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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明王朝的晚期,田賦加派繁重,商稅、鹽稅、茶稅、礦稅等各稅橫征暴斂,軍政費用、皇室費用、祿賜等費用開支無度。官場腐敗,社會各方面矛盾日趨尖銳,征斂引發的斗爭遍及大江南北。崇禎十年(1637年)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局動亂。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檢頒布了一道《罪己詔》,①詔文中寫道“……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②完正額又欲羨余。③甚至已經蠲免,④赤悖旨私征,才義繕修,⑤便乘機自潤。……”在崇禎皇帝頒布《罰己詔》后的第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就在農民起義的疾風暴雨中滅亡了。   1644年原局處東北,經濟和文化都比較落后的滿州貴族、地主階級政權,在鎮壓了明未的農民起義之后,入關遷都北京,取得全國政權而建立大清王朝。清朝初期規定正賦(正稅)以稅賦較輕的明朝萬歷時稅制為準,天啟、宗禎時加派的一律豁免;鹽稅也按明朝萬歷時舊規征收,把明末加在鹽稅上的新餉、練餉等加派都豁免了。清朝前期經康熙、乾隆兩帝勵精圖治,積極發展生產,著意開發邊疆,耕田、人丁都有了很大的增長,出現了史稱的“康乾盛世”。   然而到了清朝中晚期,政治日趨腐敗,官吏貪污成風,賄賂公行。一個上品位的官其貪贓可達數十百萬兩白銀,這些贓款哪里來,來自“上竊之國、下取于民”兩個方面。   巨額贓款一個人縱有千只手也是攫取不到的,只能是一大批依靠他庇護的貪贓者各以一部分贓款孝敬他積累而成,而這些貪贓者又是從更多的低一級貪贓者那兒分得而來。贓款“竊之國”來自財政,“取于民”來自百姓,但歸根結底都是壓榨人民血汗而來。當時的大詩人和思想家龔自珍有“國賦三升民一斗”的名句,對此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深刻分析,他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統治者上下同謀,對民眾進行殘酷的財政剝削,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封建官吏相互勾結、貪污勒索的財政積弊。客觀地說,清朝統治者本身也覺察到當時朝廷上下貪污腐敗之嚴重,只是封建專制的吏治已無力救治其因腐敗而至的滅亡命運。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力在其晚年的嘉慶七年(1802年)曾有御制罵廷臣詩:滿朝文武著錦袍,閭閻與聯無分毫?!⑥一杯美酒千人血,數碗肥羹萬姓膏;人淚落時天淚落,笑聲高處哭聲高;牛羊付與豺狼牧,負盡皇恩為爾曹。清朝中晚期各級官吏的侵蝕和貪污為數之大,為害之烈,可以說是空前的,當然不是絕后的,后面還有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執政時期。   由于鴉片戰爭的結果,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盡管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已終結,但是軍閥混戰,各自為政,財稅秩序更是混亂不堪,百姓遭受雙重的災難。國民黨政府取得全國政權后,看到了財稅秩序混亂的弊病,統一了全國的稅制,整頓了部分財政秩序。但是由于國民黨政府逐漸背離了偉大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財為民用”的思想,國民黨,致使官官相護、賄賂盛行、政治腐敗的歷史又重演,百姓深受其害,民怨沸騰,抗爭不斷。民國政府最后在人民解放戰爭的槍炮聲中潰敗而撤離大陸,逃往臺灣島。   如果說明、清和民國政府在財稅制度上毫無建樹,這是不太客觀的。明朝“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民國政府的統一全國稅制等,均在中國的財稅史上得到眾多學者、專家對其改革予以正面肯定。有好的改革為什么不能善始善終呢?這固然有歷史發展規律注定其走向消亡的一面,但就改革“新政”推行不果而言,嚴明財政監督制度的缺失也是其不可忽視的一個原由。   歷史走到了人民政府的時代,人民政府即政府是人民的,人民當家作主,政府由人民選舉產生,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為人民服務。