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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余曉峰 單位：四川師范大學

一、戰時中等教育發展概況

抗戰時期國統區的中等教育,雖然在戰爭之初受到日軍的嚴重摧殘,但通過艱難的遷移與重建工作,不僅在抗戰的后方很快恢復,而且在戰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教育規模不斷擴大

抗戰初期,由于戰爭的影響,中等教育一度遭受嚴重損失。但由于全民族同仇敵愾的抗日意志,尤其是在廣大愛國師生的共同努力下,中等教育仍然取得了相當的發展。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1937年春全國共有中等學校3264所,學生627246人[1]。雖然“七七事變”后因受戰爭影響而有所減少,但自1938年即開始回升。至1943年已恢復到戰前數,當時中等學校有3455所,學生1101087人[1]。1945年第一學期全國則有中等學校4500余所,比1937年春增加38%;學生1394000余人,同比增加122%[2]。

(二)教育布局漸趨合理

抗戰以前,各省的公私立中學往往集中在各省主要城市,而偏遠縣份的教育十分落后。為改變這種不平衡的局面,教育部于1938年通令各省實行中學分區制,依照省內交通、人口、經濟、文化及現有學校的實際情況,酌情劃分學區。每區內的中學應有適當的分配。每區內以有高、初合設的中學一所為原則。無省立中學者,應設聯立中學,或擇一私立中學予以充實整理,以作楷模。每區內應設女子中學1所或于中學附設女生部。以湖南為例,湖南省在戰前,全省公私立中學集中在長沙、衡陽、常德等城市。為均衡省內中學的設置,1941年湖南省將全省劃分為十個中學區,每區設立省立中學、師范、職業學校各1所,縣立中學、私立中學也在分區設立原則下同時增加。至1943年,全省省立中學達13所,少數民族地區也有了20所中學,在校學生達3000多人,其中少數民族學生有600多人[3],中學教育由此得以均衡地發展。

(三)教育質量大大提高

抗戰爆發后,大量的文化教育機關紛紛內遷。一大批知名教授、學者、專家的到來,不僅提高了教師隊伍的素質,而且將先進的招生、考試制度、先進的教育思想、教學方法及學校的管理理念帶進落后的西部地區,促進了大后方教育質量的提高。一些著名學者直接參加了對川省教育的指導,像馮友蘭、梁漱溟、姜亮夫、余介石、戴安邦、葉圣陶等專家,都曾執教于川省暑期教師講習會,為中小學教師進行示范教學[4]。內遷院校還對當地中小學進行了直接的教學支援。如武昌華中大學遷入大理喜洲后,其教育學院三、四年級的學生,大部分都要到當地五臺中學實習,有的教師也去兼課。8年中培養了數以千計的高、初中畢業生,僅華中大學招收的云南學生就達300多人。而在此以前,喜洲全鎮僅有大學生3人[5]。

二、戰時中等教育發展的特點

縱覽抗戰時期國統區中等教育的發展,難免留下時代的烙印,歸納起來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強烈的戰時特征

為適應抗戰和服務于抗戰,國民政府加強了對中學學生的軍事訓練。1937年12月,教育部頒布《高中以上學校戰時后方服務組織與訓練辦法大綱》,規定高中以上學校“應加緊實施業經教育部規定之特種教育,預備從事后方服務,以協助軍事推進,發揮國防教育之實效”[6]。1942年11月,國民政府提出“各級教育應以軍事化為中心目標”,實行教育軍事化,要求配合軍事要求,修訂教材與課程。其中規定小學與初中教材,應注重童子軍訓練,并加入各科軍事常識及兵役要義;高中課程必須與軍事教育科目程度相銜接。在國民政府的號召下,地方學校的軍事訓練廣泛地開展起來。據統計,自1937-1945年,中等學校受訓學生數為463235人,其中高中學生233081人[7]。對學生的軍事訓練,提高了學生的身體素質,培養了學生的軍事技能,激發了學生參軍衛國的熱情,為支援抗戰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二)濃厚的政治色彩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加強了對中學生的思想控制。1938年,教育部頒布《青年訓練大綱》。大綱除了要求對青年學生施以人生觀、民族觀、國家觀及世界觀的教育外,還特別將信仰、德行、生活、服務、體格列為訓練的要項。而訓練方式包括日常生活和教學課程兩項[8]。從內容上看,該大綱既有對學生施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及人文主義教育的合理要求,也有對傳統美德和文明生活的提倡,還有“信仰領袖,服從領袖”、“時時刻刻以領袖之言行為念”等愚民教育。1939年,教育部又頒布《訓育綱要》。其核心內容即一貫提倡的恢復民族固有道德和民族精神的主張。1938年,教育部頒布《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開始在中等學校實行導師制。1944年6月修改為“中等學校導師制實施辦法”。其要旨是:中等學校每級設導師一人,由專任教師擔任。導師應采取個別訓導和團體活動的形式,對于學生的思想行為、學習及身心發展等,實行嚴密的訓導;對于學生的個性、思想、學業、身體狀況等都要作詳細記載,并針對學生缺點提出改進意見,每學期報告教導處兩次。每學期結束,教導處應將考察結果通知學生家長[9]。訓導制的實行,表面上對學生施以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以促成學生養成健全人格,但其實質是向學生灌輸“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愚民思想,加強對進步學生思想及行為的控制,使其甘心服從其專制統治秩序,這便自然表現出為國民黨效力的濃厚色彩。

三、戰時中等教育發展的原因

抗戰時期,國統區中等教育一度嚴重受損,但旋即很快恢復并獲得空前發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國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正確的措施

