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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國內外理論界已有一些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加以探討，但是，由于觀點、方法與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較統一的認識。特別是，現有相關文獻針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對象上大多只包括發達國家，或是單獨某個發展中國家，較少涉及轉型國家這一特殊類別國家群體。而根據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資對于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本文擬以在西方轉型國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且轉型期較為一致的波蘭等東歐四國為例，對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影響因素進行理論與實證分析，以期能為我國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文獻回顧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基本從市場不完全的角度出發，其基本假設為：在市場接近完全競爭條件下，FDI不可能發生，這些不完全可能來自于商品與要素市場以及政府法規，特別是關稅與貿易障礙等，以至于資源與生產產品無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產品周期理論通過將新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3個階段，說明了動態的比較利益，以及隨著廠商考慮成本因素時轉移生產地點，FDI在其中成為一個相當自然的過程；Knickerbocker（1973）觀察到寡占廠商在一地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時，其他的競爭者也會跟進，因此提出“跟隨領導者（followingleader）”理論，他假設這些跟隨者之所以會隨著領導公司進入東道國設廠，主要是不想讓領導廠商取得諸如規模經濟等競爭優勢，并將外商直接投資按照服務何種市場分成3類：供給當地市場、資源取得與以出口為目的的投資；Dunning（1993）的折中理論（eclectictheory）結合了國際貿易與國外生產觀點，包含了各種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必須在所有權、區位與內部化3個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才會進行。其中，區位因素強調的是東道國自身在投資環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種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歸納出4類區位影響因素，包括市場因素、貿易障礙、生產成本與投資環境等。一國投資環境如果能滿足外國投資者所需條件，在所有權與內部化優勢均存在的條件下，跨國公司便會到該國投資生產。以上對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的探討，已從最初古典的比較利益之機會成本問題，延伸到廠商對其他廠商競爭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別是Dunning的折中理論將過去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加以整合，在實際分析上更具彈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從廠商、特定產業，也可以從東道國的角度去討論。在實證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討東亞與東南亞7國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時，基于獨占者對于利潤最大化的外國資金延伸性需求，發展出包含相對價格與其他稟賦變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區位、市場規模、政治風險等變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環境對外商投資的影響；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論檢驗49個低開放度國家在1970年~1995年間各種有關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效果，并認為政策與制度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影響；Cassou（1997）利用paneldata分析美國等6個發達國家稅率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實證結果發現，除了企業稅如預期般具有顯著影響外，所得稅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KerrandPeter（2001）采用市場不完全架構，利用1980年～199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工資水平、開放度與匯率波動均對我國FDI流入具有顯著影響。從以上文獻可知，關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還存在許多分歧，同時，現有相關文獻較少涉及轉型國家。

分析框架

1.理論分析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論（e鄄clectictheory）。其中，區位優勢作為折中理論的重要一環，指東道國擁有一些該國區位環境上的因素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因素用來解釋跨國公司在具有所有權與內化優勢下，在外國生產的動機。Dunning把驅動跨國公司進行外商直接投資的要素歸結為4個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資源、服務國外市場、重新建構生產行為或改善整體效率與競爭力以及獲取與現有資產互補或競爭的資產以降低風險。比較其他相關理論，折中理論相當具有彈性，它不僅可用在個體的研究，如個別廠商、產業或國家，也可在總體的研究上進行。對東道國而言，區位優勢是內生的，東道國并不會被動地等待跨國公司來投資，它能改變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以吸引外資流入。就一國顯示出的FDI數據而言，一個已進入一東道國從事FDI的跨國公司，勢必已將所有權優勢與區位優勢內部化，也即在考慮兩優勢后，決定在海外生產。同時，必須強調的是，不同的區位因素（優勢或是劣勢），對于不同性質的跨國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盡管如此，對于東道國而言，營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從長期來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東道國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對區位優勢的影響上，這從Dunning歸納出的4類區位影響因素也可看出。另外，東道國如能通過若干政治經濟改革措施以改變并獲取區位優勢，使得廠商經過內部化過程后投資于該國，則東道國就擁有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區位優勢。因此，本文假設在給定跨國公司具有所有權優勢的情況下，跨國公司決定內化，并在一國投資設廠，要視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而定；本研究對象以個別國家為單，并不考慮流入這些國家的FDI國別與性質。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研究在變量的選擇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區位因素作為依據，同時考慮到區域性經濟沖擊的影響，將其區位因素主要分為3類，分別為成本相關因素、投資環境因素與總體經濟因素。成本相關因素主要是說明那些在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存在重要生產成本要素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現象對于投資區位的選擇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如果這些跨國公司主要是以勞動密集與出口導向為主，并且在海外設廠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對稱的投入成本，兩地之間不均衡現象則更為明顯。東道國的關鍵成本要素包括實際工資率、匯率、土地與財產權、當地投入成本、稅率、交通成本以及資本使用成本等；投資環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經濟開放程度、投資與貿易體制自由化及政治風險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包括所有權政策、稅率與補貼、價格控制等，貿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貿易商品關稅限制的降低；東道國在考慮總體經濟因素時，應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國公司在本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場規模與潛在市場規模兩個變量。基于實際資料數據的缺乏，以及技術上的困難，實際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論變量。本文僅選擇可衡量變量，并對某些難以量化的變量進行變量替代。在成本相關因素上，本研究納入兩變量，包括實際工資率與匯率；投資環境改善變量采用人力資本與政府效能；總體經濟變量采用經濟規模、經濟增長與開放度；此外，考慮到區域性經濟沖擊，還加入亞洲金融風暴變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變量。2.模型設計根據上述變量說明，同時考慮到時滯效應，本研究將計量模型設計如下：（略）其中，i為國家，FDI為外商直接投資，gdp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GW為實際經濟增長率，HC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為市場匯率（本國貨幣/美元），WAGE為實際工資率，OPEN為開放程度，GE為政府收支余額占GDP比重，D97為亞洲金融風暴（虛擬變量）。#p#分頁標題#e#

