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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洪梅 陳朝 單位：吉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長春曙光支行
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需要通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來改善古往今來，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歷史同時也是國際貨幣體系發展演變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主權國家既在追求內外經濟均衡的努力中推動政策的協調，同時又根據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調整自身的政策。國際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的建立與更迭無不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引發了國際貨幣領域的巨大變化，也使國際貨幣和金融危機頻繁發生。而在金融危機面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表現出許多缺陷。各國普遍認為，有關國家之間進行有針對性的貨幣政策協調，遠比坐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更切實際。所以，這一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較之以往都更具拓展性。
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的歷史回顧
從19世紀至今，全球范圍內先后建立了三種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
(一)金本位制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19世紀前期～1914年)金本位制是各國自發形成的第一個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它以黃金為本位貨幣和各國貨幣發行基礎并發揮世界貨幣職能。金本位制具有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和自由進出口黃金三個特征。它保證了各參加國之間的匯率固定或只在黃金輸送點以內進行微調。反之，只有滿足這三個條件，金本位制才能有效運行。金本位制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國際貨幣制度，對當時各國的經濟發展、匯率穩定、國際貿易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金本位制要求成員國將經濟政策的外部目標置于內部目標之上，即令其內部穩定服從于國際規則。這使該制度難以長期存在。如，國際收支逆差和黃金流出的國家，必須減少國內貨幣供給，而不管此舉是否會造成國內通貨緊縮;反之亦然。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早期階段，經濟發展迅速，國家調控能力較弱，各國尚能自覺遵守制度要求，貨幣協調得以持續。然而，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和實力差異的擴大，金本位制變得越來越不適應世界發展的要求。最終，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導火索引爆了整個矛盾，金本位制由此崩潰。
(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1945年～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人為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它是一種雙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在該體系中，美國處于核心地位，責任是維持美元與黃金之間(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固定比價，并保障國際社會的美元清償力;其他外圍國家則要維持本國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際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布雷頓森林體系迎合了二戰之后各國謀求政策自主與外部均衡的雙重愿望，因此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但該體系存在著內在矛盾，尤其是美國以外的國家無法解決“不可能三角”問題。因為按照規則，美國可通過美元輸出調整貨幣政策，實現經濟的內外平衡，但其他國家卻不然。當某國出現國際收支失衡并影響到其貨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時，該國必須通過緊縮或擴張的貨幣政策予以調整，哪怕是付出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的代價。這令其他國家無法容忍。二戰后初期，各國普遍實行資本和外匯管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尚能良好運轉。而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管制措施被陸續放開，資本流動規模日益擴大，其內在矛盾愈加突出，最終導致該協調機制的解體。
(三)牙買加體系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1973年～至今)牙買加體系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表現為“無制度的制度”。就理論而言，在牙買加體系中，各國可根據本國的經濟目標順序，自主做出宏觀政策安排，浮動匯率制會自動實現各國的內外經濟平衡。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隨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性的不斷增強，政策溢出效應越來愈大。缺乏國際貨幣政策的協調與合作，各國雙均衡目標很難實現。于是，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框架下逐漸形成一種以應急性隨即協調為主、兼具制度性建設特點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機制。該機制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進行了多次外匯市場的聯合干預，達成了《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等有較大影響力的制度約定，對穩定主要經濟變量，克服全球性通脹或通縮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策溢出效應所導致的外部約束和負外部性。但這種協調方式短期性非常明顯，且依然屬非對稱結構，美國處于主導地位，合作成本主要由其他國家負擔。值得一提的是，在牙買加體系下，國際區域貨幣合作逐漸發展成為各國貨幣政策協調的一種主要模式。這其中以歐洲貨幣合作最為突出。歐洲貨幣合作通過軸心國家德、法兩國的推動和一系列相關制度的建立，最終于1999年在本區域建立起一個囊括12國的經濟與貨幣聯盟，并發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既不依賴于黃金又不依賴于某一強國的單一貨幣歐元。［2］然而，由于統一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的內生性缺陷，從2010年起歐元區深陷債務危機，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但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歐元區各國必須在事關國家主權的財政統一問題與事關歐元存亡的貨幣統一問題上做出重要選擇。
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實踐效果
