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財政管理思考，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我國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狀   一般而言,在既定的生產力水平上,農村剩余勞動力應該是農村總勞動力數量與農村實際需要勞動力之間的差距。[1](P101-102)據農業部課題組相關研究表明,我國現階段農業部門需要的合理勞動力數量為1.96億人,按1998年我國農業勞動力3.48億人計算,剩余勞動力1.52億人。到“十五”期末,考慮到農業生產投入的增加和生產技術進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據估計農業生產率每提高1%就將有近300萬勞動力涌入失業大軍),一定數量的種植業勞動力負擔耕地規模將增長,在現有耕地不變的情況下,種植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會進一步降低到1.68億人左右,農業剩余勞動力將增加到1.8億人。若加上農村新增勞動力和農村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富余勞動力,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在今后的幾年內將可能達到2億人左右。可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之龐大。   從結構上講,農業勞動力以種植業勞動力為主,林、牧、漁勞動力占第一產業勞動力比重較少。2000年種植業勞動力占農業勞動力的82.3%,林業勞動力占1.3%,牧業勞動力占12%,漁業勞動力占4.4%。2001年種植業勞動力占81.8%,林業勞動力占1.5%,牧業勞動力占11.7%,漁業勞動力占5%。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客觀必然性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符合目前農民收入增長的要求   第一,從農民自身來看,農戶家庭經營已趨向非農化。隨著農戶經濟收入增長速度趨緩,農戶家庭經濟結構也由調整階段迅速轉入微調階段。從農戶家庭經濟收入結構演變趨勢看,家庭經營仍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其份額保持在70%以上,但其變化(比重)呈持續下降趨勢,2004年所占份額相比1995年下降了2.09%,比1997年下降了0.04%。外出勞務是農戶經濟收入的第二大來源,其份額變化呈明顯的上升趨勢,2004年所占份額相比1995年上升了2.01%,相比1997年上升了0.45%。[2](P676)第二,非農產業是我國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就全國而言,農業收入雖仍是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自1996年以來,農業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程度呈逐年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的趨勢。而農民的非農產業收入,從1978年的9.4元增至2000年的993.49元,以平均每年23.60%的速度增長,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加速度要快10%,非農產業收入對農民純收入增加的直接貢獻率達到42.5%。   (二)農業經濟向非農化經濟轉移是世界上發達國家曾走過的成功之路   其一,從世界范圍看,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無不伴隨著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產業和城市的大量轉移。如美國在經濟騰飛時農業人口下降了72%,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下降了65%。   其二,勞動力向高位轉移是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托拉羅人口流動模式告訴我們:只要未來城市收入的“現值”看上去大于未來預期農村收入現值,即城鄉收入存在“勢差”,且在城市就業的機會可能性較大時,農民就會不停地流動下去,勢差越大,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力就越大。[3]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面臨的障礙   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實踐來看,我國已經形成了多渠道、多元化的轉移局面。但仍面臨諸多障礙,主要如下:   (一)體制障礙   計劃經濟體制下阻礙和束縛城鄉之間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基本制度是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制度和戶籍制度,在這些制度的安排下,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允許也不可能離開農村。[4](P143)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有所松動,但城市相應的基礎設施、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體制等改革沒有與之配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力大打折扣,加上受制度的慣性和地區利益的影響,為了解決城鎮居民下崗失業問題,許多地方相應出臺了一些優先安排城鎮居民就業的不平等政策,其中最主要是社會保障政策。[5]據有關部門統計測算,外來農民工的各種收益僅為本地城市工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倍以上的差距來自社會保障方面。   (二)博弈障礙   由于自身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社會交往等方面的局限性,農民屬于社會的弱勢群體,[6]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進程和規模實際上是一個多方利益主體相互博弈的結果。各個參與談判的利益主體的組成結構及大小、社會地位的高低、話語權利的表達途徑及強弱等因素決定了利益分割的結果。城市勞動力在與農村勞動力的對比中,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并能有效保護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勞動力只有在“蛋糕”充分做大并在不損害城市利益集團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向城市的轉移。[5]   (三)人力資本存量障礙   教育是提高勞動力素質的主要手段,自1986年我國頒布實施《義務教育法》以來,我國義務教育事業雖獲得了長足發展,但與此同時,仍然存在著投入責任不清晰、發展不均衡、農民負擔較重等原因,農村的教育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導致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存量普遍較低、就業競爭力不強。據2001年的數據,在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比重達87.8%,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勞動力占7.4%,小學文化程度占31.1%,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專文化程度占2%,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0.5%。在農村,勞動力受過專門職業技能訓練的僅占13.6%。