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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加快了社會工業現代化進程，為人類創造了豐富的社會財富和物質文明。與此同時，人類急速膨脹的生產能力和消費需求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生態環境危機。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以過度消耗自然資源以及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活動轉而又受到生態環境的制約。經濟增長與發展不僅不能化解日趨加重的生態環境危機，甚至本身也成為導致這些危機的主要因素。20世紀60年代掀起的綠色政治運動進一步將生態環境問題擴大到全球范圍，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人們開始重新思考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一、綠色政治產生的時代背景   經濟增長一直是世界各國政府及社會各界政治家、經濟學家們永恒不懈研究和探討的重要話題。各國政府把經濟增長作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政治學家把經濟增長視為保障政治穩定的“靈丹妙藥”，經濟學家則把經濟增長作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尺。20世紀現代技術革命加快了工業現代化進程的同時，也為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隨著高科技和現代化的快速發展，世界經濟也迅速步入了黃金發展時期，經濟高速增長甚至成為人類追求的唯一目標。與此同時，技術進步促使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消耗與需求急速增加，工業發展導致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與污染日趨嚴峻，最終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全球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的出現，迫使人們從最開始一味重視經濟增長問題轉而關注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1962年美國著名學者蕾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向人類敲響了生態危機的警鐘。時隔十年羅馬俱樂部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的出版，再次激起人們對生態危機的恐慌意識。面對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人們開始反思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開始審慎地思考經濟增長與環境發展的關系。保護生態環境，擺脫人類生存困境逐步成為人類共同關注的焦點。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隨后遍及全球的綠色政治浪潮迅速興起。   二、綠色政治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反思   經濟增長理論的成長大致經歷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長三個發展階段。從18世紀后期開始以斯密和李嘉圖等人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到20世紀50年代開始以索洛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再到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羅默等人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分別對經濟增長要素及決定因素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和闡述。［1］其中，根據經濟增長決定因素來源的不同，又可將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外生經濟增長和內生經濟增長。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由諸如資產、資本和勞動等外生技術進步推動，因而又被稱為外生經濟增長理論，或傳統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則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諸如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推動，因而又被稱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2］傳統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資源稀缺制約經濟發展，但科技進步、對外貿易等途徑可以緩解資源危機，資源并不能構成對經濟增長的不可逾越的絕對限制。然而，從20世紀60、70年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技術進步與創新不僅沒有緩解資源危機，反而加劇了自然資源與環境的消耗速度。對此，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重新審視和評價傳統經濟增長理論，關注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與影響。   1．反思經濟增長的代價———社會環境邊際   成本經濟增長與發展過程中，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汲取與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經濟增長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但長期以來，由于人們缺乏代價意識，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因經濟增長而支付的自然資源消耗、社會環境污染等社會環境邊際成本往往被人們所忽略，導致現在社會所面臨的經濟越增長，環境越惡化的發展困境。1967年英國經濟學家米香(E．J．Mishan)在其著作《經濟增長成本》中指出，技術進步、人口和財富增長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產生社會、環境和心理等邊際成本。如車輛持有率的增多會產生交通擁擠問題，增加路程往返時間;新型塑料產品會給社會生態環境帶來新的污染問題;高節奏生活會讓人們產生更多的心理壓力及精神損傷。他還指出，如果科技進步不能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品質，我們就應停止這種進步。人權應該包括人們生活環境舒適的權利。［3］面對高增長帶來高消耗的發展困境，人們開始反思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環境邊際成本問題。認為單純追求經濟高增長而忽略經濟增長對生態環境和社會整體發展的破壞影響，最終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日趨惡化，繼而走向滅亡。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也因忽視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稀缺性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制約而受到社會各界專家學者的批評和質疑。   2．反思經濟增長的極限———經濟增長的有限性   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梅多斯等人發表了《增長的極限》，文章中指出，人們追求經濟高增長的同時往往忽略為之付出的生態環境問題。由于經濟增長而附帶的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資源枯竭、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等生態環境危機已經使人類陷入了生存的“困境”，當困境達到一定極限時世界就會走向毀滅。［4］1980年里夫金在其著作《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中運用“勢力學第二定律”，斷言科學技術的發展只能加速地球資源的枯竭和人類社會的崩潰。［5］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經濟增長不可能是無限的。