這種服務不是虛心假意或半心半意的,而是全心全意的,中國人民之所以選擇中國共產黨,就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國家財政其性質就是政府為民理財,即通常所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財為民所聚,財為民所用,財為民所管。特別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的提出和確定,更進一步明確了公共利益至上,明確了社會民眾對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有充分的選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財政必須自覺接受民眾的監督,必須有嚴格的法規和制度將包括財政在內的政府的活動鎖定在人民利益的范疇之內。   二歷史是不能割裂的,由于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小農經濟的影響,盡管古今當官的大都明白,政府的“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但在現今政府中誰又能否定不存在“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的官員呢?!“入黨當官,當官掌權,掌權撈錢,送錢當更大的官,當更大的官撈更多的錢”這樣的舊時官場潛規則,在一部分官員中還有一定的市場;權錢交易、權物交易、權色交易、權權交易、權力期貨交易(即在位時予人好處,離位后去收好處)等腐敗現象還在各級行政官員中有不同程度的出現。   為了部門和地方的利益,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借取各種名義向民眾收費,并競相攀比各自的所謂“福利”和“政績”;為了部門和局部的利益,本來中央文件明確應征或豁免的稅費,政府部門可以扭曲文件精神豁免或加征;一次工作會議一桌飯可以吃掉上千元,與會者人人都有幾百元甚至幾千元的“紀念品”,會議后“活動”可以花消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中央幾千萬元的扶貧專款經過層層下撥,最后到農民頭上只剩幾百萬元;……誰又能否認這與“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勃旨私征;才義繕修,便趁機自潤”都有一定程度淵源上的相似。更可況還有利用各種手段侵吞國有資產、利用各種名義公款旅游、公款出國、公款吃喝、公款撈文憑、公款……。種種花消的公款從哪來?當然是“上竊國(財政),下取民(收費)”。   當某些人用公款在酒店餐廳舉杯相歡,一杯酒價值幾十元或上千元,一樣菜上百元或幾百元乃至上千元時,是否還記得這是在吃喝億萬納稅繳費人的稅費款!國內尚有幾千萬人未脫貧而難得溫飽!當某些人用公款在歌舞廳情人相伴放喉高歌時,是否還記得他們不僅在揮霍億萬納稅繳費人的稅費款,而且尚有好多關系國計民生的財政支出項目正捉襟見肘!當某些政府機構的負責人一任接著一任貪污受賄時,是否想過社會民眾信得過他們嗎?黨的多年培養教育還記在心頭否!是誰給了上述種種腐敗官員行腐至敗的權力?!是誰容允了上述種種腐敗行為?!是民眾,不是!是執政黨,不是!是現今社會經濟政治管理中制度的不健全,是財政內部和外部監督的不力,是民主政治的建設尚待加強,是防腐反腐尚待更加深入。一句話,是民主制度供給的不足和已有制度沒全到位。新中國成立前的六年(1944年),歷史學家郭沫若就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失敗原因寫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論文,文中引錄了明末崇禎皇帝朱由檢的《罪己詔》。據聞,時在延安的主席在得到該文后閱讀到三更,掩卷深思至拂曉。全國解放前夕,同志曾告誡全黨同志,不要做崇禎皇帝和李自成,更不要一進城就被一道宮墻把自己和人民隔開了。他要求各級干部要經常讀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明朝的滅亡,實在是君是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可以說統治者從上到下都已經腐敗透頂了,所以滅亡是注定了的。李自成的政權則是從廉潔清明到腐敗墮落,從愛護人民到脫離人民,從重用人才到毀滅人才,所以他也失敗了。#p#分頁標題#e#   1989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烏干達共和國總理穆塞韋尼時說:“……包括共產黨員在內,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堅持這個傳統,才能抗住腐敗現象……”。