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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為了推動“十二五”時期我國現代服務業的大發展，近年來學者們加強了對此的研究。例如，程大中（2008）、裴長洪和謝謙（2009）、汪德華和楊之剛（2009）分別對我國服務業發展和稅收政策在其中的作用提出了有益的觀點和建議。但總體上看，對我國服務業發展研究（特別是稅收政策運用對行業發展的研究）所依托的理論模型還有待進一步深化。為解釋發展中國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現代服務業價格形成的條件與稅收政策作用，本文將拓展與運用準特定要素模型（quasi－specificfactors　model）來對此加以說明，并在對我國服務業發展進行經驗分析的基礎上，就新時期我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提出政策建議。   20世紀初，赫克歇爾和俄林創立的要素稟賦模型標志著新古典貿易理論的產生。直到現在，經濟學家仍試圖對要素稟賦模型進行改進從而更好地解釋現實中所出現的問題。Ruffin（2001）將李嘉圖生產函數嵌套進要素稟賦模型中，從而使模型具備了要素稟賦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的性質。Ohnsorge和Trefler（2007）在模型中將工人的能力性質歸納為兩類，并利用各國工人能力的異質性解釋了國際貿易、產業分工和收入差距。在分析過程中，其模型同樣體現了要素稟賦模型的一些性質。Jones和Ruffin（2008）繼續拓展了特定要素模型，將勞動要素收益的變化分解為“貿易條件”效應和“生產偏離”效應，從而進一步解釋了國際貿易和經濟變化對勞動要素收益的影響。本文對準特定要素模型的主要拓展有五：一是結合Jones（1971）的研究，對Ruffin（2001）原模型的要素變動對要素收益影響進行糾正性拓展；二是結合Acemoglu（2003），Gillman和Kejak（2002）的研究，用“有效資本”取代原模型中的“有效勞動”，以體現發展中國家實際；三是在原模型中加入稅收變量，考慮稅收政策變化對現代服務業的影響；四是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適度外商直接投資（外資）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并著重強調外資的有效性；五是引入“干中學”模型來討論發展中國家現代服務業中的技術進步因素。本文結構如下：第二部分將引入并拓展適合討論現代服務業的準特定要素模型；第三部分討論現代服務業的價格形成條件；第四部分闡述要素變化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第五部分根據模型來討論稅收政策變化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第六部分探討發展中國家發展現代服務業可能遇到的“瓶頸”與解決辦法；第七部分是以我國服務業發展為例對模型進行經驗驗證；第八部分將根據模型對新時期我國服務業發展給出政策建議。   二、準特定要素模型   首先，我們假設Ki為準特定要素，它是由實物資本ki結合技術生產出來的要素，以下我們統稱為“有效資本”。我們這里的準特定要素與Ruffin（2001）原模型中定義的特定要素不同。原模型為解釋發達國之間工資差異的不同，因此將模型設定為勞動放大式技術增長（labor－augmentingtechnical　change）。Acemoglu（2003）經過研究認為轉型經濟體更符合資本放大式技術增長（cap－ital－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所以我們借鑒Gillman和Kejak（2002）的研究，將結合技術的實物資本稱為“有效資本”（effective　capital）。   其次，我們假設存在兩種準特定要素Ki（i＝1，2），它們都可以由兩種資本ki（i＝1，2）生產。但是由于這兩種資本所包含的生產技術不同，即不同的資本包含不同的管理水平和專利技術等生產技術因素，因此假設資本ki在生產準特定要素Ki存在比較優勢。并且假設資本生產準特定要素的生產函數為李嘉圖生產函數。   再次，我們假設經濟為完全競爭市場的長期均衡狀態，即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能夠完全自由流動。在長期均衡下，準特定要素與勞動要素不能獲得經濟租。為分析方便，假設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轉。   最后，我們假設政府對企業的生產征收一定的稅收。這里我們為計算簡便，假設政府對兩個行業征收不同的從價稅。根據上述假設，我們討論兩個部門i（i＝1，2）運用三種要素，其中包括兩種資本ki（i＝1，2）和勞動要素L來生產兩種產品i（i＝1，2）。這里需要注意的是資本通過結合技術生成準特定要素Ki，準特定要素結合本部門的勞動要素Li才能生產出最終的產品。