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新興經濟體對貨幣體系改革的訴求，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何淑蘭 單位：暨南大學經濟學院
競爭力總體增強盡管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國際經濟合作2012年第10期世界經濟與貿易但亞洲經濟表現出強大的恢復能力。在2011年的洛桑世界競爭力排名結果中，中國位列18，較2009年上升兩位，位居新興經濟體首位。其他國家如韓國、印尼、巴西、南非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儲備資產的快速累積2011年末，全球所有經濟體的外匯儲備合計10.62萬億美元，中國持有近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近三成。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外匯儲備占比分別接近7%、4%和2%，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儲備份額總和已經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對外資產余額超過對外債務余額，大都成為對外凈債權國。反觀發達經濟體，除個別國家外，大都發展成為對外凈債務國。在全球債務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3.8%，G7國家今年到期的主權債務總額約7.3萬億美元。據彭博社數據顯示，日本將有3萬億美元債務到期，位列第一，美國則將有2.8萬億美元債務到期，居于其次，其債務依存度更是創下30年來的新高。歐債危機，美債危機持續發酵，成為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安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中話語權的提升當前全球治理的問題，突出表現在新興經濟體國家在既有國際金融秩序下應享有的權利與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匹配。發展中國家雖然表面上被包括了進來，但并沒有賦予相應的權利，更多層面只是參與而已。G20從幕后走向前臺，標志著當前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標志著新興經濟體力量與傳統發達國家的合作邁上一個新臺階。在G20的成員中，新興經濟體有11個，“金磚四國”是G20里面新增加的主體。發展和完善G20對話機制，是新興經濟體推動全球治理結構改革的有效途徑。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1976年1月8日，IMF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協定，稱為《牙買加協定》。該協定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儲備貨幣多元化。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是儲備貨幣，但美元依然居主導地位，因此牙買加體系又稱為美元本位制。第二，匯率制度多元化。根據IMF的分類，現行體系下的匯率制度多達8種，浮動匯率制度獲得了合法的地位。第三，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多樣化。具有匯率、利率、IMF貸款、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等多種調節方式。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持續的歐債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雖然新興經濟體整體經濟規模即將達到全球總量的50%，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財富的分配權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實際上新興經濟體金融資產僅占全球總量的19%。新興經濟體金融財富在全球占比明顯低于GDP的占比，意味著各種風險將越來越多地由新興經濟體承擔。由于新興經濟體貨幣大都盯住美元，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嚴重被削弱。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本幣升值、熱錢進出，不但進一步推高新興經濟體外儲規模、加劇輸入型通脹的風險，也使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越來越被美國債務風險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國際儲備貨幣制度的掠奪性雖然在牙買加體系里，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是儲備貨幣，但由于美國政治經濟實力余威猶在,美元儲備地位的相對削弱并沒有動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壟斷地位,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國際計價單位、國際支付手段和國際價值的貯藏手段（見圖2）。美元的霸權地位與特權地位,為美國政府長期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為刺激美國經濟的發展,美國長期實行不受約束的“雙赤字”政策。一方面通過經常收支逆差的方式大規模向全世界輸出美元,掠奪他國資源和財富,獲取巨額國際鑄幣稅利益。根據PortesandRey(1998)估計，美國每年正常國際鑄幣稅收益相當GDP的0.2%；另一方面又通過財政赤字的方式（例如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源源不斷向國內注入美元，直接導致了美元的貶值,自動削減和消滅了美國債務。“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美國尼克松時期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一語道破天機。國際貨幣體系的許多職能集中在一種主權國家貨幣上，容易使國際貨幣體系遭受到源自異質性沖擊或該國政策決定（該政策決定可能不適合于世界其余國家）的影響（周小川，2009）。在這樣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全世界人民為美國的債務買單。自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危機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新興經濟體，積累了巨大數量的外匯儲備，作為應對未來危機的自我保護。美元貶值直接導致外匯儲備縮水和持有的國債收益率下降，新興經濟體作為債權人權益被嚴重“稀釋”而陷入財富管理的困境。