1991年1-2月,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巡視的談話中,他又談到:對于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1992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同志指出:廉政建設能否搞好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共產黨繼往開來開展了“三講”、“三個代表”、“保持共產黨先進性”等一系列的宣傳學習活動。總書記提出了“八榮八恥“的標準,同志當選為國務院總理時,上任伊始就說要打破黃宗羲定律……一系列民主政治發展理念,確立了民主在中國未來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標志著中國民主政治的深化,更是中國共產黨日臻成熟的執政能力的體現。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十七大”將科學發展觀寫進了黨章,“十七大”的報告指出: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堅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報告還指出:增強決策透明原則上要公開聽取意見;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報告中莊重承諾: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十七大”還對現行政府的決策機制、監督機制、透明機制等都指明了具體的方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十七大”的工作報告中,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議:①深入開展理想信念和廉潔從政教育;②全面加強領導干部和領導機關作風建設;③切實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④著力推進改革和制度建設。在第④點中還著意指出:深化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繼續完善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和“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規范財政轉移支付,嚴禁設立“小金庫”,保證財政資金使用的規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十七大”報告中的重要表述,將是未來五年乃至今后一個時期,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關鍵詞,中國民主政治肯定要走上新的高度。   三公共財政理論揭示,公共產權具有不可分性、非排他性、外在性和剩余索取權的不可轉讓性等特征。由于社會資源具有稀缺性,而社會成員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為目標,這將導致公共財產的濫用和“搭便車”行為出現,從而產生“公地悲劇”現象。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是由政府來承擔為公眾提供包括制度、秩序、物品和勞務等在內的公共產品的職能。政府提供這些公共品需要每個社會成員為其消費的公共品進行付費,即納稅。稅收是對政府提供公共品成本的補償。可見,政府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社會的機構,承擔著一種公共受托責任,社會成員從總體上是一個委托人,行使委托權利,社會成員與政府構成了“委托—”關系。同時,政府的存在是通過政府職能的執行得以體現的,而政府職能的具體執行則是由政府的各個部門組織承擔的。在政府和各個政府職能部門之間,政府將各項不同的職責和權利交給各個部門,因此政府可以被看作是委托人,而各個部門按相應的權利來履行職責,則可以看作是人,政府和各個職能部門又構成了“委托—”關系。具體到財政部門來說,財政部門把財政資金的使用權隨同財政資金的分配委托給使用單位,財政部門與財政資金使用單位也構成了委托關系。這樣一個多重的公共產權(財權)“委托—”關系形成了。   政府依賴行政層級管理經濟,由于眾多的政府部門與多級層層相嵌,它們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不對稱、利益不一致和權力不匹配,由于信息搜集、傳遞、處理、反饋過程中和決策形成、貫徹、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失真、扭曲、擁擠、延誤和機會主義行為、官僚主義行為,所以政府施政若不透明和不民主,則會有著很高的協調控制成本。