦•羅坦(Resenstein－Rodan)、羅格納•納克斯(RagnarNurkse)等人為代表，主張在區域間或區域內部均衡部署生產力，實現產業和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與打破低水平惡性循環的平衡增長理論，實質是強調在一個強大的外力推動下，使區域內部各產業間能夠形成相互需求的一種局面，讓國民經濟各部門都獲得經濟增長，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總之，從平衡視角來看，農村地域的經濟發展目標就是要實現農村地域內部生產力的平衡布局以及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   二、國內研究進展   國內對農村經濟和環境二者協同關系也是首先從關注農村環境保護問題開始的，然后才逐漸過渡到農村經濟和環境協同的研究領域，近期主要是關于新農村建設中的協同問題。   1．農村環境保護問題的研究   國內農村環境保護方面的研究內容比較寬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有的學者把農村環境問題和“三農”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認為農村環境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涵［11］;②也有的學者從農村能源利用和農村能源結構角度，研究我國農村環境的現狀、問題及對策;③研究農村環境管理制度的改革與發展;④研究農村生態系統管理的科學技術支持;⑤研究優化農村環境管理的環境公共政策;⑥研究生態補償機制;⑦研究國外農村環境保護經驗借鑒等。近幾年，結合新農村建設的一些文獻不斷涌現:探討新農村建設與農業、農村環境保護關系，一些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內容也不斷拓展，如新農村量化評價、探討生態農業和新農村建設關系、農村清潔生產與循環經濟等［12］。#p#分頁標題#e#   2．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現狀   與國外相比，國內對農村經濟與環境的協同研究起步較晚，尚處于探索階段，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研究:   (1)生態經濟視角。石山(1986)在國內較早論述新農村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問題，根據對黃土高原種草種樹的實踐調研和經驗總結，指出要用生態經濟思想、生態農業思想的理論來指導新農村建設［13］;馬藝芳(2004)通過對廣西恭城瑤族自治縣的案例分析，指出生態農業與農業生態旅游的結合是新農村經濟增長的亮點［14］;樂其順、雷海章(2007)對廣西恭城縣立足生態農業建設新農村的做法和經驗作了具體分析［15］;馮剛(2008)在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理論基礎上，根據新農村的具體類型，設計出工業型新農村、特色型新農村、畜牧養殖型新農村、休閑型新農村、商貿流通型新農村和旅游型新農村建設等六種與生態農業建設相協調的模式，然后提出了保障協調模式發展和實施的經濟、環境、社會、資源和法律對策［16］。從國內生態經濟的研究視角看，目前還停留在發展生態產業層面。   (2)循環經濟視角。發展循環經濟是新農村建設中經濟和環境協同的重要途徑和紐帶。邱爽(2007)認為，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新農村的具體實踐，其目的就是通過改變農業增長方式，提高農業生產綜合效益，增加農民收入，以打造出富裕、生態、和諧的新農村［17］;方杰等(2009)從發展農業循環經濟的角度，重點探討了基于農業循環經濟的新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基本路徑［18］;高慧榮(2009)認為，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現象較為嚴重，只有用循環經濟的理論和相應的技術進行指導，才能保證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實現［19］。陳詩波(2009)依據協同理論對循環農業各參與主體進行了重新界定，并針對農業循環經濟活動中農戶、涉農企業、政府、農村中介組織各自的職能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府引導、農戶參與、企業主導、中介組織助力”“四位一體”的角色定位，并認為這是建立我國循環農業長效發展機制的關鍵所在［20］。   (3)生態文明視角。農村經濟和環境協同是農村生態文明的具體體現，也是未來新農村建設的方向。王朝全(1996)指出，從本質上看，農村建設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關系，因此新農村建設的基本目標應該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良好統一［21］;黃振中(2006)對生態文明進行了全面闡釋，并認為良好生態是幸福指數的標志，生態是農村致富的最直接途徑，生態文明將加速改變農村面貌［22］;胡浩民、馬步廣(2009)提出，應該把生態文明作為建設新農村的新路徑，在生態文明的視角下，從職責異構和生態農業等方面層層遞進地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23］;宋祎、胡木春(2009)從海南省域視角出發，對以生態文明理念引領新農村發展生態經濟、培育生態文化、優化生態環境、構筑和諧新農村進行了有益探索［24］;劉雪艷、孟祥德(2011)指出，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是構建和諧新農村的必然選擇，也是能否實現全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25］。   (4)人居環境視角。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許景偉、胡丁猛等(2010)通過對山東農村綠化現狀的調查和分析，歸納總結出了經濟林木用于人居環境綠化的諸多優勢，指出經濟林木是農村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26］;周鑫(2011)根據北京市房山區青龍湖鎮廟耳崗村和長陽鎮保合莊村的實際，從農村居民的角度出發設計了問卷調查并實地考察了農村居民對居住環境的滿意度，在此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歸納影響村民滿意度評價的主要因子［27］;周侃、藺雪芹、申玉銘等(2011)通過對北京市首批市級新農村規劃建設試點村的問卷調查，結合多元統計分析，探討新農村建設以來京郊農村人居環境質量的要素特征、影響因素和發展水平［28］，從人居環境的視角研究農村經濟和環境協同，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三、研究述評和展望   國內對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1)一般意義上的農村經濟與環境關系研究不斷深入。國內學術界在借鑒國外理論的基礎上，進行了本土化的探索，從最初意識到農村發展與環保協調的重要性，到注意到二者的相互作用，再到有意識地引入循環經濟、生態文明、生態產業等新的概念和模式，研究逐漸走向深入，實踐也不斷創新。   (2)一些新穎的研究視角不斷涌現。近幾年，探討農村建設與農業、農村環保關系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對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可持續農業、循環農業研究的重視，對新農村量化評價、探討生態農業和新農村建設關系、農村循環經濟與清潔生產、農業生態工程的實踐和研究，對農村區域可持續發展理論及其指標體系構建的量化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進展。   (3)區域和行業層面上的經濟與環境系統的協調研究取得積極進展。在經濟與環境的協調度研究上，當前主要是通過衡量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相關方法，包括能值分析、生態足跡分析、物質流分析、指標體系評價等，研究區域主要為森林、流域、干旱區等單類型區和單個城市［29］，針對農村區域，特別是結合新農村建設的經濟與環境系統的協調度研究頗顯不足。   總體而言，目前學界從不同視角開展了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研究，并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但對農村經濟與環境協同的系統研究和綜合研究比較薄弱。因此，運用系統學、環境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知識，深入分析經濟與環境子系統之間協同的要素和關鍵技術因素，進行協調度的定量分析，并設計提出因地制宜的協同模式，就成為當前及未來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