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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軍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
1902年，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學制———“壬寅學制”頒布。作為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系統完備的學制，它構建了一個由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再至高等教育的三段七級學校教育制度。其中，高等教育段分三級:大學院、大學專門分科、大學預備科，大學預(備)科被明確列入學制，而至1922年“新學制”將大學預科撤出學制系統，制度規定的“大學預科”只存在了短短20年，此間，“大學預科”經歷了由初生、發展、變革到消亡的全過程。作為一個下聯上繼的教育層級，近代大學預科的發展道路一直與中等教育保持著密切關系。
一
制度化的大學預科，是近代意義上的大學產生后才出現的。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諭令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負責主持京師大學堂復校之事。張百熙經過一個多月的考察、構思，于2月13日上《奏辦京師大學堂疏》，詳細闡述了其關于復辦京師大學堂的構想。他指出西國學制多按照由蒙學－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的進階順序，以中國實際情況而言，小學堂即縣學堂，中學堂即府學堂，高等學堂即省學堂。雖然清政府諭令各省府州縣遍設學堂已逾幾年，但至20世紀初年確實開辦的學堂“尚無幾處”。京師大學堂作為當時全國最高學府，在復校之際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無應入肄業之學生”。考慮到開辦中小學堂，再培養出合格畢業生尚需多年，而京師大學堂又復校在即，張百熙遂提出一條權宜之計:“惟有暫且不設專門，先立一高等學校，功課略仿日本之意，以此項學校造就學生，為大學之預備科。”①由張百熙的奏疏可見:第一，大學預(備)科的設立是為了解決京師大學堂生源問題而采用的通融辦法;第二，大學預(備)科的設置源自對日本學制的模仿。歸根到底，中國近代大學預科得以產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學無法為大學提供合格的、充足的生源，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未能形成有效銜接。伴隨著近代三級學校制度的形成與發展，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溝通問題日益受到關注。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自18世紀始，就重視普及初等教育，建立中等教育，逐步發展高等教育，致力于形成前后接續、循序遞升的三級學校制度。中國直至19世紀中葉，才被迫打開國門，中國傳統教育在中西文化的撞擊下緩慢地由傳統走向現代，其中，學習西方，建立三級學校制度是近代中國教育邁向現代的重要一步。在“中體西用”思想的指導下，洋務派于19世紀60年代開始發展專門學校，包括語言學堂、軍事技術學堂、實業學堂等，“此期設學之宗旨，專注重實用。蓋其動機源于對外，故外國語及海陸軍得此期教育之主要，無學制系統之足言。”②
這一時期的學校制度尚無前后接續的體系可言，可稱其為“一段制”。1895年，時任津海關道的盛宣懷創設天津中西學堂，據該學堂章程所載，學堂分設頭等、二等學堂，二等學堂即外國所謂小學堂，頭等學堂即外國所謂大學堂，均四年畢業。規定二等學堂“招收十三歲至十五歲的學生，按其年歲，考其讀過《四書》，并通一二經，文理通順者，酌量收錄。”③從其招生要求看，二等學堂并不是外國所謂小學堂，而相當于外國所謂中學堂，成文的二級學制形成。發展至三級學制，經歷的時間較短，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上奏請推廣學校，主張分設府州縣學、省學、京師大學，各以三年為期。總理衙門奉上諭議奏，贊同推廣學校以勵人才，要求各省通行遵辦。1897年，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于上海，此學分為師范、外、中、上四院，外院即日本師范學校附屬小學院，中院即二等學堂，上院即頭等學堂，各以四年為期，成文的三級學制遂以確定。