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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范莉 單位:延安大學
什么是“經濟學”及其與社會學的關系這里首先談一下“什么是經濟學”,原來我們所說的傳統經濟學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就是打破新古典,我現在要講的就是傳統經濟學重視價格機制而現代經濟學更重視非價格機制,于是政治、社會的結構對于經濟學變得重要了。經濟學應該干什么?經濟學本質上應去關注社會重大問題。我國當前情況下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問題中教育成本主要是由家長、受教育者、納稅人(政府)和社會人士共同分擔,因為教育資源的稀缺性是研究教育財政及教育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教育資源的分配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地區經濟實力的影響,越是發達富有的地區就越具有話語權,這樣一種慣性會導致農村教育改革步履維艱。從城鄉硬件設施對比中看待資源配置問題政府若是以理性的“經濟人”思維出臺政策或許遵循了經濟學原理但卻不一定適應社會發展真正的需求,本文對城鄉中小學教育硬件設施來進行對比:2002年4月8日,《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人民大學附中的文章,標題為“人大附中超過日本最好的中學”。文章歷數人大附中在教學硬件方面走在了全球中學的最前列,擁有學生專用的、設備先進的科學實驗大樓、高科技“全副武裝”的圖書館和綜合樓……實事求是地說,人大附中在我國只是辦學條件最好的中學之一,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社會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省市,不少中小學不僅校園建筑豪華,各種先進設備和設施連很多大學都望塵莫及。
可是就在同時中國西部不少農村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不少孩子的基本學習條件仍然缺乏保障,很多學生時時面臨失學危險,“黑房子,土臺子,中間坐幾個泥孩子”是這些學校的真實寫照。在一些村莊,學校的設施極其簡陋,教師是租借來的廢棄房屋,學校辦學經費緊缺,連粉筆都買不起,無水、無電、無廁所和無操場的學校并不罕見,學校的教室常常是牲口棚、坍塌的廟宇或無遮蓋的其他地方。在云南貢山縣山區,有孩子在凜冽的寒風中光著腳,身穿單衣服,聚集在四處漏風的教室里。在與西部農村情況極為相似的湖北巴東,也曾有一所小學的學生打著傘在露天上課。這就不難看出我國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存在著諸多問題,如何才能夠將資源合理分配、合理應用將是社會學和經濟學都需要重視的課題。教育成本投入中政府與農民的博弈農村教育布局調整中教育成本投入的主體是政府和農民。政府投入主要集中在財政撥款,政策傾斜等方面,具體表現在“撤點并校”的過程中為改善辦學條件,購買新的儀器設備、配置新的教育教學設施,盡管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的倡導者宣稱“撤并學校可以減少政府開支、提升學校的規模效益”,但實際上教育的支出不是減少了,而是轉嫁了,離學校較遠的農民家庭每年要為上學額外支出上千元的交通費、伙食費和住宿費。
我們“撤點并校”的愿望和初衷是美好的,然而20世紀90年代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的一項研究表明,政府宣稱可為納稅人節約數百萬美元的目標并沒有實現,相反州政府在學校合并上的花費超過了十億美元。教育收益由社會和個人共同獲得農村教育布局調整中的收益集中在國家與個人兩個方面,首先教育本身具有正的外部性,教育的普及率越高、教學質量越完善越會給社會帶來好處。其次教育對個人是與勞動力價值的實現呈正相關趨勢。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教育和收入之間都呈正相關。在美國,學歷越高者收入也越高,博士學位者平均月收入3637美元,碩士學位者2378美元,學士學位者1827美元,職校畢業者1088美元,中學畢業者921美元。根據世界銀行1991年的估算,每增加1年的學校教育,在韓國能使人們的收入增加6%,在馬來西亞能使男性的收入增加16%,使女性的收入增加18%。所以馬克•布萊格說“:教育與收入之間普遍的正相關性是現代社會科學最顯著的發現之一,也是少數幾條適合于分析所有國家———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勞動力市場準則之一。”
