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作用及管理，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1問題提出   現代生物技術,指的是以基因工程為核心的轉基因技術,即通過基因工程將一種或幾種外源基因或基因片段轉移至某特定的生物體中,以部分或完全地改變其自身的遺傳特性。運用該技術可使選定的個體基因從一種生物轉移至另一種生物,并且還可在不相關的物種之間轉變。有時我們也稱之為“重組脫氧核糖核酸技術”或“遺傳工程”。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無疑是人類技術史上一次偉大的創新活動,其在醫藥和農業領域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然而,新技術的出現及其商業化生產,并非一帆風順。也許因為治病救人的原因,生物技術在醫藥領域中的商業化開發,并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從而促使了生物醫藥這一朝陽產業的蒸蒸日上。與此相反的是,現代生物技術在農業中的運用,卻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爭論。爭論最初只涉及食品安全和環境安全方面,后來又蔓延至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倫理等方面。農業轉基因技術與其他新技術具有不一樣的特點,就是其技術及產品直接關系著人們的生命健康和生存環境,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事實。以至于有人說,現代農業生物技術是一場普羅米修斯取火式的技術創新活動,或稱之為泰坦尼克號的首次航行,意味著風險和收益的并存,由此為這項技術創新活動蒙上了一層濃濃的陰霾。   傳統技術決定論的觀點認為,技術形成的內在邏輯是線性的、單向的,技術的使用者只是被動地接受該技術。并且固執地認為,技術能解決一切問題,進而忽視了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對社會的潛在負面影響。比如由于技術本身的不完善和不合理運用,導致技術失靈(technologyfailure)或技術失控(runawaytechnology),進而引發技術災難。歷史上這樣的事件不勝枚舉,美國與石棉相關的疾病、前蘇聯切爾諾貝利的核電廠泄漏、印度的毒氣泄漏以及農藥DDT的使用等等,皆因為技術的不確定性而引發了人間悲劇。另一方面,社會對技術形成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新技術如果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其進一步發展將會嚴重受挫,甚至出現技術停滯的現象。近年來,技術的社會形成(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思潮的興起及其觀點的提出,無疑是對技術決定論觀點的又一次批判。技術的社會形成觀著眼于分析與技術發展相關利益者(stakeholders)的特點以及他們之間的各種關系,進而分析他們對技術發展進程所產生的影響。強調技術從設計到進入市場被人們所采用的整個過程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技術環境中產生,并受特定的組織形式和社會體制所制約。同時強調技術的復雜性、可選擇性、技術創新路徑的多樣性,注重技術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總而言之,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統一,過分地強調任何一方都不利于技術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前的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就為我們提供了現實的研究題材,同時也向人類展示了技術和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   2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及原因分析   2•1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   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總是得到人們的擁護,并以各種形式促使其更快發展,而不利的一面則遭到強烈反對,甚至通過毀壞大田試驗的行動以示抗議。由于沒有統一的評價標準,各利益相關者的異質性及其立場的不同,加上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試圖判斷生物技術是有利還是不利,對誰有利,對誰不利,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也正是這種判斷上的復雜性,導致了爭議的日趨激烈,最終也不能達成一致。支持者認為,現代農業生物技術至少有如下優點:(1)可以改善農作物的抗逆性,比如抗蟲害、耐除草性、抗寒、抗旱等特性。由于減少了農藥和化肥的使用,因而對人畜健康及環境改善是有利的。同時,也降低了生產成本,節約了勞動力,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因此,生產者(農民)可以從中大大收益;(2)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可以提高糧食產量,解決人口的饑餓問題,這對發展中國家的窮人來說,尤為重要。糧食供給的增加,降低了糧食的價格,這對消費者來說也是有利的;(3)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可以提高農產品和食品的營養品質,增強產品的理想特性或消費者想要的新特性,比如增加食品中維生素A的含量、解決營養不良問題、生產能減少心臟病發作可能性的玉米、延長成熟期可以讓水果的口味更好、生產功能性食品等等。持反對意見者則針鋒相對地認為,現代生物技術至少有以下不利之處:(1)由于種子公司對知識產權的壟斷,任意提高種子的價格,以至于農民未必能從中收益,反而形成對其農藥和種子的依賴,不得不接受他們的剝削。尤其是終極種子(terminatorseeds)的研制成功,更是剝奪了農民留種的權力。因此,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只會加劇農民的貧困。至于說能否解決窮人的饑餓問題,還要看窮人是否有支付能力,產量的增加,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能獲得所需的糧食;(2)異型雜交可能威脅到食品安全(供給安全)。將不同基因轉移到傳統作物或相關野生物種(稱為“異型雜交”),以及將傳統種子與利用轉基因作物培植的種子產生的作物混合,可能影響農業的可持續生產,進而影響食品供給安全;(3)轉基因食品可能具有潛在的健康風險。反對者擔心轉基因食品可能會產生過敏反應,除非可以證明轉入基因的蛋白質產物不會引起過敏,否則,不贊成從普遍引起過敏的食品轉移基因。   此外,轉基因農產品及食品可能含有毒素,進入人體內將導致抗藥性和降低人體免疫能力。