（二）主要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導致新興經濟體承擔過多風險，易誘發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近幾年國際金融市場上主要國際貨幣匯率波動幅度不斷加大，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正借助債務貨幣化轉嫁危機，相繼進行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全球匯率戰的跡象明顯。大幅波動的匯率使得國際貨幣體系非常不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的許多職能都集中在一種或兩種貨幣上導致了匯率風險在國際貨幣發行方（發達經濟體）與面臨大部分風險的其他國家（主要是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分擔極不均勻。新興經濟體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其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動的選擇盯住美元等少數幾種貨幣的盯住匯率制，匯率缺乏彈性，且極具脆弱。在匯率調節過程中，發達國家僅考慮自己國家的情況調節匯率，使得實行釘住制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水平很難反映其經濟的實際發展情況，匯率由經濟狀況決定并調節經濟發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不可避免。儲備貨幣大國之間匯率的頻繁變動不僅嚴重影響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正常進行,而且帶動了其他外圍國家匯率的劇烈波動，從而誘發了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蒙代爾（1999）認為,現行國際匯率制度是導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的一個直接原因，主要國際貨幣匯率的過度波動誘發了新興經濟體國家匯率的過度波動,匯率的過度波動又助長了外匯投機活動對這些國家的沖擊。由于受匯率沖擊的影響,拉美和亞洲新興國家先后發生債務危機（20世紀80年代）和貨幣危機（1997-1998）,造成了經濟的發展困難和社會的動蕩不安。#p#分頁標題#e#
（三）國際熱錢流動加速，沖擊新興經濟體
隨著金融自由化進程的加快，國際資本頻繁流動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新興經濟體由于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加上本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成為熱錢主要沖擊對象。根據追蹤全球資本流向的調查機構ERFR近期的報告，2010年流向新興經濟體的熱錢總額達到3780億美元的高峰。從流向地區進一步分析，超過60%的熱錢流入了亞洲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地區，依次為拉美(20%)、非洲及中東(17%)、東歐(3%)等地。2011年流入新興經濟體的熱錢規模高達3600億美元左右，大大超出2004年至2007年期間的熱錢流入規模，新興經濟體普遍都面臨“熱錢壓境”的風險。然而在2012年，由于歐債危機惡化、全球去杠桿化程度持續加深以及新興經濟體自身經濟減速，新興經濟體再次出現了一波資本外流潮，MSCI新興市場指數在今年二季度下跌了8.79%，值得關注的是，本輪資本外流潮引發了新興經濟體貨幣大幅貶值，特別是金磚國家一改本幣堅挺的繁榮景向，掉頭成為新興市場的領跌貨幣。大量短期資本跨境流動會帶來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風險，增加了脆弱性并在各國之間傳遞沖擊。由于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運行和金融體系內在的脆弱性，不但容易遭受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并且這種外部沖擊帶來的后果往往也較為嚴重。這表現在：第一，熱錢的進出會加劇新興經濟體國家匯率的波動，增加了匯率風險。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普遍不發達，缺乏對匯率風險對沖的工具。熱錢的流入將會使本幣在短期內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直接打擊出口，對國民經濟造成很大沖擊，而熱錢流出又會使貨幣急劇貶值，甚至誘發貨幣危機。第二，大量熱錢進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容易推高大宗商品價格，使新興經濟體面臨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2011年，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持續走高，10月份甚至高達6.2%；巴西、印度、俄羅斯、越南等“新鉆國家”通脹率也都在7%以上。第三，熱錢進入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導致資產泡沫膨脹，造成投資和消費結構扭曲，一旦國際熱錢套利退出，資產價格暴跌甚至資產泡沫破滅將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最后，跨境資金的進出會嚴重干擾新興經濟體宏觀政策的實施，制約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增加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例如一方面為抑制通脹而加息，另一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利息差越來越大，又進一步刺激國際熱錢流入，造成更大的通脹壓力和資產泡沫，從而導致加息的效果南轅北轍。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對流入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規模和結構有重大影響。但是，調整巨額資本流入和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資本流動逆轉的責任和風險通常依賴于資金接收國即新興經濟體。目前還沒有一個可以解決跨境資本流動的全球通用框架。現有解決跨境資本流動的框架主要是區域性的和雙邊的，并且無法從全球穩定的角度來解決。由于各國國內監管規則之間的差異而催生的監管套利，順周期性，從眾行為（羊群行為），風險蔓延，所有這些結果都使跨境資本流動對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不穩定影響。
新興經濟體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訴求