1898年7月，光緒帝上諭:“開辦京師大學堂，入堂肄業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于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為小學。”④由小學至中學再至高等學的三級學校制度基本明確。19世紀末，相互銜接的“三級學制”已見于治令，但從全國情況看，各級學校尚處于蹣跚學步的初級發展階段，未及考慮各級學校教育的有效溝通。1902年8月15日，《欽定學堂章程》頒布，確立了小學、中學、大學前后接續的三階段學校系統，其中，“中學堂之設，使諸生于高等小學卒業后而加深其程度，增設其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學之高深者，為高等專門之始基。……修業四年。”⑤大學堂分三段，為大學院、大學專門分科、大學預備科。設于省會的大學預備科則稱高等學堂，“高等學堂之設，使學生于中學卒業后欲入大學分科者，先于高等學堂修業三年，再行送入大學肄業。”⑥
“壬寅學制”因本身的不足，再加上清廷內部的權力競逐，未能付諸實行，一年后，“癸卯學制”正式頒行，此學制基本延續了前者對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的設置，在具體規定上更為完備、嚴謹，“設普通中學堂，令高等小學畢業者入焉，以施較深之普通教育，俾畢業后不仕者從事于各項實業、進取者升入高等專門學堂均有根柢為宗旨，以實業日多，國立增多，即不習專門者亦不至暗陋偏謬為成效。……學習年數以五年為限。”⑦“設高等學堂，令普通中學堂畢業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學預備科為宗旨，以各學皆有專長為成效。三年畢業。”⑧“設大學堂，令高等學堂畢業者入焉;并于此學堂內設通儒院(外國名大學院，即設在大學堂內)令大學堂畢業者入焉。……大學堂內設分科大學堂，為教授各科學理法，俾將來可施諸實用之所。”⑨清末學制明確了制度化的三級學制體系，確立了大學預(備)科為下聯中學堂、上繼大學堂的橋梁，全國各級教育遂以此為據，發展起來。1909年，全國中學堂數增至460所，中學生數40468名。不同省份發展差異較大，發展相對較好的省份有四川、湖南、直隸、浙江、廣東、江西、安徽等，中學堂數均超過20所，其中，四川省為最，共設立中學堂51所，學生數5828名，偏遠及內陸省份如黑龍江、吉林、貴州、新疆等發展遲緩，如黑龍江、新疆兩省，全省只設立一所中學堂，學生數不過百人。⑩同一時期，全國大學預科(時稱高等學堂)亦開始起步，至1909年，全國18個省設立了24所高等學堂，學生數4127名，其中京師、江蘇、陜西、河南四省不只設立了一所。???學制頒行后，全國范圍內中學堂、高等學堂數量均有增長，然而，“學堂名目，雖有等級之可分，學生程度，幾無高下之可別。”#p#分頁標題#e#
首先，“已有漸入專門之意”的高等學堂在課程設置上與中學堂并無明顯差異。通過對比高等學堂與中學堂的科目表，我們可以發現，二者科目設置基本相同，作為大學預科的高等學堂，并沒有突出“預”的科目設置，即大學專業教育，而是更側重于中學普通基礎科目的學習，在對應不同大學科別的科目選擇上略有調整。其次，高等學堂實際辦學程度并未達到高等教育的水準。前文提到，高等學堂的開設原為一時權宜之計，可因當時教育實在不敷其用，為此，高等學堂內仍有變通考選之法，如因中學堂數有限，合格中學畢業生更是少之又少，只得招考未經中學堂畢業之學生;因生源不合格，已為大學預科的高等學堂只得再設預科，當時不少高等學堂設立正齋、備齋或正班、備班等，就是在高等學堂內再分設預科、正科。此一做法雖可暫緩高等學堂生源不足、教育程度不合格的困境，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若放任此法，“下級學堂永無畢業之人，越級躐升高等課程更多遷就之初，英敏子弟無由深造，普通教育無由振興，貽誤后生，妨礙學務。”???不僅不利于中學堂、高等學堂的各自發展，而且促使各級學校形成前后接續、逐級遞升的聯系的動力也不復存在。1907年，學部在對直隸高等學堂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其教科程度太淺，且授課遲緩，大約一年可授畢之課，往往有延至備期而未已。……推原成績不佳之故，一由于教員未盡合程度，一緣學生無普通學之素養，而管理員又履經易人，致有此現象。”???并據此建議將四年本科學生改為預科畢業生，自第二年再入本科，并重定教科目，加深程度。此種情況并非一例，1908年5月9日，新疆巡撫聯魁上奏，稱新疆省城高等學堂教科程度低，人數亦少，“類于中學堂，應即改為中學堂。”