一是創辦國立中學。從抗戰爆發至1945年抗戰勝利時,國民政府創辦國立中學34所,用以解決從戰區撤退至后方的中學師生的就業與就學問題。國中創辦初期,學生除了被免除各項費用以外,其他如伙食費、制服費和書籍費均由教育部按各校人數發給。為了使從戰區流亡到后方的學子安心學業,教育部于抗戰中期又實行貸金制,要求學生就業后償還。到1943年,又改為非常時期公費辦法,而享受公費的“以淪陷區學生占多數”。國立中學師資力量強,教育質量高,帶動了各級各類教育事業的發展,對穩定后方和增強抗戰建國的力量是有積極作用的。二是建立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致訓練委員會,于臨近戰區重要地點,分設招致站、登記處、接待站、訓導處、訓練班等機構,辦理戰區學生的招致、救濟、復學和就業業務。據統計,自1938年起至1945年底止,前后登記的學生達30余萬人,其中尤以中等學校學生為多[10]。三是設置戰區教育指導委員會,實施戰區教育。抗戰爆發后,教育部本著“在淪陷區域之各級教育應利用種種方法使其繼續維持,以適應抗戰需要,而延綿文化之生命”的目的,于1938年底擬定了《淪陷區教育實施方案》,將淪陷區劃分為50個教育指導區,選派“意志堅強,思想純正,具有犧牲精神及教學經驗”的教育指導員28人分赴平、津、魯、蘇、皖等地,從事戰區教育工作。1939年5月,正式成立“教育部戰區教育指導委員會”,重劃淪陷區為70區。至1945年止,凡戰區教育指導員活動所及之處,均設有教育研究會、文化協會、戰區教育工作隊等組織[10]。戰區教育工作在防止戰區青年被敵偽利用及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四是試行六年一貫制中學教育。1939年,教育部為改進中學教育,除繼續實施中學“三三制”外,專門指定國立中央大學實驗中學及川、黔、滇、陜、甘、寧、湘、贛、浙、閩等省市教育廳,選擇1至2所辦學優良的中學試辦六年一貫制中學。其辦學特點是:采用連續一貫的教材,加深教學內容,專作升學準備。此項試驗對推動中等教育改革和提高教育質量是有積極作用的。#p#分頁標題#e#

(二)廣大愛國師生的共同努力

除國民政府付出諸多努力外,廣大愛國師生深明大義、同舟共濟,在艱苦的環境和條件下堅持辦學與讀書,也是這一時期中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箲饡r期,雖然中學教師待遇有所提高,但卻抵不過物價的飛漲。教師們在溫飽也難維持的條件下,以一種為國育才的敬業精神,如吐絲的春蠶,默默地為教育事業作出了最大的奉獻。據1941年秋季入學國立十四中的黃榮祺回憶,該校教師“多是中央大學畢業,有學者的風度,嚴謹的教風,愛才、講民主、富正義感。教好學生,爭取抗戰早日勝利,收拾破舊山河是他們的共同愿望,他們教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于培養我們做一個真正的人。”[11]學子們的生活也很清苦。據一位在國立十四中“度過了整個的中學生時代”的女生回憶,該?；锸齿^差,“早餐一律是稀飯和一盤煮黃豆、豆腐干之類的小菜,有時稀飯摻和了頭天的剩飯同煮,中餐只有兩個菜和一桶清湯,菜是最便宜的豆芽、豆腐、胡蘿卜等,只有在重大節日才加幾個葷菜”[12]。然而,學子們都很勤奮:早晨,有時在拂曉,“田畔邊、教室里,早就是朗朗不絕的讀書聲了”,“這在每個學校里似乎是一種風氣”,下午2節課后,“好靜的同學要在圖書室或深林竹叢中才可尋到,彼時他們多半是手不釋卷”,夜晚,“沒有電燈的學校只好兩人共一盞墨煙熏人的桐油燈,大家默默無聲地完成各自的作業或自習,以自己的勤勞向學來化解因戰爭帶來的苦惱。在他們的心中只有等待,等待著抗戰的勝利,以便把今日所學的知識‘獻給國家,獻給民族,獻給全世界’”[13]。

(三)戰時經濟的發展為中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抗戰時期,后方受戰爭的破壞相對較少,使后方無論教育還是經濟都有了發展的可能。后方各省份工業水平在戰前很低,僅有符合工廠法的企業237家,占全國工廠總數的6%,稍具規模的工廠幾乎沒有[14]?？箲痖_始以后,大量工廠內遷,帶動了大后方工業的迅速發展。至1943年,后方各省已有符合登記的企業4524家,資本總額26.37億元,工人總數273336人。與戰前相比,工廠數增加了18倍,工人數增加了82倍,資本竟增加了164倍[15]。而農業經濟也在國民政府的扶持下,呈持續增長的良好態勢。因此,工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教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據統計,1937-1945年教育經費占國家預算的百分比年均2.44%,僅比戰前的30年代年均數減少1.1個百分點,甚至1944年的教育經費占國家預算的3.54%,與戰前平均數持平[16]。教育經費的保證,使得戰時教育的發展成為順理成章之事。而國民政府尤其注重中等教育,如創辦國立中學并承擔了其幾乎全部的費用,即是明證。地方政府也頗重視中等教育的發展,如湖南省,1937年至1942年全省的教育文化經費開支中,中等教育經費每年幾占全年投入的一半以上,僅1941年度的中等教育經費開支就比1939年度凈增了300多萬元,因之“中等教育發展最快也就在情理之中”[3]。正是在多方的努力和多種因素的促成下,抗戰時期國統區的中等教育事業在遭受戰爭的破壞后,迅速得以恢復并持續發展,弦歌不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