產品xi的生產函數滿足規模報酬不變以及凹性等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假設，其函數形式為：xi＝F（Ki，Li），（1）   因此，廠商生產每單位商品i的成本函數可以寫為以下形式，其中w為勞動要素的單位收益，ri為準特定要素的單位收益，ti為政府對每單位商品i征收的從價稅，pi為每單位商品i的市場價格：ci（w，ri，1）＝minLi，Ki≥0｛wLi＋riKi＋tipiFi（Ki，Li）≥1｝（2）由于是長期均衡，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下，產品生產要滿足零利潤條件，可以得到以下方程：pi＝ci（w，ri，1）（3）對上式進行整理，可以得到：αKiri＋αLiwi＝（1－ti）pi（4）其中αKi和αLi分別為生產商品i所需要的準特定要素和勞動要素投入數量，我們之后分析假設αKi和αLi不隨要素收益變化而變化。由于準特定要素是由資本生產的，可以給出以下李嘉圖生產函數，其中kji代表j（j＝1，2）類型的資本生產i類型的準特定要素，而bji則是李嘉圖生產系數，代表每生產一單位準特定要素i所需要j類型的資本要素：Ki＝k1i／b1i＋k2i／b2i（5）kii＋kij＝ki（6）等式（6）告訴我們在兩部門投入的i類型資本總和等于經濟中擁有的i類型資本。根據假設，我們知道類資本k1在生產準特定要素K1時存在比較優勢。可以得到以下不等式：b11／b21＜b12／b22（7）由于不能確定方程（6）中兩種資本要素在生產各種準特定要素時的分布，需要從資本收益角度入手來探討不同條件下資本要素的分布。這里令rji代表j類型的資本在生產i特定要素時的單位收益。通過等式（5）可知每單位的kji可以生產1／bji單位的準特定要素。由于準特定要素可以理解為一個中間產品，資本得到其所有的收益。因此單位kji的收益可以表示為：rji＝ri／bji（8）由于資本j在生產j產品時有比較優勢，可以確定在一定范圍內資本會集中在j部門生產。即當r11＞r12時，資本1會集中生產產品1；而r21＜r22時，資本2會集中生產產品2。再結合等式（8），可以得到當準特定要素收益服從以下不等式時，兩種資本在各自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里進行生產：b21b22＞r1r2＞b11b12（9）#p#分頁標題#e#   在不等式（9）的r1／r2范圍內模型呈現出特定要素模型的性質，可以得到Kj＝kj／bjj，這樣就可以求出準特定要素數量從而求解前述方程。而當價格發生變化而使資本收益不在方程（9）范圍內，即當兩種準特定要素的收益比為r1／r2＝bj1／bj2時，準特定要素模型將體現的是要素稟賦特征。根據Ruffin（2001）的方法，當商品2相對價格較高，資本1在生產兩種商品無差異時，即r1／b11＝r2／b12，可以得到：αL1x1＋αL2x2＝LαK1x1b11／b12＋αK2x2＝k1／b12＋k2／b22（10）當商品1相對價格較高資本2在生產兩種商品無差異時，即r1／b21＝r2／b22，可以得到：αL1x1＋αL2x2＝LαK1x1＋αK2x2b22／b21＝k1／b11＋k2／b21（10’）因此，當經濟進入要素稟賦區域時，在勞動要素和兩種資本要素數量已知的情況下，通過等式（10）或（10’）就可以求出兩種商品的產量。   三、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價格條件   我們不妨在這里假設部門2為發展中國家的傳統產業部門，而部門1為發展中國家設定的現代服務業部門。根據基礎模型，發展中國家有很大一部分在現代服務業中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滯留在傳統產業中。現在要討論的是，兩部門產品價格相對變化對生產要素的影響。由前述可知，當經濟處于特定要素區域時，價格p的相對上升不會影響到資本的流動，但會吸引更多的勞動力進入到現代服務業。我們這里只需要討論在要素稟賦區域，價格變化與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根據Jones（1965）、Ruffin（2001）和等式（10），可以推導出：珘r2／（1－珋t1）珟p＝θL2／（r2w／（1－珋t1）p）［αK1αL2－αK2αL1bj1／bj2］珦w／（1－珋t1）珟p＝－θK2／（r2w／（1－珋t1）p）［αK1αL2－αK2αL1bj1／bj2］（11）其中變量的波浪上標表示對變量的自然對數求導，例如珓r1＝dr1／r1；而θKi＝riαKi／（1－ti）pi，θLi＝wαLi／（1－ti）pi。在此模型中由于存在三個要素，我們只能從價格角度入手，從而以θKi／θLi的比例來確定要素密集度。為與現實相符，這里假設現代服務業需要更多的資本和先進的管理技術，因此部門1為資本密集型，即θK1／θL1＞θK2／θL2。通過θK1／θL1＞θK2／θL2可以證明αK1αL2－αK2αL1bj1／bj2＞0，因此根據r1／r2＝bj1／bj2和等式（11），可以得出當經濟在要素稟賦區域、部門1為資本密集型時，產品1相對價格的上升將會引起兩種準特定要素收益的提高和勞動要素收益的減少，而要素收益的變化也反映了經濟中要素的流動。可以更一般地總結為，準特定要素模型在要素稟賦區域服從Stolper－Samuelson定理。我們可以通過圖1來更直觀地解釋相對價格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發展中國家目前處于r1／r2＝b11／b12階段，此時大部分資本與勞動力在傳統部門生產。但是隨著未來現代服務業市場形成，相對價格逐步上升，傳統商品的相對收益就會下降，這會導致一部分勞動力和資本1由于收益變化而流入到服務業部門中進行生產。   而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價格提高，因此兩種準特定要素和資本的收益也隨之上升，而勞動要素的收益卻在下降。