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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峰 單位：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在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刺激國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之所以有很強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資具有乘數效應:政府通過增加投資,就會使投資品的供給者收入增加,這些人獲取收入后,會儲蓄一部分,而將另一部分收入進行次級消費。消費也是購買投資品或勞務,于是形成第二輪的收入增加、儲蓄、消費,這個過程的不斷循環最終會引起數倍于初始投資增量的投資需求。這個倍數就是投資乘數。

財政投資乘數失靈的原因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往往是以擴大財政赤字的形式實現的。彌補赤字的途徑就是向中央銀行透支或發行國債。無論是透支還是發行國債,都可能降低央行的基礎貨幣供應量,削弱貨幣乘數的作用。因此,西方經濟理論認為政府預算赤字不僅有乘數效應,同時還可能會帶來“擠出效應”,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果取決于乘數效應和擠出效應二者誰占優勢。擠出效應指的是政府預算赤字減少了國民儲蓄,使均衡利率上升從而導致民間投資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能否產生擠出效應、以及產生多大的擠出效應,關鍵取決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如果是“財松幣緊”,這種擠出效應就比較明顯,如果是“財松幣松”,那么擠出效應就很弱小。由于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并行,銀行不斷的降息使得擠出效應發生的前提基本喪失(即使實際利率上升了也是銀行降息的不到位和物價水平偏低造成的,與財政政策關系不大)。所以要評價我國近期財政政策效果,關鍵就要看財政投資的乘數效應了。從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連年大幅增發國債,擴大政府在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支出,使通貨緊縮的趨勢有所緩解,經濟增長下滑勢頭得到了遏制。但是,一些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并沒有得到根本轉變,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然較低,物價指數未得到有效回升。1998年—2000年預算內投資增量占當年預算內投資額的比例分別為41.82%、35.35%和20%,大大高于1998年以前的水平。但是預算內投資的大幅增加并未帶來全社會投資的同步增長。1998—2000年間,全社會投資增量占當年全社會投資額的比例與1998年以前相比,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預算內投資增量占全社會投資增量的比例大大高于1998年以前。這說明近3年政府投資對社會投資的影響力并不顯著,投資乘數效應不明顯。那么造成我國政府投資乘數一度失靈的原因何在?通過對乘數效應發生的機制進行思考,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近幾年大口徑宏觀稅負趨于上升

人們常用的計算投資乘數K的計算公式是K=1/(1-MPC),其中MPC是邊際消費傾向。這個公式忽略了稅收等因素的影響。實際上,稅收、費收等政府行為對居民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的影響是顯著的。在研究當前的投資乘數效應時應將包括財政收入,預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在內的宏觀稅負因素考慮進來。在稅收是國民收入的函數下,有:t=t(y)(1)則國民收入均衡條件為:c[y-t(y)]+i+g=y(2)整理后,有:y-c[y-t(y)]=i+g(3)求微分后,有:dy=c′(dy-t′dy)+di+dg(4)從而有投資乘數K=dy/dg=1/[1-c′(1-t′)](5)其中c′為邊際消費傾向,t′可以看作是宏觀稅負。把這個公式與上面那個不考慮稅(費)因素的公式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稅收(費收)的存在使得投資乘數變小了。為了進一步說明宏觀稅負對我國政府投資乘數的影響,我們編制以下表格進行分析。近幾年我國宏觀稅負有明顯的逐年上升的趨勢,這不僅使考慮稅費因素的投資乘數比不考慮稅費因素的投資乘數要小得多,而且使二者間的差值保持在較大的水平。我國城鎮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自1998年以來有上升趨勢,這種趨勢本來可以明顯提高投資乘數,但是宏觀稅負的上升削弱了邊際消費傾向上升對提高投資乘數的貢獻。如果再將難以估計的政府制度外收入考慮進來,那么宏觀稅負上升的消極影響就應該引起我們相當的重視了。

二、企業投資需求不足

首先,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投資主體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投資主體由過去以政府為主,變為政府、企業、民間個人和外資等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投資主體在投資方面的責任意識明顯增強,特別是國有企業經過多年改革后,正在朝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改革,長期存在的軟預算約束逐步趨于硬化。企業的投資決策依據不再是規模和產量,而是預期利潤率。目前國內經濟形勢嚴峻,再加上逐年上升的宏觀稅負,這些都影響了企業的利潤預期,從而影響了企業的投資需求。第二,目前我國供給過剩的現狀具有明顯的結構特征。投資乘數發生作用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投入資金的持續循環,即不斷實現“貨幣———商品———貨幣”的周轉循環。否則,乘數效應就要大打折扣。實現這種循環的關鍵,在于商品的市場競爭力。而我國現實的情況是,產品的供給能力大都集中于技術層次相對較低的領域,而技術層次高的產品卻需大量的進口來滿足。我國不僅在事關綜合國力的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供給不足,而且在具有一定優勢的家電行業里其核心技術依然難以自主。在以往的短缺經濟條件下,投資者的投資意愿十分旺盛,但在投資迅速擴張的過程中,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卻沒有跟上,形成了大量重復建設,商品不能順利或不能充分地還原為貨幣資金,使投資效益系數不斷下降。這也是抑制現在企業投資需求的一個原因。第三,非國有企業沒有得到足夠的金融支持。非國有企業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動力。1998年我國非國有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了71.5%,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但是當年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所擴大的支出和銀行的配套資金大多都給了國有企業。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在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結算工具等方面對非國有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事實上非國有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由于其明晰的產權和追逐利潤的強烈愿望,他們進行技術投資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民營企業投資需求受到抑制是民間投資上不去的重要原因。由于投資乘數是一輪一輪投資消費循環形成的,企業投資需求不足使投資乘數在其形成的過程中產生了障礙,結果導致乘數的實際值比理論值偏小。