（一）在國際金融組織話語權的訴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中心舞臺，但一直由少數國家主導，新興經濟體缺乏平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配的特別提款權（SDR）具有非均衡性。自1969年創設至今，SDR分配次數寥寥，現有的SDR不到全球儲備的4%，作用相當有限。30個發達經濟體占據了SDR分配總額的69%，其中美國一國就占了近四分之一，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只有31%。近幾年，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SDR僵硬的不規則的分配機制并沒有反映出這種經濟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份額和相應的SDR嚴重被低估(如圖3所示)。另外，SDR的定值僅僅依靠四種貨幣（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美元在SDR中的權重依然很大（占44%），這在本質上沒有改變主權信用貨幣仍然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現狀。同時，定值貨幣的權重沒有將部分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納入其中，從而缺乏代表性。其次，從投票權上看，美國擁有IMF16.7%的投票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也擁有30%以上的投票權，而廣大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只有39%的投票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框架下，任何一項重要決議都要獲得85%的投票權的同意才能通過，因此美國與歐盟實際上掌握著一票否決權。這意味著IMF對發達國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監督，若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此次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美國早就應該受到警告和約束,但顯然IMF根本約束不了美國,只能約束發展中國家。Stiglitz（2006）認為負責制定決策的國際金融機構存在著很大的缺陷，他們是不民主和不透明的。現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難以反映大多數成員國的利益，存在嚴重的代表性不足。由于代表性不足，直接導致這些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的有效性欠缺。增強IMF的代表性以改善IMF治理的有效性是IMF改革的關鍵。2010年10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在韓國慶州會議達成份額改革歷史性協議。首先，發達國家向代表性過低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投票權，使后者總體份額升至42.29%；其次，歐洲國家將讓出兩個執董席位給發展中國家；再次，“金磚四國”的份額都將有所提升，全部進入前十名；最后，中國持有份額將從現在的3.72%升至6.39%，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國。這一協議要到2012年IMF年度會議上確認才能生效。在世界銀行集團治理改革上，2010年4月，世界銀行集團決定將投票權轉移到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逐步實現公平權。改革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增加了4.59個百分點（自2008年以來），增至47.19%；金融公司增加了6.07個百分點，增至39.48%；開發協會增加了約6個百分點，增至45.59%。新興經濟體應聯合發展中國家利用這次機會，技巧性地在關鍵問題上與發達國家博弈，不斷提高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重要問題上的影響力。
（二）多元化貨幣體系的訴求
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在國際交易中的有限作用與其在全球經濟中日益增長的權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可避免的會產生“特里芬”難題。即依靠一國或少數國家的貨幣來作為國際貨幣儲備的主要組成，并以此來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行，這樣的體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么國際儲備的增長無法保證，要么人們對儲備貨幣的信心喪失，最終都將導致該體系的崩潰。2009年我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建立超國家的國際儲備貨幣,并表示要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烈的討論。許多國家對中國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都表示支持,如俄羅斯、巴西和聯合國等一些新興經濟體和國際組織贊同中國的建議。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建立超國家的國際儲備貨幣還將是漫長的一個過程。目前最現實的選擇是增加一個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加入到儲備貨幣中。Frankel(2008)、Eichengreen(2009)，Frankel(2009)、Dailami和Masson(2009)、Chinn和Frankel(2008)及黃益平（2009）等等認為國際貨幣體系將從美元本位體系走向多元貨幣體系，多元貨幣體系的構想中幾乎都包括了美元、歐元、SDR和部分新興國家貨幣代表如人民幣。從當前國際貨幣格局和實施難度看，推進國際貨幣多元化是一個好的選擇，形成美元、歐元、日元、人民幣等主權貨幣之間的多邊制衡體系，有利于控制美元濫發、約束美元霸權，全球經濟結構才能向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p#分頁標題#e#
（三）建立全球統一的監管體系的訴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與“監管體制非全球化”之間的不匹配。一方面，當前金融體系和金融交易在多個維度產生扭曲：各類場外金融產品以及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特殊目的實體（SPV）等類銀行金融機構(near-banken-tities)發展迅速，金融系統變得高度復雜和不透明，過度杠桿化，流動性風險被低估，大型金融機構“大而不倒”，出現了道德風險等等。另一方面，現行金融監管模式滯后于金融創新的實踐。在現行監管模式下，傳統金融機構和傳統金融產品接受較為嚴格的監管，而類銀行金融機構和場外金融產品受到的監管較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的金融機構和不同的產品面臨不同的監管規則和制度，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即使從事同類業務，也因為監管機構不同，受到監管的標準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監管當局之間的配合與協調不足，為監管套利創造了空間；在監管理念上，部分發達國家過分相信市場，認為“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忽視了在資本逐利動機下隱藏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在國際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統一的監管標準和信息交換的平臺與機制，監管者對國際性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尤其是國際資本流動，缺乏了解。相關國際組織一直以來只是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宏觀經濟監測，尤其是關注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問題，但在監管全球資本流動上的作用不足。有效的金融監管是防范金融風險最有力的外部約束力量。建立全球統一的監管體系，構建全球金融穩定框架成為各國的共同訴求，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目前看來，盡管在國際上建立全球或者區域性的統一監管組織還不現實，但各國監管機構應努力通過國際多邊組織等共同推進監管原則，加強監管合作和監管信息的共享，特別是危機預警系統、對沖基金監管、國際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都將是未來一個時期國際監管合作的重點。新興經濟體應積極在國際金融監管領域發出聲音，對全球監管標準的確立表達訴求。