在政府行政機構運行不確定性且缺乏高度透明度和信息不對稱的狀況下,人違背委托人意圖,侵害委托人利益,大量的貪污、挪用、揮霍、濫用職權、短期行為、公款用于個人消費、權錢交易、尋租腐敗等現象就難以從根本上得到遏制,這也就是所謂“人問題”。   大量的研究表明,解決人問題的總體思路有兩條,一是設計激勵機制,二是建立監督機制。前者主要是企業管理研究的范疇,后者是行政管理重點研究的領域。   由于公共品與私人品的性質差異,決定公共品必須要由政府組織來提供和管理,由于政府組織與企業組織的結構安排差異,決定了政府組織解決人問題的辦法主要是依靠在政府內和外部不同層面建立監督機制。   公共財政是政府為民眾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財力保障,這種財力保障是通過政府預算來執行的。政府預算體現出政府全部活動的范圍和方向,它既是一個國家政治權力的運行過程,又是一個國家社會管理中最重要的決策過程。因此,政府預算它同步記錄著一個國家政治決策的結果與支出政策的優先目標,描述政府為民眾提供的全部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為之而進行的全部努力。因此在民眾對政府活動的監督中和政府對其內部職能部門的監督中,財政監督既是必須的,又是首要的。財政監督最能體現民主政治,它最需要社會各階層參與和政府決策機制、監督機制和透明機制的建立、健全及不斷創新。如果放棄或淡化財政內部和外部各層面的監督,那是歷史的倒退,是政府的失職,是官場腐敗滋生和發展的起源。財亂政難行,財明則政自清。   到底什么是財政監督?或說財政監督該如何定位?筆者認為:所謂財政監督,是指有權職能部門或公民,在公共利益至上和源頭防腐反腐原則的指導下,對財政的收、支,以及與之相關的財政活動依法依規進行質詢、督察、檢查、評價、公示的一項財政管理活動。它既是一項專業性較強的經濟監督,也是國家民主政治的基石。依據管理學和公共財政學原理,以及國內外財政監督的實踐,財政監督可以分為四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財政機關(或說財稅系統)的內部監督;第二個層面是審計監督,即是政府對其所屬行政部門和事業單位的監督;第三個層面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民眾對財政的監督;第四個層面是社會新聞媒體和群眾來信來訪對財政的社會輿論監督。前兩個層面一般稱為廣義的財政內部監督,后兩個層面一般稱為廣義的財政外部監督。這四個層面施行監督職能的專職機構或委托受權的中介機構就是財政監督的有權部門,四個層面的監督既相互溝通又相互監督,從而構成財政監督的主體。#p#分頁標題#e#   與財政收支相關的財政預算立法、預算執行、預算績效則構成了財政監督的客體,主體對客體通過專門方法進行的審查批準、檢查核實、客觀評價和相關的獎懲等一系列活動,就是財政監督的主要職能。從微觀的角度看,財政監督既是對政府公務員(官員)權力的合理約束和看管,將其公務活動框定在公共利益至上、依法依規辦事的范圍內,又是對國家財政政策、法規、條例、制度和個人崗位責任制落到實處的督察,同時還是對國家公務員的愛護和正確引導。從宏觀的角度看,財政監督的有效施行,既是執政黨執政水平提高的體現,又是從源頭建立防腐反腐機制、推進民主政治、落實科學發展觀(官場生態健康)和構建和諧社會之必需   四如何來創新和加強財政監督呢?筆者認為當前可從以下方面進行構建和創新財政內部監督機制:   (一)財政內部監督主體方面。在公共財政框架下,財政內部監督體制中的監督主體由財政部門的專門監督機構、業務管理機構和國庫支付機構三個方面構成。財政內部監督主體建設要圍繞提高地位、明確職責、增強素質、改善方式展開。建議財政部門著手開展以下工作:一是整合相關職能部門在財政監督方面的職能。如就省級財政而言,可將投資評審處、非稅收入稽查局、政府采購辦、會計處、注冊會計師協會等部門所具有的財政檢查和績效評價、投資評審和會計事務所執業檢查等職能都集中到財政專職監督檢查機構,將績效評價和投資評審部門并入財政專職監督檢查機構。二是建立財政監督專員派出制度。財政監督專員由各省財政廳黨組統一派出,省財政廳監督檢查局進行管理,二人為一組,每三年一輪換,派駐對象為部分省直部門、部分市(州)、部分重大資金項目和省財政廳所屬獨立核算的企事業單位。三是實施省、市(州)、縣三級財政內部監督人員垂直管理制度。四是切實改善和提高財政內部監督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考試上崗,擇優錄用。五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包括財政系統內部的聯席會議制度和專家審理制度。   (二)財政內部監督客體方面。這方面主要是要按照科學合理的原則清晰界定監督范圍,明確監督對象和監督重點。   1•財政收入方面。