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問題上政府發揮的作用主要是財政支持和政策傾斜,之所以會進行調整主要是考慮到了“規模效益”。“規模效益”是指適度的規模所產生的最佳經濟效益,在經濟學理論中它是指由于生產規模擴大而導致的長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現象。教育需要很多資源,如果學校規模小,已投入的教育資源不能充分利用,那么擴大學校規模就可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生均成本、產生規模經濟效果。“發展規模效益”的提出,首先是與農村教育經費狀況聯系在一起的。我國農村教育經費主要來源于國家撥款和農村教育費附加。“農村稅費改革”與“以縣為主”教育管理體制的推行,縮減了縣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加大了縣級財政的壓力,使得一些原本就是“吃財政飯”的地區,教育經費明顯不足、捉襟見肘。而我國原來“村有小學、鄉設中學、縣辦高中”的學校布局規劃,在農村學齡人口銳減的情況下,受到的首要沖擊就是學校和班級規模的萎縮。“許多學校和教學點甚至無學生可教,出現‘空校’現象。多數學校的平均規模比20世紀80年代縮小三分之一以上,原來學校規模在300—500人之間的村小,現大多降至百人以內,有些小學教學點,總計不過10—20個學生。”在這種情況下,使得教育系統的規模效益難以產生、教育資源嚴重浪費、教育行政部門管理效能低下,嚴重制約了農村教育的發展。由此,對農村學校布局進行調整,撤并一些生源少、條件差、質量低的農村學校,降低教育成本、發展規模效益,無疑成為解決縣級政府教育經費有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最為有效與最受歡迎的手段。
教育成為經濟新的增長點政府通過財政支持教育,教育經由人力資源反饋經濟的案例屢見不鮮,例如上海浦東,剛開始發展浦東的時候是沒有人愿意去的,當時有一句話叫做“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當時浦東政府做過一件事情,就是在人氣不高的時候建了好幾所好中學,這就變成了浦東吸引力提高的一個很強的動力。其實這就遵循了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教育市場關系到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關系到財政收入,財政收入關系到當地教育投入,教育投入影響教育質量。從這個案例中就可以看到教育的發展對經濟會起到積極地促進作用,那么農村教育布局調整會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社會效益教學質量提高追求教育質量的提高,是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的最終目的。調查發現,6省區(湖北、河南、廣西、云南、陜西和內蒙古)有78.7%的教育行政人員、64.7%的小學校長、52.4%的學校中層干部和47.6%的教師認為,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促進了教育質量的提高,同時有51.9%的家長認為孩子的學習成績提高了。此外,有26.1%的教育行政人員和35.6%的教師認為入學率上升,67.6%的教育行政人員和47.9%的教師認為大致相當。#p#分頁標題#e#
維護社會穩定貧困地區青壯年進城務工,孩子教育問題外出父母日夜牽掛,農村教育布局調整使孩子們接受的教育有了質量保證,生活起居有專人管理,由此促進了社會穩定,提高了人民的滿意度。據調查,占農村兒童1/3至1/4強的留守兒童上學問題,有三種可能的選擇:留在鄉下學校就近讀書,由爺爺奶奶或父母中未外出務工的一位親人照料生活;隨父母到其務工所在城市借讀;到戶籍所在地的縣城借讀。由于缺乏可信的統計資料,據已有的研究資料分析推測,目前,第一類情況占絕大多數,即至少有數千萬農民工的孩子不能隨父母一同進城求學而留守鄉下,生活在與父母天各一方、親情關系疏離、教育要素缺失的成長環境中。就兒童教育而言,可以到父母務工所在地就讀是最好的情況,既可以受到高質量的教育也可以感受到父母的關愛,然而所需成本太高,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教育布局調整解決了父母們的燃眉之急,確保了社會安全與穩定。③促進社會文明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將會使更多的孩子接受更好地教育,教育會促進社會文明。對邊遠農村地區來說,一所書聲朗朗、國旗飄飄、國歌嘹亮的學校,能對傳播現代文化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人所受的教育越多,其言談舉止的文明程度越高,在與人交往中容忍度也越高。有學者的研究還證明了教育在發揚民主自由中的作用。接受教育時間長的人,更重視社會生活中的民主,反對獨裁,更珍惜手中的民主權力,積極參與選舉,理性投出政治選票。這將使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得到較完整的體現。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擔負著建設祖國的重任,只有教育普及,教學質量提高整個社會才會更加文明,更加進步。