轉基因食品還可能導致有益營養成分的喪失、插入的基因未必能穩定地表達,進而威脅到食品的營養安全等等;(4)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可能具有潛在的環境風險。有人擔心由于大量種植轉基因作物可能產生超級雜草、超級害蟲和基因污染,進而破壞生物的多樣性,同時也增加了農民的防治成本。此外,抗蟲轉基因作物還可能殺死非目標生物(比如有益昆蟲和真菌),破壞生態平衡,最終導致不可逆的環境風險;(5)對生產者和消費者自由選擇權的剝奪。隨著農業生物技術及其產品的不斷商業化,生物技術研究的私有化和生物技術公司兼并浪潮的到來,生物技術將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私人企業手中。有人擔心,隨著農民對生物技術公司依賴的逐步加強,常規種質資源及其生存環境的破壞,農民將喪失其傳統的種植優勢,比如進行有機農業生產等,進而約束了農民自由選擇生產的權利。農民自由選擇生產權力的剝奪,最終將導致市場上只剩下轉基因農產品和食品,那么消費者選擇非轉基因產品的自由權也將被懸空;(6)道德和倫理方面的擔憂。除了對食品安全和環境安全的擔憂之外,有人還對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所引發的道德和倫理問題給予了特別地關注。他們認為,把別的物種身上的基因轉到作物和食品身上是非自然和不合倫理的。尤其是把動物,甚至人類基因轉入食品生產中,更是無法讓人接受的。另外,發達國家憑借其生物技術本身的優勢,掠奪發展中國家大量種植資源,無異于“生物盜竊”。通過對“盜竊”來的種植資源的壟斷,或賦予生命形式以知識產權,進而向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索取高價,這顯然是不公平和不道德的,等等。當然,人們的擔憂可能遠不只這些。#p#分頁標題#e#   2•2原因分析   由于技術本身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農業轉基因技術的潛在影響尚無法完全得到證實。其有利之處也只局限于一些短期的可觀察到的局部事實,加上相關利益者的多元化和社會公眾的異質性,使得這場爭論日趨激烈,更加撲朔迷離。正因為如此,各國政府對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的商業化生產都很謹慎。究其具體原因,大致有如下幾方面:(1)技術本身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由于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不過30多年的歷史(基因工程開始于1973年),其商業化生產也不過最近10年的事,加上技術本身有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科學家也無法證實,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是否具有長期的、累積性的健康和環境負面影響。這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也是任何一項新技術所普遍具有的特征;(2)由于農業轉基因技術直接涉及與人們生命息息相關的食品和環境安全問題,因而引起了人們極大關注。一方面,近年來歐洲瘋牛病、口蹄疫、二惡英、食品污染等事件的頻頻曝光,公眾對此心有余悸,從而加劇了對食品安全的擔憂。另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眾環境意識的不斷增強,人們對環境安全的要求也會相應地提高,尤其是一些人口密度較高的富裕國家。這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3)利益相關者的多元化和異質性。從爭論的主體來看,包括生物技術研究機構、公司(包括生物技術公司、食品加工企業和零售商)、消費者、生產者(農民)、非政府組織(比如綠色和平組織、地球之友)及各個國家政府部門等。一方面,由于各個主體所追求的目標不同,比如生物技術的研究機構(不同國家有所不同)、公司和生產者可能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消費者則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則可能追求的是社會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各利益相關者本身具有異質性,比如消費者的人口特征、文化、宗教和價值觀念的差異,公眾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企業的冒險精神,政府對經濟、貿易和食品生產的重視程度等;(4)判斷標準和方法上的不一致。標準涉及經濟、倫理、道德等方面,而且各個國家之間會有很大差異。采用的判斷方法也不一致。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要證明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對健康和環境有害,還是證明其無害呢?是證實還是證偽呢?由于至今尚未出現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對人類有害的正式報道,所以很難做出其有害的判斷。同時,要證明其無害,則更加困難。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判斷方法的不一致還表現在所運用的分析工具上,比如經濟學家善于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下,運用計量的方法,通過成本效益的比較,得出其有利還是不利的判斷。這就容易忽視對技術所導致的社會影響方面的分析;(5)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信息內容和來源的不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各利益主體所擁有的信息量會有很大差異,進而影響到他們的行為和決策。媒體所提供的信息內容對人們行為和態度的改變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同樣是轉基因食品,提供積極和消極的信息,公眾的反應會明顯不一樣。此外,不同的信息來源,比如綠色和平組織、生物技術公司和第三方的信息,都可能對公眾的態度變化產生影響。當然,可能還有其它的一些原因,這里不做進一步的分析。正是基于這樣一些原因,使得爭論不可避免。   3國際社會的反應   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的爭論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考慮到農業轉基因技術可能的潛在負面影響,以及社會的強烈反應,一些國際性組織及各個國家都紛紛采取行動,制定了相應的管理措施。具體而言:   (1)從國際上來看,經濟與合作組織(OECD)、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開發署(UND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國際生命科學學會(ILSI)都積極地參與生物技術的安全性管理,致力于國際生物安全的協調工作。