當相對價格繼續上升進入到pprime1／pprime2之后，準特定要素收益比進入到r1／r2＞b11／b12，此時兩種資本在各自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生產相應準特定要素，勞動力持續流入到現代服務業部門1中。而此時準特定要素1和資本1的收益上升，準特定要素2、資本2以及勞動要素的收益下降，因此兩種資本的收益差距拉大。當相對價格上升到p1／p2之后，發展中國家的相當部分資本（全部的資本1和部分資本2）將進行準特定要素1的生產，而勞動也隨著現代服務業相對價格的上升持續流入服務業部門。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發展中國家現代服務業具備相當規模的目標任務可基本完成。   四、外商直接投資對現代服務業的意義   在本節我們將討論要素變動對要素收益的影響。當經濟處于特定要素區域進行生產時，兩種資本會在各自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生產準特定要素，即Kj＝kj／bjj。而此時可以根據Jones（1971）的結論得到,其中λLi＝αLixi／L，即表示i部門使用的勞動力份額；而Δi是原文中為正的多項式。即當商品相對價格不變而資本2的數量增多時，準特定要素2的數量就相應增加，這會導致準特定要素1的收益相對準特定要素2的收益增加。類似地，可以根據等式（12）證明兩種資本要素數量的上升和勞動力要素數量的下降都能夠提高準特定要素1相對準特定要素2的收益，即圖2中顯示的H線段向上移動，即要素稟賦區域所對應的相對價格也會下降，這就意味著服務業發展所需要的相對價格條件降低了。我們可以更一般地總結上述準特定要素模型的要素變化性質為：當準特定要素模型在特定要素區域時，生產準特定要素的要素（本文中即為資本1和2，以下簡稱為原要素）增加或者是公共要素（本文中的勞動）的減少，將會使得密集使用原要素部門的準特定要素較另外一種準特定要素的相對收益上升，如果上述要素變化相反則會使得兩種準特定要素相對收益下降。①結合Ruffin（2001）討論Rybczynski定理的結果，我們知道當經濟處于要素稟賦區域時，要素的增加會增加密集使用此要素商品的產量，而減少另外一種商品的產量。因此兩種資本的增加可以增加現代服務業的產量，這也意味著現代服務業規模的提升。   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告訴我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實際上就是勞動要素逐步釋放進入工業生產的過程。勞動要素的增加使得資本要素的收益增加，但是相對于現代服務業資本，勞動密集型資本的相對收益也在增加，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會較長期地集中在傳統產業。隨著勞動要素的增加趨緩，此時若能繼續大力吸引資本進入服務業，特別是當內資相對不足時對外資的引進，將會降低發展中國家現代服務業發展所需要的價格條件，從而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一方面，高新技術資本的增加將吸引高素質勞動力進入現代服務業增加其規模；另一方面，勞動要素密集型資本的增加會使得勞動要素的收益增加，使得勞動要素密集型資本的相對收益下降，#p#分頁標題#e#   從而擠出相當一部分資本、管理和技術要素進入到現代服務業中。進而，從利用外資已經達到一定規模的發展中國家實踐來看，在吸引外資進入現代服務業時還應特別注意整體利用外資的有效性。這在模型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資流入需通過bj1轉換成有效資本再進入生產。現代服務業外資具有較高的轉換率，其引入對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毋庸置疑。但傳統外資如果轉換率較低，在外資流入規模控制的情況下，則有可能出現“擠壓”現代服務業外資的狀況；二是從等式（12）和（13）可以看出系數λLi決定了兩種外資流入對相對價格的影響大小。當λLi較小時，外資流入對產業升級的作用十分有限，如果這些外資所處行業還屬于比較落后的傳統產業，其引入還應尤其謹慎（本文模型未討論環境因素方面的問題）。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已經達到一定規模后，仍有必要特別鼓勵外資流向現代服務業，而對于外資在傳統產業方面的存在，可以相對有所限制。②   五、稅收政策對現代服務業的影響   本節中我們將利用該模型討論稅收政策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同樣地，我們依然需要討論經濟在不同位置時財政（稅收）變化的影響。首先我們考慮經濟在特定要素區域，準特定要素不在部門間流動。，此時現代服務業的準特定要素相對價格上升。根據圖1可知，稅負的減免可以使現代服務業吸收更多的勞動力，從而使得現代服務業的產出增加、規模變大。因此，當經濟在特定要素區域時，稅收政策的支持有利于服務業發展。同樣，當珓τ1＞0，珓τ2＝0時，通過等式（16）我們可以得到珘r2＞0，珦w＜0，即稅收政策對現代服務業的支持將提高兩種準特定要素和資本的收益并減少勞動要素的收益。實際上，財政（稅收）支持就意味著新興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雖然在要素稟賦區域兩種準特定要素的相對收益不會發生變化，但是價格的變化卻會吸引更多的勞動力進入到現代服務業進行生產。