1908年8月16日，學部奏議四川高等學堂學生獎勵案，認為其甲、乙兩班畢業學生“悉與中學畢業程度相符”。???為救此弊，學部于1908年奏準《各項學堂招考限制章程》，杜絕先前變通招考之例，規定“高等學堂、大學預科，應考選中學堂畢業學生及與中學堂程度相等之學堂畢業學生升入肄業。自戊申年六月為始，不準招考未經各中等學堂畢業之學生，并不得于高等學堂再設預科及正齋、備齋、正班、備班各項名目。”???直至1910年9月5日，學部仍致電各省提學司，要求“高等學堂必中學畢業方準考入，……各省必應遵守，遇有京外高等各學堂招生時，不準令中學堂未經畢業學生變通投考，致多妨礙。”???由此可見，民國之前，高等學堂一直存在著辦學程度不高、未能與中學堂形成層級遞升關系的問題。
二
民國初立，清末學制被提上改革日程。在臨時學校令以維持學務之后，教育界展開了對民初學制的討論。最初爭論的是以何國學制為藍本，教育部中留學英、美、法、德、俄、日者都有，在譯出各國學制條文后，發現除日本學制外，多與我國實情不相容，為此，仍選定日本學制為借鑒基礎。接著是確立學校系統。教育部召開臨時委員會討論學校系統，經三稿得以成型:第一稿提出三種學制案，一為四級制，由初等小學(四年)升入高等小學(四年)升入中學(五年)升入大學(六年，含預科三年);二為五級制，由初等小學(四年)升入高等小學(四年)升入中學(四年)升入高等學校(三年)升入大學(三年);三為三級制，由小學(五年)升入中學(七年)升入大學(六年，含預科三年)。第二稿的四級制綜合了前一稿的內容，由初等小學(四年)升入高等小學(四年)升入中學(四年)升入大學(五年，含預科二年)。第三稿在前者的基礎上調整了修業年限，由初等小學(四年)升入高等小學(三年)升入中學(四年)升入大學(六年，含預科三年)。對大學預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大學預科是否設立，設于何處。清末設立的高等學堂仿自日本，經歷了近十年的發展后弊端日顯，其一在于“名”，實為大學預科卻名高等學堂，使一些并無入大學志愿者貿然入學，致其畢業不入大學，實不符高等學堂的辦學初衷;其二在于“實”，各省均設立高等學堂，但程度差異較大，畢業后同入大學，學力參差不齊，不利于大學教育實施。此外，受不同省份財力所限，分設于各地的高等學堂不能完全開設大學應備之預科科目，致使學生志有余而科目不足。有鑒于此，廢止分設各省高等學堂的聲音漸喧于學界。但是，當時全國中學程度實在不甚理想，無法與大學前后相貫，因此，大學預科仍需設立，并將高等學堂之名廢除，正名大學預科且附設于大學。第二，大學預科修業年限。第二稿建議將三年改為二年，認為加之中學四年，已足為大學準備。第三稿討論仍定為三年，認為中等以上教育，立足專精，志在大成，不妨稍稍放寬修業年限，而以“稍求智識”為目標的普通教育，修業年限可適當縮短。尤其是側重外國語教學的大學預科，在中等教育尚未普及之際，二年要求修畢一、二國文字，且與大學專門課程相銜接，則必困苦難成。為此，高等小學縮減修業期一年，大學預科增多一年，更為合宜。會議討論確定之學校系統與此后二年陸續頒布之各種學校令，綜合形成一系統，稱為“壬子癸丑學制”。
此學制規定取消各省設立之高等學堂，改稱大學預科并附設于大學，不得獨立，修業年限為三年，并規定預科分三部:第一部為志愿入文科、法科、商科者設立，第二部為志愿入理科、工科、農科并醫科之藥學門者設立，第三部為志愿入醫科之醫學門者設立。與清末學制相比，“壬子癸丑學制”在大學預科課程設置上摒棄了人倫道德、經學大義等傳統經學教育內容，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內容為重，其中外國語、國文、數學為三部通習課程。此外，針對不同科別具體學門，課程略有調整、添加。總體而言，此階段的預科課程仍以普通基礎課程為主，大學專注的專業教育則較少涉及，大學預備教育性質不及中學補習性質突出。“壬子癸丑學制”的頒行并沒有終止教育界對大學預科的諸多質疑，關于大學預科的存廢及年限問題的爭論很快揭開了第二輪序幕。周春岳和蔡元培是進入這場辯論的第一組選手。1917年，周春岳發表《大學改制之商榷》，申明廢止預科的觀點。首先，批評了學制系統改革限于局部的做法。他認為大學教育以中學教育為根柢，而四年的中學教育太過薄弱，當局明知其弊卻不思修正全體學校系統，改良中學，反而以大學設預科為補救之法實為緣木求魚。其次，對大學而言，“別設預科，多一番設備，即增一重負擔。……以一大學專注心力于大學專門教育，猶虞不及，今復委以預備學科，以分其力，不亦大違分功之原則乎?而此外經費之增加，與夫學生多數收容之種種實際上困難問題，猶其次也。”?為此，他提出廢止大學預科、加長中學年限的主張，“中學年限至少應當六年。俾普通學科，根柢深厚，可以進受大學教育。……大學盡可不設預科，而竭全力以從事于高等專門學術之發達。”???中學年限的延長又可采取二種途徑:第一，現有四年制中學維持不變，此外設一六年制中學，前者實施普通中學教育，后者則提高程度與大學連接;第二，維持四年制中學，增設兩年補習科，以便有志于入大學的學生學習。