并制定和提出了相應的風險管理法規、規則和辦法,以規避可能的健康和環境風險。比如,FAO和WHO提出了風險管理的整個過程應該包括風險評估、風險溝通和風險管理方面的內容(見圖1)。其中,風險評估包括了風險的識別和確定風險的特點等方面;風險管理則是對風險評估過程的管理;風險溝通是對整個風險管理過程實行的雙向交流。歐盟委員會曾建議風險評估由專家來完成,這是一個科學的過程,風險管理和風險溝通則是一個決策過程。但科學的風險評估往往忽視了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社會風險。因此,風險評估雖然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但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影響已經滲透到了社會各領域,而專家和社會公眾對風險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很難對其安全性進行科學的評估。在此基礎上,Barling等人(1999)對其進行了修改(見圖2),其主要特點便是強調了與公眾的交流,進而強調信息公開和透明度的重要性。從而把風險管理與公眾的擔憂聯系起來。當這一方法被用于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的管理時,更能得到公眾的信任和支持。修改后的風險分析方法即考慮了科學的風險分析方法,又對社會影響進行了分析;既重視了技術的風險管理,又重視了社會影響方面的管理。從而使得管理過程更容易被公眾所信任和接受,這將有助于改善民主決策的質量。   (2)從不同國家來看,許多國家都制定了詳細而嚴格的生物安全管理方面法規和政策,以規范生物技術的研究、開發、田間試驗、環境釋放、商業化生產的整個過程。并對涉及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相關的國際貿易、知識產權、標簽政策等方面的問題給予了關注。以中國為例,自1993年以來,中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和法規,以加強對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的安全性管理,尊重消費者的知情權和自由選擇權。由于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不同,政府在生物技術的管理上可能會有差異,加上影響農業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商業化的因素比較復雜,導致當前的一些政策、法規和管理措施上的不完善,比如在轉基因農產品的貿易方面,標簽政策的內容和有效性方面,國家之間的協調和溝通方面等。由于公眾的普遍擔憂,許多國家在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的商業化過程中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遲遲未能批準轉基因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甚至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進行了限制。尤其是當涉及倫理方面時,顯得更為謹慎,以至于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批準轉基因動物的商業化生產。但是,隨著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對生物技術安全性和潛在社會經濟影響的不斷重視,技術評估的科學化和人性化,以及技術預見能力的增強。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的商業化步伐也開始加快,一些過去持謹慎態度,甚至極力反對的國家,也開始轉變態度。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各方普遍參與討論,對于識別、減少,甚至規避新技術的潛在風險起到了積極作用。總而言之,農業轉基因技術要進一步發展,不能只局限于技術本身,還需充分考慮和估計技術的潛在社會經濟影響,以及如何避免或消除其中的不利因素。#p#分頁標題#e#   4結論與啟示   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商業化生產的過程中,引發了人們對新技術的眾多思考,并導致了一場有關技術與社會關系的討論。從中我們不難發現,新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已不再局限于技術本身。技術也不是萬能的,它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實際上,我們從這場爭論中也可以發現,技術并不是潘多拉的盒子,但也不是阿拉丁的神燈,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任何技術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會產生一些副作用。因此,減少或避免技術的負面影響,使得技術向著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一過程中,技術的辯論;社會各方的廣泛參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交融;科學家和人文學家、外行和專家的積極交流和溝通,無疑是很重要的。通過技術的雙向交流和民主決策,充分估計技術的潛在社會經濟影響,增加技術的可預見性,才能防患于未然,同時也有利于技術自身的健康發展。技術的評估也不能僅僅局限于技術本身的安全性方面,還要充分考慮技術的潛在社會經濟影響。歐洲國家非常重視現代生物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如奧地利、丹麥、意大利、瑞典和芬蘭等國家就認為,生物安全法規中必需認真考慮社會經濟影響。挪威的《基因技術法》中規定,在決定是否批準轉基因生物的環境釋放前,必須認真評價該活動是否對社區的可持續發展有利。UNEP的《國際生物安全技術準則》中專門提到了評估生物技術社會經濟影響的重要性。應該說,之所以強調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絕不是對技術的否定,而是技術更加成熟的表現。這一點對于我國發展高新技術來說,是有借鑒意義的。我國一向鼓勵技術的發明和創新,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精辟論斷,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目標的制定,再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都表明技術的發展應該造福于社會。因此,政府在進行管理決策時,應該充分考慮技術的社會經濟影響及各利益相關者的反應,增強技術的可預見性,并積極發揮媒體的作用,使得現代農業生物技術朝著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