因為現代服務業是所謂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所以勞動要素的收益減少，這與Stolper－Samuelson定理相符。   六、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瓶頸”與解決途徑   根據準特定要素模型的分析，經濟可以分為特定要素區域和要素稟賦區域。在特定要素區域資本要素不會流動，而勞動要素將流向相對價格走高的產業；在要素稟賦區域，資本和勞動要素都將流向相對價格走高的產業。需要看到這種要素的流動方式會導致經濟生產在不同區域產量變化不同。Acemoglu（2003）認為資本與勞動的替代彈性一般小于1，這就意味著特定要素區域價格變化導致的產量變化將小于要素稟賦區域的產量變化。如圖3所示，產品1在p1＇／p2＇與p1／p2之間的產量增長斜率要小于兩側的斜率。而且，隨著資本與勞動的替代彈性變小，特定要素區域的產量變化也將隨之變小，即如圖3所示的由虛線變為實線。其次，如果經濟中技術增長方式按照“干中學”模型，即如Ai（t）＝BKi（t）θ，①那么兩個產業在特定要素區域也將面臨技術進步“停滯”的狀態。也就是發展中國家需要警惕現代服務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會出現產量和技術同時放緩的“瓶頸”期。而如果政府通過稅收政策等手段支持現代服務業跨過此“瓶頸”，就有望再次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七、基于我國服務業發展的經驗分析   根據準特定要素模型的分析，稅收政策支持和有效外資流入都能提高發展中國家現代服務業的相對價格，從而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由于發展中國家現代服務業相對價格數據較難獲得，可以考慮通過對產量的分析來判定稅收政策和有效外資的影響。因為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的假設下，根據Romer（2001）的分析，我們能夠得到：lnxi＝ρ（lnpi－lnp）＋βy（17）其中，兩參數ρ＞0，β＞0，p為一般物價水平，y為人均真實收入的自然對數。①等式（17）說明了現代服務業產量與相對價格相關，相對價格的提高能夠提高產出，結合等式（12），（14）和（16），我們可以通過以下等式來體現現代服務業與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下面，我們運用我國過去10余年來服務業發展的情況來驗證本文模型的可信度。經驗分析選取的樣本為我國31個省（直轄市）1998年－2010年的相關經濟數據。其中，y為地區現代服務代表行業產值，因生產性服務業是影響二、三產業加速融合的重要因素，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fdi代表地區外資額；tax代表地區第三產業不同稅種的稅收收入，這里考慮三個對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可能會有影響的稅種，即營業稅、增值稅、車船使用和牌照稅；εit代表隨機擾動項。模型采用外資總體數據原因有二：一是本模型得到兩種資本流入能夠促進產業升級的結論，因此用總體數據是合適的；二是外資還可以作為國外先進現代服務資本流入國內的相關變量。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GMM）對動態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果。經驗分析的結果表明，生產性服務業產出的上期變化對本期產出作用為負，這說明我國的生產性服務業、乃至現代服務業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從近10余年歷史數據分析的結果來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發展波動較大，一段時間的快速發展之后往往是一段時期的停滯、甚至是衰退，并沒有出現長時間快速發展的趨勢，這恰恰與準特定要素理論推導出的發展中國家可能出現的現代服務業發展“瓶頸”相吻合。從三個不同稅種的總體來看，稅收政策對服務業的發展具有滯后效應，當期的稅收變化會在未來一到兩年的時期內才會發揮影響。從三個不同稅種的影響程度來看，目前服務業主要征收的營業稅影響最顯著，并且其影響為負。這就意味著如果增值稅擴容改革中能夠考慮建立有利于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稅收政策，那將會對我國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提供極大的助力。從對于增值稅、車船使用和牌照稅的計量結果來看，其對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影響不顯著。而外資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則是顯著的，雖然影響系數小于營業稅的影響，但需注意其影響為當期。因此，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在短期內要促進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仍然可以從吸收國外有效資本入手；而從中長期來看，相應稅制的改革，以至于相應的配套政策對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更為重要。