帶來的好處①城鄉對比看出調整的必要性首先我想先進行一個城鄉小學學生信息素養數據羅列,用數字來進行直觀的比對:以上兩個表格的數據給出了直觀的答案,我國農村教育改革迫在眉睫,農村學生需要的不僅僅是基礎教育還有素質教育,普通的“村小”、“復式教育”所無法給予。可見,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在我國是利國利民的一項政策。②價值觀塑造提升內心滿足感教育布局改革促使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無形中孩子會在心里形成某種自我定位,會出現“我是什么人?”、“我希望可以成為什么樣的人”類似的心理暗示,這表明教育已經深入人心。這涉及到一種類似價值觀的理念在其中,例如哈佛大學第一堂課的第一句話就會講到:“當這個世界出現危難的時候,我們哈佛人在。”又例如耶魯校訓那般“愛上帝,愛耶魯”,可以看出教育對個人尤其是對受教育者在潛移默化中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目前我國農村教育布局調整所帶來的福音也必將會提高廣大偏遠農村人民的個人修養以及他們內心的滿足感、愉悅感。③人力資源價值提高帶來社會經濟繁榮以往教育的不平等對人力資本造成的影響從動態效率的角度來講,整個社會產出是下降的,因為沒有讓窮人家成績好的孩子上好學校,使得人力資本積累的總量下降,從而導致社會產出下降,這對于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是不好的。這種教育的不平等是由于收入的不平等所造成的,這就會帶來“隔代效應”,會導致窮人家的孩子因為收入低上了差學校,所以長大了也是窮人,結果,窮人生的孩子還是窮人,富人生的孩子還是富人,社會的流動性下降。
農村教育布局調整中不斷帶來的好處促進了教育事業的公平,提高了人力資本的流動性,將農村孩子的勞動力價值提高,在知識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這不僅僅對當代有益還會將正的外部性外溢到下一代,物質生活改善的同時也會提高對教育的重視。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文章開始的那個“放羊娃”,一旦這個孩子接受教育,眼界自然開闊,看到的除了放羊外還有自己的未來和夢想,所導致的結果是發展而不是世代輪回。帶來的問題經濟方面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民承擔的教育成本,給部分學生和家長增加了經濟負擔和生活壓力;布局調整也減少了學生為家庭勞作的時間,增加了學生上學的難度。此外,布局調整的不合理也造成多方面的利益沖突,比如:農村稅費改革后,減少地方教育財政負擔符合當地人民群眾的長遠經濟利益,但不撤村校則符合村民當前的經濟利益,由此造成了財政負擔和政治利益沖突、政府和村民雙方在教育機會供求方面的利益沖突等。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袁桂林認為,義務教育階段的布局調整應充分考慮學校的服務半徑,學生要就近入學,保障其順利完成學業。有關部門對于“就近入學”的解釋是,服務半徑不超過2.5公里,最遠不超過3公里。然而,很多地方在規劃農村學校布局調整時,以農村兒童減少、提高教育質量和產生規模效應為由,強制減少學校數量,忽視保障服務半徑問題,這樣的情況會加重由于布局調整問題而帶來的經濟負擔。很多地方農村初中每個鄉鎮一般只設一所,許多中學生由于離學校太遠,交通不便,甚至需要解決食宿問題,導致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輟學。再者家長們看不到教育所帶來的長遠好處,沒有什么送孩子去讀書的激勵,這就導致了農村孩子輟學率居高不下,以上都是農村教育布局調整中存在的問題。心理方面部分偏遠地區的孩子在農村教育布局調整中都需要在校寄宿,導致孩子們缺少家庭關愛與父母的教導。而家庭教育的行為,內在地實現著人類對后代的生命之愛、后代的獨立存在、家庭生命體的利益和家庭的精神追求,外在地構成了教育大廈的基礎,制約著個體人生的教育成敗和事業成敗,進而影響到人類文明的結構和發展。家庭教育的親和性、內在性和先在性,決定了不能以輔助教育來界定其存在。西部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以后,寄宿的學生很小就遠離父母,缺少親情關愛,缺少家庭教育的配合,其身心健康成長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另外孩子從原來的學校進入到中心學校,面對孩子們在學習方面的競爭,一旦成績降低而產生挫敗感就很容易造成厭學、逃學等現象,這也是值得廣大教育工作者思考的問題。
住宿問題國家在農村教育布局調整的進程中實施的一系列農村中小學學校建設改造工程,一方面明顯改善了農村學校上學難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也同時帶來了生活設施建設和住宿條件跟不上學生規模變化以及住宿擁擠等實際困難。實地調查和分析表明,在西部地區農村尤其是農村邊遠山區中小學的學生住宿狀況總體上比較緊張,部分學校住宿擁擠和飲食衛生條件差的現象同時存在,對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帶來不利影響。2006年,一些西部地區和農村偏遠山區的小學每40平米的宿舍平均住了30多個學生,還有的地方甚至住了50人以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城市小學每40平米的宿舍平均僅住6個學生。農村邊遠地區初中學校的寄宿生人均宿舍面積僅為1-2平方米,遠遠達不到國家規定的初中寄宿生最低標準。教師問題2004年11月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屆全民教育高層會議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開幕。本次會議的主題是“提高全民教育的質量”,中國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會上發了言。