蔡元培隨即撰寫《讀周春岳君“大學改制之商榷”》，首先就周春岳關于歐洲各國無大學預科、中學年限長的言論加以說明，指出歐洲各國中學含高等普通學與高等專門教育的預備兩種作用，故年限較長，我國及日本制，中學偏重高等普通學，故年限較短，且須于大學特設預科，二者各有所長。其次，他認為針對時下中學教育的狀況，于大學內附設預科是必要的，原因在于:第一，一國內中學數量多于大學，入中學學習者不一定都入大學，將大學預科課程編入中學，對于不入大學的中學生是不必要的;第二，我國各地中學教育程度差異較大，即使編入大學預科課程，畢業后也不能保證直入大學，這樣一來反不如設一預科更為合適;第三，比較大學附設預科和中學延長年限所需經費，于大學附設預科更為可行。?#p#分頁標題#e#
蔡雖申明了大學附設預科的必要，但基于其對北大預科的改革，他認為三年的修業期限過長。北京大學預科于蔡元培就任時分為兩部，一部同時為文、法、商三科預備，一部同時為理、工、醫三科預備，學生不得不同時為三科的專業課做準備，而各科重要的課程學習反受障礙;同時，北大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已呈獨立狀態，教學偏重英語、體育，其他學科比較落后，進入本科后弊病突顯，此外，為了與本科競爭，特取本科第一年課程在預科第三年教授，造成課程銜接上的交錯，使得學生進入本科后失去對于學問的興趣。有鑒于此，蔡元培對預科進行了改革，具體做法是預科由三年減為二年，且分別隸屬于各科，不再設預科學長，直接受本科學長管理，主要課程均由本科教員兼任。???蔡元培對北大預科的改革得到了廣泛的認可，胡適就曾說過“蔡校長改預科為兩年，是極好的辦法，其中只有教授得人得法，兩年盡夠了。”???1917年9月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學令》，規定大學預科附設于大學，修業年限由三年調整為二年，可見對蔡元培改革北大預科的肯定。
三
《修正大學令》的頒布看似是關于大學預科論爭的塵埃落定，但伴隨著全國教育聯合會掀起的改革學制運動對大學預科存在價值及其與中等、高等教育銜接問題的深入探討，廢止大學預科的呼聲又甚囂塵上。1920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第六次會議將革新學制作為提案方針之一，至第七次大會開幕前，共收到各省區關于學制改革提案11件，現將其中關于大學預科提案。只有黑龍江、奉天、云南三省提案建議設立大學預科，廣東省則明確提出不設預科，其余省份雖未提及大學預科的設立與否，但從所有提案均建議延長中學年限至六年來看，將大學預備教育的責任轉付中學，進而廢止大學預科已是大勢所趨了。粵省的提案更是在分析了德、英、美、法、日五國學制優缺點基礎上得出了“提高中學程度，不設大學預科”等各國教育大趨勢，雖仍有如陳獨秀者主張大學附設預科而非中學，但改革整體學制，廢止大學預科已勢在必行了。1922年“新學制”最終廢除了大學預科，中學分為初、高二級，各三年，升學預備功能由高級中學承擔。但教育界人士仍對大學預科的處置議論紛紛。有絕對支持者如舒新城、胡適等，他們認為中學校兼顧職業教育與升學預備，務須設大學預科，“新學制主張廢止預科，使各省的高級中學都可以做大學預科和高專預科的課程，這等于添設無數的大學、高專的預科了，這是極好的意思。”
也有如經亨頤者對中學教育能否承擔此重任表示不安與懷疑，“新學制以初級中學、高級中學合辦為原則，舊學制大學預科必須附在大學”，“新學制中等教育段負擔實在太重，將來事實上一定高級中學獨立，差不多恢復前清高等學校辦法一樣。”李石岑則在《新學制草案評議》一文中提出由于缺乏師資，中等教育能否承擔起大學預科之責令人擔憂，“以現在的人才去辦四年制的中學尚且失敗，若居然辦與高專大學預科同程度的高級中學，能夠勝任嗎?”“現在大學預科，大家覺得辦不好，但無論如何，學生總還算能和幾位大學教授接近，將來各省區的城市都設立高級中學，人才上恐怕絕對不夠分配。”他認為大學預科還有存在的必要，但必須切實加以改革，若有人以為混亂新制，那么廢預科之名，允許大學附設高級中學也是一種權宜辦法。???取消大學預科，將升學預備功能交由高級中學負責，反映了社會、文化、教育等諸多因素的發展及影響。第一，清末高等學堂改為民初預科附設大學給地方文化教育帶來了消極影響。陶行知認為，預科附設于大學“使各省忽然失掉一個文化中心，未免可惜”。???胡適更是將此稱為“民國開國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因為(1)各省設立大學的一點小基礎，從此都掃去了;(2)各省從此沒有一個最高學府了，本省的高等人才就不能在本省做學術上的事業了;(3)大學太少了，預科又必須附在大學，故各省中學畢業生，為求一個大學預科的教育，必須走幾千里路去投考那不可必得的機會，豈不是太不近情理嗎?……兩年的預科教育，值得這么大的犧牲嗎?”