綜此，經驗分析結果與理論模型分析基本一致，應該說，稅收政策運用和有效外資引入對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至關重要。#p#分頁標題#e#   八、政策建議   本文引入并拓展能夠解釋發展中國家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準特定要素模型，并結合我國服務業發展進行了經驗分析。從理論探討與經驗分析來看，其結果均能較好地反映我國現實，符合我國國情。基于這些分析，對于未來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特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其一，從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我國目前相當部分經濟仍集中于低端制造業，因此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符合我國國情。通過模型推論和經驗分析，不難看出現代服務業產品的相對價格對于服務業發展至關重要。而在目前我國現代服務業市場發展還不完善的情況下，應該考慮國家對現代服務業進行各種適當的政策支持，從而促進服務業相對價格的提升，促進服務業規模經濟的形成，加快服務業資本的聚集。   其二，在眾多支持政策中，鼓勵有效外資進入我國現代服務業可望較快地達到促進發展的目的。一方面，外資可以引進較為先進的生產和管理技術，從而使得我國現代服務業在“干中學”中獲益；另一方面，資本的增加會“擠出”我國目前過多的傳統資本，使其進入現代服務業，加速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還應注意的是，資本和技術的增加除了能幫助我國完成服務業發展外，本文也證明了勞動力要素的收益在上述過程中也會增加，因此資本的增加還能有助于我國實現改善民生的目標，減少服務業發展中可能對民生的影響，①從而為我國更好地處理民生與發展的關系提供一個新途徑。   其三，稅收政策運用同樣是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由于現代服務業市場在國內還不完善，如果國家能對從事服務業的企業實施減稅或提供稅收優惠政策，則會彌補上述不足，稅收政策變動引導國內服務業發展的效果就能得以凸顯。現階段應該對現代服務業實行“輕賦稅、晚征收、促發展”的政策，今日涵養稅源，著力夯實后勁，日后在現代服務業得以發展后必能實現“雙贏”的目標。   稅收政策變動促進服務業發展的途徑很多，從本文研究的結果看，有三點值得重視。   一是本文強調了稅收政策運用和有效外資引入對于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性，這兩者在我國改革開放33年后的今天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從當年主要靠單獨對外資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的“依性質優惠”到今天對服務業實施全行業稅收支持的“依行業優惠”，從當年我國的“招商引資”到今天的“招商選資”，我們對促進外資進入服務業的政策手段，除了對現代服務業中各類資本一視同仁的稅收支持外，還要考慮如降低準入限制等其他促進外資流入政策措施的配套。   二是本研究從理論上佐證了針對生產性服務業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試點的必要性。本模型的一個重要政策性啟示就是要認識生產性服務業在整個生產鏈中所起的連接作用，認識到其在緩解與突破發展中國家資本與技術“瓶頸”期的獨特作用，因此對其的稅收政策調整能夠達到較直接的效果，也可以為今后現代服務業總體稅制改革提供經驗。我們將會持續關注這一改革試點的深化。   三是我國稅收政策運用從來都是同稅制改革深化相聯系的。從本文分析結果看，正在推進中的資源稅改革也會促進我國服務業的發展。這是因為從量稅改為從價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稅負水平，進而使得服務業的相對價格水平上升，促進我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本文還存在一些改進的空間。例如，可以考慮將多部門連續李嘉圖模型引入到本模型中，從而對多個產業間的交替關系進行分析；也還可以參考Ruffin（2009）的經驗分析方法，對我國當前各服務業所處的發展階段進行經驗分析；此外，在經驗分析時還應考慮到稅收因素對分類型外資可能產生的影響，筆者已另文做了一定分析（鄧力平，2009）。盡管本文還存在上述可以改進的地方，但筆者認為，現有模型還是抓住了發展中國家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核心問題，即價格條件，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稅收政策變動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期望能對“十二五”時期我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