周濟說:“教育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教師的質量,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是教育變革的執行者,是提高全民教育質量的保證”。有關教師隊伍是個什么狀況,有資料到寧夏固原市進行調研,得出以下令人擔憂的5條結論:其一,教師缺編嚴重,城鄉布局不合理。其二,教師隊伍學科結構不合理。其三,教師隊伍專業化水平低。其四,教師隊伍不穩定。其五,教師隊伍年齡結構偏大。窺一斑而知全豹,像這樣的教師隊伍如何可以擔當教育祖國“未來的花朵”之重任?我們有理由說:西部農村中小學教師隊伍的知識素質令人堪憂,這必將嚴重影響農村基礎教育的質量和廣大農村中小學生的持續發展。文化問題農村教育布局的問題與復雜的農村現實相結合還存在下列現象:首先,學校并不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空間,它與農村社區有著復雜的聯系,關閉學校在某種意義上等于抽離鄉村社會的意義所在;其次,農村社會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復雜社會,有的農村學校有百余年的歷史,有的村莊與另一個鄰近村莊有著宗族矛盾,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不合校的傳統等等;再次,雖然今年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重大進步,但仍有很多地區交通不便,存在重大安全隱患;最后,當前我國正處在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農村人口的向城性流動極為頻繁,而且未來農村人口總體發展態勢仍然存在變數,如果以目前的學齡人口為基點確立布局調整標準,那么一旦出現返鄉潮或人口政策變化,學校布局又會面臨新的挑戰。#p#分頁標題#e#
農村教育布局調整的實施還在運行當中,取得明顯成效的同時也有很多缺點,接下來我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一些具有建設性的意見。教育成本的分擔教育成本分擔,是指教育經費由誰以及如何支付的問題,即教育成本如何在政府、社會、企業團體、個人、家庭等各方面之間合理分擔并最終實現的問題,它與“教育籌資多元化”、“對教育進行混合投資”、“教育成本分攤”及“教育成本補償”等概念屬同一范疇。我國農村教育布局調整主要針對的是中小學生,即義務教育的范圍之內,通過表3可以看出我國義務教育成本分擔的結構。從普通小學來看,(如表3)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和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實現了逐年增加。尤其是2001年稅費改革以來,國家加大了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推進了我國“普九”的進程,改善了農村地區的辦學條件。普通中學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也基本實現了逐年增長,但有很大的波動,有三個年份是負增長,到2001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生均公用經費都是逐年遞增的。從表3的義務教育階段的生均經費可以看出,我國政府為實現和鞏固“普九”做出很大的努力。教育投入的多元化過分單一化國家統包全攬的投資模式,勢必造成教育經費投入的不足。農村教育經費除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外,還是有相當部分需要通過非政府渠道來籌集。應當借鑒國外多渠道籌資的有益經驗,并針對農村實際開展多渠道籌資。比如:農村學校校田創收、學生勤工儉學、校辦廠創收、企業和社會的捐贈、城鄉之間對口支援,以及教育金融機構籌集的社會閑散資金,等等。
隨著教育需求的日益擴大,必須改變教育投資主體過分單一化的局面,尤其要增強農村學校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能力。各地農村要針對地方經濟特色,幫助農村學校開拓多鐘籌資渠道,使農村學校教育經費構成日趨合理化。在有條件的農村地區大力發展民間辦學是緩解當前我國農村教育經費不足的一條重要途徑。民辦基礎教育應當成為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村教育發展的新方向。合理利用教育資源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精簡優化農村教師隊伍,合理配置教師資源,加強農村學校辦學經費的監督,科學預算公用經費開支,學雜費收入實行財務公開制度,農村學校教育基本建設推行政府采購制度,等等,可以有效地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率。應防止農村中小學雜費被普遍挪用或提成。學雜費管理問題改革的方向是走收支兩條線的道路,但要加強對雜費使用的監督力度,建立各學校“雜費專戶”,杜絕學雜費被挪用或提成的現象發生,同時使上級部門管理與學校自己管理相協調,有效提高學雜費的利用率。此外,還要杜絕農村中小學報刊攤派,加大教育部門的自主權,規范各部門的教育行為,嚴禁各部門以各種名義向教育部門進行攤派或進行不必要的干涉。以上就是筆者在經濟學的視角下對我國農村教育布局調整提出的意見,同時我們也應當認識到所有的改革都不會一蹴而就,當事物向好的方向發展時我們應當付出耐心和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