實證結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轉型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本研究以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東歐轉型國家為樣本②，樣本區間為1997年～2011年，對于四國的樣本數據，盡可能保證數據來源的一致性，除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聯合國有關機構外，還包括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與各國政府相關網站上的資料。表1顯示了回歸估計結果。實證結果如上表所示，調整后的R2為0.932，F值達到1%的顯著水平，Durbinh值顯示出無自相關的結果。此外，本研究嘗試利用Carree的近似無偏估計法估計動態pandeldata中滯后一期的FDI系數，結果發現，在進行估計過程中，許多數值并未呈現收斂狀態，并且出現負向的數值而無法進一步計算，同時，在能計算的范圍下，事實上所觀察到的計算結果并未產生與原數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況。在這些條件下，本研究并不對原始結果做進一步的修改與推估。根據以上對東歐四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影響因素的實證估計，結果發現，9個變量中，僅有匯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開放程度呈現顯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如預期地具有正面影響。匯率方面，東歐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因此，如果東道國匯率貶值，意味著投資者可投資相同金額便可獲取更多的本地資產或雇傭更多的勞工，尤其各國在轉型過程中施行大小規模不等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政策，舊有國有企業在本國匯率貶值時，外國投資者可以較便宜地購入，因而，匯率對于東歐轉型國家具有正面的效果。開放程度的影響方向是負向的，恰好驗證了本研究關于開放程度對FDI的另一個可能影響方向，即開放程度降低反而會吸引FDI進入，不過其效果并不很顯著。另外，東歐國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轉型過程中政治經濟變化的原因，如東歐國家在1990年前后就開始施行開放政策，允許FDI進入。東歐國家的匯率FDI流入有正面的顯著影響。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東歐國家在轉型初期對于匯率制度就進行了相當大程度的開放，此四國在現金轉換上大抵是相當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設定上，匯率是以自然對數后的數值進行的，其數值相較于FDI而言，并沒有明顯的波動，因此未能顯著呈現。最后，盡管許多文獻指出，低廉的工資與較具效率的行政組織是發展中國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兩者并不顯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這些國家逐漸發展的同時，人力素質也隨之提升，工資因此增加，從而可能產生抵消作用，尤其這些工資基本上為東道國各部門工資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實呈現。總之，從實證結果可知，東歐四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吸引外國投資進入這些國家，因而對于匯率的波動影響資產價值特別重視，外國投資也能利用開放程度的下降，轉而直接進入東歐國家生產來搶占市場。然而，由于這些轉型國家雖然已經歷了10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但就經濟發展而言，它們尚處于初期階段，許多非經濟因素仍干擾著各國，若干的影響因素或許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其效果。

結論

以東歐四國為代表的西方轉型國家先后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進行經濟層面的變革。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外商直接投資無疑成為這些資金短缺國家取得生產技術與管理能力的重要來源之一。基于此，本研究通過分析東歐四國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量、投資產業類別與投資來源國等問題，探討了這些轉型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在轉型初期，外國投資者利用這些國家政治經濟環境尚未穩定的時機，采取謹慎性投資策略，FDI流入有限；從投資產業類別看，東歐國家已擺脫轉型初期基礎建設與能源不足的發展窘境，能發展技術水平較高的產業，甚至在服務業上也具有一定比重；在流入國家方面，這些國家顯示出相當程度的區域內投資傾向。此外，本研究利用paneldata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東歐四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匯率具有正面影響效果，也顯示出私有化政策對東歐FDI流入的重要性。通過以上實證結果分析可知，東歐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政治與經濟全面改革使其很快成為廠商投資的熱點，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各國工業發展的基礎，而私有化政策更是對其FDI的流入產生重要影響。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東歐國家的私有化過程完成，這些國家必須尋找新領域投資機會，才能保證FDI的持續流入。最后，我們認為，轉型國家政府在經濟發展的態度與積極性對于跨國公司欲進行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決定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這些國家雖均制定了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法規，但正如Freeman（2002）所言，外商直接投資不應獨立運作，而應與其它總體經濟政策結合來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因此，轉型國家應致力于本身投資環境的健全，并維持穩定的政治經濟局勢，同時，在全球化市場中，東道國需找出自己的比較優勢所在，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FDI，進而促進經濟的不斷發展。

本文作者：熊鵬 單位：上海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