對稅收收入的監督應該定位為對稅務部門征管情況的監督,從稅源入手,采用網絡監控手段,對稅收收入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進行監督;對非稅收入的監督應將非稅收入的收納、退付情況比照對稅收征收的監督一樣也納入財政監督的范圍,重點抓好非稅收入的票據管理、收費項目標準、賬戶管理、減緩免等行為的監督,建立和健全財政與銀行、執收執罰單位,財政系統內部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機制,對非稅收入的來源、結構、規模、變動趨勢與速度等情況進行動態監督。   2•財政支出方面。要努力實現關口前移,由傳統的事后檢查為主向事前審核、事中監控、事后檢查相結合轉變,實現財政支出全過程監督。要對專項資金的預算編制的依據、政策、程序進行監督,要對重大項目資金建立項目庫、實行全程跟蹤管理,在監督過程中做好監督與項目的計劃、概預算結合,與資金來源渠道、方式結合,與項目進度結合,與成本核算方式結合的“四個結合”。   3•財政內、外部監督配合制定財政支出績效指標體系,指標體系分定性定量指標兩大類。其中定性指標分支出項目預定目標規劃、執行情況、項目單位公務員(在崗職工)素質、支出項目的基礎管理水平、發展創新能力與戰略、服務硬環境與服務滿意度和綜合社會貢獻六大類,定量指標分為基本指標、績效指標、個性指標三類。   4•會計核算方面。財政部門對會計監督的主要對象,應確定為受托從事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及其注冊會計師開展會計報表審計、出具審計報告的情況。要逐年加大對企事業單位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力度,借助現代化信息手段,完善會計信息平臺。5•內部監督主體的再監督方面。要拓展內部監督檢查的方式,擴大內部監督檢查的內涵,加快制度化建設。   (三)財政內部監督操作系統方面。就省級財政而言,在各省“金財”、“金稅”等網絡工程建設中,應包含財政內部監督模塊。財政內部監督操作系統由財政收入監督操作子系統、財政支出監督操作子系統和會計信息質量監督操作子系統三部分組成,由此組成財政監督管理系統,建立“聯網實時監控,跟蹤問效問責和事中預警”的監督模式。聯網監督的實質是對“省級財政專項資金,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資金,中央下達各省的轉移支付、專項資金”大量“業務數據”進行海量數據分析工作的集合,使財政監督檢查方法由“賬表式”轉向“數據式”。目前要抓緊做好:(1)構建各省網上監督管理信息網絡平臺;(2)建立電子化網上全過程監督檢查體系;(3)實行財政信息數據資源共享;(4)利用各省財政網上監督管理信息網絡平臺施行實時監控。   當然,待各省操作相當成熟時,就可考慮全國聯網,建立起精細的全國財政監督網。   而在財政內部監督保障機制方面:要通過實行垂直管理、提升行政級別等方式增強專職內部監督機構的獨立性;要在財政部門內部建立健全責任追究制度;要強化財政監督人才的培養;要加快財政體制改革的步伐,為加強財政內部監督機制提供必要的制度環境。   五除了財政內部監督外,其外部監督更顯重要。目前我國的財政外部監督普遍存在如下問題:一是人民參與監督的意識淡薄,人民參與財政的監督在制度上、程序上仍處于虛軟。二是人大代表民眾對公共財政監督的渠道不甚暢通。三是人大對財政外部監督的專職機構尚欠明晰。四是財政監督立法滯后,至今尚無一套完整的、權威的、操作性很強的財政監督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法規。五是現行各級人大財經委對財政缺乏事前、事中監督,監督與管理脫節,監督檢查方式落后。   筆者認為,要適應市場經濟下公共財政的要求,建立新型財政外部監督機制,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設立專職財政外部監督機構。在各級人大財經委員會下設10—15人的財政監督辦公室,作為人大對財政進行日常監督的專職機構,對財政收支進行專業化的外部監督。若暫不能設立財政外部監督專職機構,也可以考慮依據現實情況,提升財政內部監督專職機構的行政地位和工作獨立性,將財政內、外部監督于一體。不管如何處理,一句話:對財政的內、外部監督應有一個獨立性強的專職監督機構。#p#分頁標題#e#   (二)構建專業中介機構的引入機制。對于規模相對較小或技術復雜的財政支出項目的審查和監督,人大可以委托中介機構或者聘請專家進行監控、評價,同時配套建立問責機制。   (三)外部監督要全方位和全過程滲透。在對財政內部監督實施再監督的基礎上,對財政收支實行動態監督,追蹤問效,采取事前、事中和事后檢查財務、現場調研、項目間比較核算等方式掌握第一手材料。   (四)財政內、外部監督配合建立切實可行的績效評價機制。目前關鍵之一是要建立起一套能夠切實反映項目支出效能的指標體系。根據調研,筆者在前文已探索性提出一套由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構成的比較科學可行的績效評價體系。   (五)為外部監督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主要是健全法律保障體系,嚴格《預算法》、《會計法》、《財政監督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執法。筆者同時認為,要發揮人大對財政的有效監督作用,一些相關配套改革措施必須同步推進:一是改進部分現有人大代表的產生方式,人大代表不能純作為一種榮譽稱號而授予某些勞模和各級政府首長,也不宜硬性規定某些群體代表的比例;要考慮有一定比例的懂財政監督且人品端正的代表。二是研究制定《財政監督法》并考慮出臺《實施細則》或《條例釋義》,以及《財政監督工作人員紀律》等增強其操作性。三是建立靈敏的財政監督信息反饋系統,收集并儲存企業(首先是國有獨資或國有參股企業)、行政事業單位資金情況,實行財務數據信息共享。四是重新定義財政管理方式和內容,形成日常管理與專項監督并重的新格局。   六由于封建專制社會“當官發財”的流毒千年不絕,以至成為當今部分知識份子仕途經濟的信條和為數不少國民的人生信念之重要內容,因此從社會到官場仍有人認為:搞得到財政的錢和國有資產的人是“好漢”,能“體面”的當官掌權,掌權發財更是“好漢”中的“高手”。這種極為有害的思想導致部分官員利用手中權力鯨吞或蠶食國家的財政收支,挖毀黨領導下的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大廈。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在財政內部監督機制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一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又適應中國國情的財政內、外部監督體系已初步形成。但由于經驗不足和財政監督理論研究落后于實踐需要,逐步構建起來的財政內、外部監督機制還很不完善。在日常經濟、政治生活中,我們常聽到和看到:某官員在任的幾年中,貪污受賄上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群眾謂之“高速腐敗”;某部門官員上下勾結,違反財經法規亂收費或私設小金庫貪污國家財政資金私分,數額達幾十萬、幾千萬乃至更多,群眾謂之“集體腐敗”;某機關某官員低價拍賣國有資產和土地、中飽私囊幾十萬、幾百萬元,國有資產流失達幾千萬,乃至更多,群眾說這些官員是“碩鼠”。   一些政府部門自我監督意識不強,作為主管部門或領導機關,習慣監督他人而淡化自身的監督與管理。部分部門領導對自己本人或者部門內部的問題看不到,特別是對因自裁度過大而導致預算執行不力和財經紀律松懈的問題看不到,以至覺得必要的自我監督是自己人整自己人,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自己往自己臉上抹黑,甚至認為不能因監督而自斷“財路”;有些官員認為已有審計和新聞媒體等外部監督而放松自我監督;有的部門將自我監督當成擺設,對上級檢查應付了事;凡此種種都與財政監督格格不入。   因此,為落實財政監督全局要求,應當在立法、執法、司法、護法等多方面全面推進。三十年的改革表明,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應當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的觀點,抓住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進民主建設,加強財政監督應當堅持“內外并舉、重在治內”,其核心就是要重在治“內”、重在治“權”、重在治“官”。一是從理論上看,法治是依法治權,人治是以法治民,這是二者本質區別。所以,財政監督不純是治納稅繳費人,更為主要的是重在治權,就是重在治財政資金籌集和使用之權及其掌權官吏。二是從主、客觀條件看,解決財政監督立法、司法、護法問題,財稅部門有責任、有義務,但客觀上更需要黨政領導、有關部門的支持配合,而能否公正執法、嚴格執法則主要依靠各級政府機關和每一個官員,因為財政分配的日常主動權掌握在他們手里。三是從社會反映看,財政資金的籌集和使用的不公正、隨意性大既是群眾反映比較集中和比較突出的問題,往往也是腐敗產生之處。四是從財政監督實踐看,財政監督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要求嚴格監督,維護財政監督的尊嚴,另一方面要求執法者必須守法,財政監督權力不得濫用。   筆者堅信,在黨的“十七”大精神指導下,有黨的從嚴治黨,有民眾民主意識的增強,有國家長治久安之策———民生民主的堅行,包括財政監督在內的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定會走上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