?伴隨著中等教育的發展，中學校數及中學生數的增多，將大學預備教育的職能交付各地高級中學無疑對地方教育發展更有助益。第二，新學制的制訂已不再囿于日本學制，而是廣泛參考了當時歐美各國學制，其中提高中學程度，不設大學預科已是各國教育的大趨勢。第三，經過了清末以來近二十年的發展，各地辦學意識和辦學條件已獲得明顯改善，全國大部分省份已具備了發展高級中學的能力。雖然“新學制”廢止了大學預科，但其“名亡實存”的狀況仍持續了多年。此一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大學的“強勢”，另一方面則由于中學的“積弱”。“新學制”頒行后，許多大學并未響應學制要求廢止預科，而是改換門庭，將預科改辦稱附屬中學，在當時中學特別是高級中學尚不普及的情況下，各大學附中在辦學歷史、辦學質量上優勢明顯，吸引了不少優質生源。有的大學則以缺乏舊制高中畢業生為由，同時開設預科、高中部，畢業后均可入大學學習。同時，設于各地的高級中學開辦之初困難重重，陳兼善在《新學制高級中學的兩個難題》一文中指出，新學制把中學分作兩截，前半截授以切近于日常應用的學科，后半截授以研究專門學問的基礎學科，把高級中學看做大學預科，致使高中功課太深;同時中學新制與大學舊制之間的脫節使得高中升學較為困難，這些都易使新學制在實施之初產生混亂。???“新學制”規定廢止的大學預科在實踐中存在了很長時間，而中學教育完全施行“新學制”的進程也因此受阻。此外，中學本身雖側重升學，但事實上不能升學者反居多。統計數據顯示，若以小學人數與專科以上學校(44000人)比較，學生能由初小以至大學者207人中僅有一人，為此一人而使小學成為中學之預備學校，中學成為大學之預備學校，未免失當。?
不能升學的多數學生，畢業后反因無職業上預備而至失業，或學非所用，與個人生計、社會事業均有損失。1930年3月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大學，“自本年度起，一律不得再招預科生。原有預科，辦至在校預科學生修業期滿為止。如事實上確有困難，暫準另辦附屬高級中學。”???同年6月3日，教育部重申廢止大學預科前令。此后各大學逐步撤銷預科，大學預科遂真正退出學制系統。1931年，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在其報告書《中國教育之改進》中就大學預科與中學的現況發表評論:“近來，各大學對于中等學校四年畢業之學生，若考入大學，當令其入預科二年，而預科之課程，大半與高級中學相同。此種辦法，殊不利于優良高級中學之發展。”???由此可見，至30年代，高級中學、大學預科、大學三者之間仍存在彼此銜接方面的缺陷。中日戰爭爆發后，大學預科曾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大學先修班短暫出現過。抗戰期間，中小學教育受到極大破壞，為適應抗戰期間的特殊要求，補救未及參加統考或參加統考而未被錄取的學生，國民政府教育部于1939年9月頒發了《大學先修班辦法要點》。《要點》規定了大學先修班的設置，除由教育部特設立三所(即設在四川江津白沙的大學先修班、設在安徽屯溪的蘇浙皖區大學先修班、設在江西興國的贛縣大學先修班)外，還指定國立蘭田師范學院、西北大學、西北師范學院、交通大學、暨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浙江大學、云南大學、廣西大學等校開設先修班，予以大學預備訓練。開辦之初，由教育部1939年度國立各學院統一招生錄取，然后分發到指定的先修班。還規定，先修班每班至少50人，如分發不足額時，得由學校呈請教育部核準后，招收未能升入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畢業生(不收同等學力學生)，經入學試驗及格后，入班肄業。修業期限一年，課程有必修和選修兩類。必修課目為公民(每周一小時)，體育軍訓(每周二小時)，國文、英文、數學(各每周六至八時);選修課目為歷史、地理、生物、化學、物理。學滿一年，不發證書，但體格健全、學業成績最優的50%，可免試分發各公、私立大學一年級肄業。#p#分頁標題#e#