國際貨幣合作不斷發展的過程反映了各國對貨幣政策協調效果的基本認知。客觀而言，國際社會從19世紀早期自發性的貨幣合作，發展為20世紀40年代有意識地設計國際貨幣體系，再至20世紀80年代起逐步將松散的非制度性協商、有針對性的應急預案和區域有組織的制度協調結合起來，說明各國對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具有共識。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出此前的貨幣合作效果得到基本認可。然而，歷史上三種主要國際貨幣制度的興衰同時也說明，貨幣政策協調效應對核心國、外圍國及發展中國家而言，大相徑庭。因為貨幣合作收益在不同參與主體間是非均衡分配的。
第一，金本位制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收益是在英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非均衡分配。19世紀中后期，有效的貨幣政策協調使當時主要工業國經濟和貿易都實現了大幅增長。但英國作為資本主義霸權國，獲益最多。1821年～1931年間，英國國民收入總額增長了4倍;1810年～1913年間，英國進出口總額增長了14倍，都遠遠超過同期的德國、法國及其他工業國。［3］
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凈收益是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非均衡分配。以美元為核心的雙掛鉤制，帶來了二戰后全球經濟的空前繁榮和世界進出口貿易的連年增長，但收益最大的是美國。因為美國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緩解國際收支逆差，而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實施這一舉措。如果某國經濟周期正好與當時美國的經濟周期相悖，那么該國調節通脹或通縮的努力很可能會被美國的貨幣政策抵消。#p#分頁標題#e#
第三，牙買加體系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收益是在世界多極點國家之間非均衡分配。20世紀中后期，全球向多極化發展，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成果因此便在各國之間博弈分配。美國絕對優勢雖有所下降，但相對優勢猶在，因此政策協調中收益最大;其他發達國家力量有所增強，收益次之;發展中國家雖然迅速崛起，但力量薄弱，分擔成本之外收益很難確定。如1985年的廣場協議，美、英、法、德、日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由此實現了美元強勢，引爆了日本經濟泡沫，令其陷入“失去的十年”。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不僅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救助遲緩而迅速蔓延，而且其后近乎苛刻的救助措施也延緩了當事國經濟復蘇的步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完全站在債權國一方，不顧及危機國國情而實行的“一刀切”做法，實質是使當事國承擔了危機調整的全部負擔。當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當事國的處境同樣如此。IMF對希臘等國開出了苛刻的罰單，各種評級機構也火上澆油，充分反映出世界政策協調利益分配不均的深刻現實。
綜上所述，盡管國際貨幣合作的蓬勃開展和各國的參與熱情證實了以往的貨幣政策協調總體有效，但有效不等于高效。毋庸諱言，貨幣合作效應對各國來說并不均衡。與極少數核心國家和極點國家由此獲得的高收益相比，其他大量參與主體有理由認為，自身的貨幣合作是低效的。于是，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低效性便具有了普遍性。
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低效的根源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各國普遍認識到，有效應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引發的政策溢出效應，必須積極參與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盡可能降低其負外部性。然而，國際貨幣政策的協調過程涉及多方利益，共贏合作并無現成方案。更何況合作收益上不封頂，同時又缺乏反證，無從對比不合作之狀況，由此低效合作便成為常態。［4］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低效性產生的原因由此成為理論界廣泛探討的議題。本文認為，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低效性產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各國經濟地位的不對稱各國在國際上的經濟總量和綜合實力往往會直接影響其在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中的話語權和收益率。一般來說，處于貨幣政策合作弱勢一方的小國或發展中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對國際貿易依賴程度相對較高，所以更易受到合作強勢方貨幣政策的沖擊。此時，強勢國家僅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的貨幣政策很容易對弱勢國家構成壓制，而后者又很難采取報復行動，最終使貨幣合作走向低效。
(二)各國政策目標的不一致性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各國已漸漸摒棄了為外部經濟而犧牲內部經濟或不顧外部失衡而單純追求內部均衡的做法，轉而追求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協調。但是，因政策偏好、傳統習慣和具體國情的不同，各國對就業、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等政策目標的排序不同，對成本和收益的估計不同，于是很容易造成各國貨幣政策協調的低效。
(三)監督和懲罰機制的缺乏政策協調是有成本的，且其參與主體是各個有著獨立利益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貨幣合作進程中沒有超國家力量、有約束力的監督和懲罰機制，就會有很多參與主體借機“搭便車”。而如果這種搭車行為廣泛蔓延，將導致大多數參與主體都想分享好處而不付出成本，合作結果就將是低效的。但實際上，在通常的貨幣合作中很難形成對有關國家強有力的監督和懲罰措施，普遍心理是希望借助別國的力量實現本國利益，因而合作組織內部往往紀律渙散、貌合神離，很難達到預定目標。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所以最終都難逃崩潰的命運，根本原因是對成員國特別是強勢國家缺乏強有力的約束機制。當前，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也是缺乏一個超國家機構對違約國家進行有力的懲罰。可見，貨幣合作的最終成效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集體理性和機會主義之間的博弈較量。
(四)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宏觀經濟受很多外生變量的干擾。政府的宏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諸多不確定因素的人為判斷。由于政策制定具有較強的主觀因素，其協調效果自然就值得懷疑。有時即使充分考慮到了不確定性并選擇了最優決策使合作確實有效，其結果仍可能被認為低效，因為觀察者無法注意到實際存在的不確定性，盡管這是一種“事后諸葛亮”行為。［5］總之，主權國家的自身條件和政策判斷不同、超國家機構的監督和約束缺乏及宏觀經濟中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干擾，是造成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低效的主要原因。盡管如此，有效的貨幣政策協調依然是國際社會的主流，也是各國參與貨幣政策合作的底線。因為高效是相對的，而有效是絕對的。在此原則之下，更多國家將順應貨幣政策協調的國際趨勢，并通過積極理性的預期、科學務實的方式主動參與，以謀求可能的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