以耗竭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不能推進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且也會因為受到自然資源稀缺的限制，逐步達到經濟本身發展的極限。因此，反思傳統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均衡發展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3．反思經濟增長與發展———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   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一直是世界各國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標。特別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技術進步為研究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在西方國家普遍盛行，經濟增長甚至成為社會發展唯一目標。“在大多數工業社會中，有三個密切聯系的增長量，即經濟的、技術的和機構的增長量度。經濟的持續增長，實際上被所有的經濟學家認可為一種教條。……幾乎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一個共同的、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目標進行，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質財富”。［6］在經濟增長理論的指導下，西方發達國家當時的經濟和物質財富確實迅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對高增長高發展的強烈要求，也造成了資源環境的高消耗，致使生態環境的急速惡化。基于對經濟增長代價、極限以及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反思，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傳統經濟增長方式。開始反思這種以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的發展模式，試圖尋求一條經濟增長與自然環境和諧發展之路，從而使人類走出不可持續地、有限地發展困境。#p#分頁標題#e#   三、經濟增長理論的調整與變革   對于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造成的資源環境問題，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調整方式:一種是在不改變工業文明的經濟模式情況下修補式、應對式的反思和調整。另一種則是要求對傳統工業文明的經濟模式進行革命的變革式、預防式的反思和調整。［7］對于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也有兩種調整方式:一種是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補充型調整;一種是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變革型調整。   1．經濟增長理論的補充型調整:從外生經濟增長理論到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外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由經濟理論不能預見的所謂外生的技術進步推動。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的“哈羅德—多馬”模型與“索洛—斯旺”模型對此都已經做了不少研究。①前者認為，經濟增長最終由一國的儲蓄率與資本的投資效率決定。后者則指出，通過諸如資產、資本等外生技術進步來修正總量生產函數，以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8］對外生經濟增長理論而言，經濟增長是由經濟理論不能預見的所謂外生的技術進步推動。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變化與發展，外生經濟增長理論也開始暴露出一些缺陷。該類模型無法對各國經濟增長率的差異以及諸如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進步率做出解釋。面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問題和缺陷，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1990年提出了技術進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內生技術進步上。自此，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理論基礎的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產生。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既是經濟增長之源，又是“知識”內生積累的結果。因而，經濟增長就取決于經濟系統本身，而非傳統經濟增長理論所謂的外生因素。［9］新經濟增長理論關于知識、技術、人力資本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的論證，進一步提高了技術創新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盡管新經濟增長理論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單純論述勞動與資本的局限性，在對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進步的解釋上取得了進展。然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假設和外生經濟增長理論仍然是相同的，即技術進步可以推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因而只是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修補型調整。   2．經濟增長理論的變革型調整:從經濟零增長到經濟穩增長   不可否認，以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的理論觀點在20世紀中期社會實踐中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國家的高經濟增長政策為其帶來了豐富的社會財富和物質文明。然而在經濟迅猛增長的同時，與之相伴的卻是日趨嚴峻的生態環境危機問題。因而，僅以技術進步就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理論觀點逐漸引起了人們的質疑和挑戰。   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報告中認為工業革命以來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將給地球和人類自身帶來毀滅性災難，人類社會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資源有限性決定了經濟不可能無限增長，經濟高增長必然會引起資源高消耗和環境高污染，當這“三高”突破一定限度，世界末日就要來臨。［4］為了避免經濟崩潰，唯一出路是實行經濟零增長。   經濟增長極限論因對經濟增長過于悲觀甚至極端的觀點遭到很多經濟家的激烈批評，然而，經濟增長極限論也因對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關注而在環境學界受到人們的重視。美國經濟學家米香認為，經濟增長只是改善和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并不能讓人們精神得到滿足。相反，人們在追求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往往會失去很多幸福。因此應該停止經濟增長。［3］   不同于增長極限論所提倡的“經濟零增長”激進觀點，美國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達利(Her-manE．Daly)1971年在著作《走向穩態的經濟學》中提出“穩態經濟”理論觀點。達利認為，在經濟增長與發展無法避免的現實狀況下，發展經濟必須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關系。“用質量性改進(發展)的經濟范式來代替數量性擴展(增長)的經濟范式作為未來進步的道路。”［10］穩態經濟理論促使人們改變過去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態度，轉而開始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