?此后戰區不斷擴大，退至后方的學生日眾，對于未考入專科以上的學生，均予以登記，先發至先修班肄業。抗戰勝利后，教育部特設的各先修班即結束。1946年4月2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國立大學及獨立學院附設先修班辦法》11條，規定:大學附設先修班是為了提高大學程度，大學低年級不致重修高中課程。自本學年度起，酌準國立各大學及獨立學院附設先修班，招收投考未被錄取的中學畢業生，修業一年，修業期滿后，經嚴格考試，各科均及格者，免試升入該院校一年級。6月26日，教育部公布《國立大學及獨立學院附設先修班科目表》，規定設國文、外國語、數學、物理、化學、生物、中國通史、西洋通史、中外地理等9科，國文、外國語、數學為共同必修科，其余科目分文理兩組，由學生選習。???新中國成立后，先修班即宣告結束。先修班是國民黨政府在戰時采取的一種教育應變措施，一方面是為了那些淪陷區流亡到大后方的知識青年，使部分可資造就的人才有升入高等學校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也為了防止淪陷區知識青年奔赴抗日革命根據地，走上革命道路，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教育部特設的三所大學先修班都設在通往抗日革命根據地的交通要地。
四
整體而言，近代大學預科的歸屬問題一直影響著其發展。清末大學預科仿自日本高等學校，但二者有著較大差異。1886年，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禮頒布一系列教育法令，總稱“學校令”，其中《中學校令》規定中學承擔雙重任務，一是實施實業教育，一是為升入高等學校實施預備教育。據此，中學校分為尋常中學校和高等中學校兩級，前者每府縣設一所，修業年限為五年，后者則分設于全國七個學區，修業期限為二年。森有禮設計了一條從尋常中學經高級中學最后到帝國大學的升學道路，形成一個培養“英才”的學校系統，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將帝國大學建成與西方列國大學并駕齊驅的高等學府。清末大學預科雖直接照搬了日本高等學校的名稱、部別、課程，但與日將高等學校歸于中等教育段不同，清末大學預科被納入高等教育段，以現在的眼光看，似乎明確了大學預科作為一個教育層級，既是中等教育的延伸，又是進入大學正科前的準備的特殊性，但在發展過程中大學預科與中學的界限卻一直混沌不明，在制度上撤銷大學預科后，仍有人將清末高等學堂、民初大學預科、高級中學視為同一級學校。
高級中學承擔了大學預科的職能后，也承繼了大學預科的高要求，致使高級中學教學內容偏多、偏難、偏深，程度偏高，究其原因，大學預科的定位與歸屬問題是一重要因素。此外，近代大學預科的發展過程存在著制度改變與實踐推進的明顯脫節。1902年的《欽定大學堂章程》就已規定先設預備科，但京師大學堂至1907年才實現了第一次預科招生。進入民國后，因學界對大學預科討論的熱烈與反復，制度確立與實踐發展間的落差更是突出。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西方學制與中國教育實際狀況的不適切。民國后，借鑒歐美學制成為學界選擇，源自中世紀的歐美大學預科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早已與學制中的其他層級融合溝通了，或更改名稱，或更改形式，于學制中不顯，因歐美學制中無大學預科而主張取消者不在少數，但也有不少學者基于中國教育發展的實情認識到大學預科在中國設立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第二，高等教育發展的迅速與中等教育發展的相對滯后。伴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建設實施專業教育的大學成為趨勢，為了使大學集中精力于專業教育與研究上，兼具中學補習與大學準備的預科自然面臨著脫離大學的局面，而承擔預備教育的重責自然落在了中等教育肩上。近代中等教育起步較晚，發展過程中又歷經政局動蕩、戰爭頻仍，先天不足加之后天發展受阻，中等教育的規模與程度有限，對完全、合格地擔起大學預備教育的職責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