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程中的具體策略
國際貨幣體系結構應當與貨幣大國的經濟實力結構基本統一，才能維持持續的平衡。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根本取決于大國經濟實力對比的逆轉，但由于轉化成本巨大，國際貨幣體系結構的變遷通常滯后于大國經濟實力的變遷，是一個長期、漸進的調整過程。在此過程中，新興經濟體應當聯合起來，發出共同的聲音，強化內部磋商機制，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配合和協調，進一步加強經濟金融合作。
（一）強化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尤其是“金磚五國”經濟金融的務實合作
首先，加強新興經濟體國家間的經貿合作。新興經濟體國家要減少美元資產和美國債券投資，就需轉向相互之間的股權投資和產業投資，加大相互之間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場拓展、技術升級、資源能源收購、知識產權等項目的重點支持，加強儲備資產的相互投資，從而改變儲備資產流向發達經濟體債券的局面；其次，加強新興經濟體國家間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建立新興經濟體集團內的主權貨幣結算制度，加快推動各國主權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允許金磚五國國家間貨幣作為結算和投資貨幣，允許對方貨幣在境內結匯為本幣，允許對方的機構在境內開設本幣賬戶，允許各自的企業到對方國家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發行股票和債券，共同建立起新興經濟體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再次，要大力推動新興經濟體間的匯率協商及聯動機制。積極推動各國貨幣的市場交易，提高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外匯市場中的交易份額，擴大金融開放，逐步放棄盯住美元，促進更有彈性的浮動匯率機制形成，降低美元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最后，新興經濟體應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管合作，促進資本在區域之間的合理有序流動。
（二）倡導儲備貨幣多元化，推動主要大國本幣進入儲備貨幣體系
建立貨幣進入和淘汰制度。設立新進入門檻，單個國家符合要求的，其主權貨幣可以自動進入儲備貨幣。例如，凡區域經濟或國家經濟占全球GDP的比重連續三年達到10%，這一區域可以推舉一種貨幣自動進入儲備貨幣；單個國家GDP的比重達到2%以上的，其主權貨幣可以自動進入儲備貨幣；對不符合要求的儲備貨幣，在下個調整周期內仍不能改善條件的，要求其按照規則退出儲備貨幣。這一主張的目的是促進主權貨幣爭當儲備貨幣，促進儲備貨幣國家對國際金融穩定承擔責任，保持本幣匯率和金融穩定，同時為主要的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進入儲備貨幣做準備。
（三）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
第一，要求根據國際經濟和金融形勢變化或應主要大國的要求，對原有的規則進行修改和調整。主張達到66%或2/3以上的投票支持就可以修改規則。第二，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建立份額自動調整機制以及時反映各國經濟地位的變化。第三，要求改革特別提款權(SDR)，脫離份額，重新確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SDR分配比例，且前者的分配比例要有相對提高。另外，SDR的定值貨幣參照體系，把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2%以上國家的貨幣都作為定值參照貨幣，并定期調整不同貨幣的參照權重。作為新興經濟體的重要代表，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以及人民幣應當在全球貨幣體系改革中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首先，中國應更加主動地參與各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對話、磋商和合作，在亞洲金融貨幣框架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和IMF改革中表現出更加積極的姿態，積極參與和推動改革。其次，應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在國際貨幣體系存在重大制度性缺陷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擺脫對美國經濟和對美元依賴的必然選擇。
目前我國已經采取了大量措施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包括允許貿易交易以人民幣結算，放松對用于結算的人民幣跨境匯兌的管制，允許在香港及外國機構在大陸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允許部分銀行提供離岸人民幣存款賬戶，與其他國家央行建立本幣雙邊互換額度等。要使人民幣達到這些儲備貨幣的標準，第一，要繼續深化和發展本國金融市場，使之具有與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地位相適應的厚度和深度，包括增強銀行體系，發展政府和企業債券市場以及外匯現貨市場和衍生品交易市場。第二，要明確資本項目開放與其他政策如匯率靈活性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先后順序，以改善人民幣國際化成本和收益權衡；第三，要大力進行國內的結構性改革，緩解了中國經濟的內外部失衡，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與可持續性，畢竟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是以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為基礎的。#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