三、市場效率低下

凱恩斯的乘數理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時間。一輪又一輪次級消費的形成是需要時間的。我們要評價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通常是看一個單位時間如一年內的投資乘數。顯然,在這一年內完成次級消費的次數越多,這一年內的投資乘數就越大。與單位時間內消費次數一致的經濟指標是產品和勞務的周轉速度,這個指標可以用GDP與流通中的貨幣量之比來衡量。有數據表明,我國產品和勞務的周轉速度呈下降趨勢。這也是影響投資乘數效應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影響了產品和勞務的周轉速度呢?答案是市場的效率。市場效率的高低決定著交易費費用的高低。如果市場效率低下,交易費用過高,企業和家庭就會推遲或減少交易,產品和勞務的市場流動就會受到阻礙。決定市場效率高低最關鍵的因素有兩個:其一是配置資源的方式;其二是產權是否明晰。首先,由于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還沒有真正地發揮基礎性作用。競爭性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政府在資源配置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各種形形色色的地方保護主義就是地方影響市場發揮作用的典型現象。第二,在我國,由于產權不明,各種損公肥私、以權謀私的現象加大了成本,降低了收益。而現代產權經濟學告訴我們:國有企業低效率的直接原因在于作為對人(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健全;成本過高,收益過低。所以產權不明晰也是造成我國目前市場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市場發育還不完善,有損市場制度的政府行為時有發生。政府究竟如何定位自己在市場中的地位,如何規范自身的行為是轉型時期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p#分頁標題#e#

擴大財政投資乘數的途徑

基于以上對我國近期財政投資乘數效應不明顯的主要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從降低大口徑宏觀稅負,提高企業投資需求以及提高市場效率入手,找出擴大投資乘數的途徑。

一、進行有關的稅制改革

加快社會保障稅制度的建立,近期居民消費傾向的上升主要是得益于特殊的時期的特殊政策,要想一直保持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當前的任務還是應加強居民的“安全預期”。在我國建立社會保障稅制度首先要求將社會保障費改為社會保障稅。這一舉措可以提高社會保障資金的法律地位,有效地監管社會保障資金的征收和使用,保證資金的安全,而且社會保障稅的開征將使一切有工薪和勞務收入的社會成員都可以成為參保成員享受社會保障,從而大幅度提高了保障的社會化程度。加快建立全國統一規范的社會保障稅制度,發揮其“安全網”和“減震器”作用,必然能使公眾產生安全預期,保持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深化稅費改革。各種亂收費是造成我國企業和居民負擔重,大口徑宏觀稅負偏高的原因。以費代稅,不但不能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反而成為影響政府支出政策效果的因素。“費改稅”,就是要對現行收費項目通過取消、規范、轉制、改稅等措施,使稅費歸位,建立起以稅收為主,費收為輔的財政收入運行機制,其實質在于政府收入機制規范化、法制化。政府收入機制規范了,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水平自然會降下來,投資的經濟預期也會樂觀。加快完成增值稅轉型。我國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對資本品購入價值或折舊不進行抵扣,相當于對資本品征稅,這不利于增加企業的投資需求。我們的目標是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只對增值部分征稅的消費型增值稅。增值稅轉型較好的途徑是將企業新增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額一次性全額扣除。這個不僅有利于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還考慮了財政的承受力。減少的財政收入可以通過適當調高增值稅率來部分彌補。由于增值稅是價外稅,增值稅率的適量提高對企業投資的利潤預期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二、合理有效地利用財政貼息

財政貼息是指政府為企業某項貸款代付部分或全部利息,以此帶動銀行貸款和企業的資金投入。這顯然與財政直接投資不同,但是財政貼息能取得的乘數效應卻比直接投資大得多。假設政府直接投資額為G,當前邊際消費傾向為c′,則政府直接投資最終帶來的投資需求量將為G/(1-c′)。但若將直接投資G全部改為年貼息率為i的財政貼息支出,則理論上最終可帶出的資金投入將為(G/i)/(1-c′)。這意味著在相同的財政支出條件下,年貼息率5%的財政貼息,將把財政直接投資的乘數效應放大20倍。將財政貼息用于納米、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汽車產業的技術改造,更能發揮它們產業關聯度高,乘數效應大的特點。財政貼息是用有限的財政資金創造出更多需求的方法。在當前的形勢下,財政貼息不僅具有這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它還可以為財政直接投資規模的逐步縮減,以及當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創造條件。

三、對非國有企業提供足夠的金融支持

首先各家銀行特別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應將非國有企業作為支持的對象,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其次,要擴大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渠道,允許有條件的非國有企業發放債券或上市融資。同時,對非國有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經引入風險投資機制,促進高科技民營企業的發展。

四、引導民間投資參與基礎設施的建設

政府如果包攬全部基礎設施投資,不僅本身財力不夠,而且會影響財政的基本職能的履行。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引導民間投資可以采取以下幾種途徑:一是放開對部分投資領域的限制。除部分涉及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產業和項目外,其它的都可以向民間投資者開放。二是運用BOT、BOOT等模式,并通過一些提高項目收益率的措施(例如延長特許權期限、財政補貼、資產補償等),吸引民間投資。三是通過發行定向債券的方式,吸收民間投資。通過這些方式政府完全可以引導民間投資參與基礎設施的建設。

五、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政府機構改革相并重要消除產權體制的弊端對市場效率的消極影響,首先必須加快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政企分開,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讓職業化的企業家成為國企的經營者。在此同時,進行政府機構的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政府仍然有進行“尋租”的權力基礎,即使產權明晰了,這種產權也得不到有力的保障。所以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造的同時,還應進一步深化政府機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