當年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當年轉移總量的23.5%,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達62.9%,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比重達10.2%,大專文化程度占0.7%,經過專業訓練的勞動力程度比重為12.7%。[6]   (四)其他障礙   主要包括:曾是吸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主力的鄉鎮企業,由于經濟形勢的轉變和自身有機構成的提高,加之近些年我國鄉鎮企業發展受阻,其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受到嚴重影響;[7]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深化,使城市人口失業率提高,城市就業壓力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良性循環;我國農村產業化程度低,第二、三產業發展緩慢,無法消化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另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給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帶來新的挑戰。#p#分頁標題#e#   四、相關的財政政策支持   (一)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改革現行財政體制,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步伐   在加大對農村、農業投入力度的同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投入,加強對農業科研、技術推廣、農業生態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投資,以及對水利、氣象和林業方面的投資,消除農業、農村發展的“瓶頸”障礙,增強農村內部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按照“多予、放活”的方針,推動農業內部開發,積極引導農業走農、林、漁、牧綜合發展的道路,挖掘農業內部勞動力轉移的潛力。運用稅收政策,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稅收制度,為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積極開拓農村消費市場,推動消費升級,鼓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增收機會,增強農村內部吸收剩余勞動力的能力。   (二)加大對農村教育的財政投入,優化勞動力素質   西方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改善窮人福利的決定性因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質量的改善和知識的增進。可見發展農村教育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素質和就業競爭力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義務教育。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實現義務教育均等化的目標,應該在公共財政框架下,重新界定義務教育的責任,將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從農民轉移到政府,并且中央和省級政府在農村義務教育中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大幅度提高中央和省級財政支出在全部農村義務教育支出中所占的份額,貧困縣的義務教育支出由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解決。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各級財政每年新增的用于教育的支出,要盡可能地向農村義務教育傾斜。   職業教育。在繼續強化農村基礎教育的同時,還應突出農村職業教育的戰略地位,加強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整體統籌規劃,開展多渠道、多投資主體(包括政府、市場和中介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相結合的教育方式。[6]   各級政府要安排專門用于農民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為了提高培訓資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訓效果,應由農民自由選擇培訓機構、培訓內容和培訓時間,政府對接受培訓的農民給予一定的補貼和資助。另一方面,應鼓勵社會組織機構、企業和個人對職業教育進行投資。   (三)為已經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及其家庭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由于不能得到基本的公共服務保障以及戶籍歧視的存在,即便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實現轉移后,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常常在一定時期后又返回到農村,難以形成穩定的轉移,這將嚴重影響我國的勞動力轉移步伐。進一步推動戶籍制度改革,為已經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及其家庭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如公共衛生服務、公共安全、社會保障和子女義務教育服務等,將是促使我國農村勞動力形成穩定轉移的關鍵。值得強調的是,由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仍發揮著農村居民社會保障的作用,同時也是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保險機制,所以,在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和對城市農民工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沒有有效建立起來之前,農村土地制度不宜做大的變動。   (四)運用財稅手段,誘導金融機構為“三農”服務,解決農戶貸款、農業生產貸款、農產品流通領域貸款難問題   當前農村經濟發展面臨這樣一種局面:一方面,解決農民收入的長期低迷需要對農業和農村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另一方面,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和農民負擔過重,必須依托于地方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來配置稅源,而這兩方面都離不開金融的支持。為了激勵金融機構為三農服務,財政應有所作為。在財政補貼方面,中央財政應增加對農村信用社的保值儲蓄補貼,為農業提供貸款的金融機構提供優惠利率和再貸款的補貼支持。在稅收方面,可以借鑒國外合作金融的經驗,對農業貸款利息收入免交營業稅,所得稅前加計扣除有關費用等。   (五)按照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要求,調整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方向   例如,充分利用WTO的“綠箱”政策,增加農業科研,擴大農業技術推廣的資金補貼額度,用以資助民營企業和農民專業戶新技術推廣示范基地的建設。[8](P398)設立專項資金彌補一般農產品進行質量檢驗和畜禽檢疫的費用。增設市場營銷服務專項資金,主要補貼我國農產品參展或舉辦國際農產品博覽會、農民專業協會、處理國內外農產品供求和價格信息等。加大農產品流通設施等方面的投入,減少流通環節的補貼,逐步建立對農民收入的直接補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