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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筆者以生命倫理學研究者的身份介入“三生教育”研究。當時認同并積極參與“三生教育”主要是因為它在生命價值觀和生命道德觀上與生命倫理學高度一致，我們深感有必要借助“三生教育”的平臺普及生命倫理學的知識和觀念。所以，在教材編寫和師資培訓時，非常強調人的生命價值具有至上性、普遍性、平等性等特征，非常強調全社會對未成年人相對脆弱的生命健康進行保護。在筆者看來，生命倫理學研究克隆、轉基因、干細胞、試管嬰兒、器官移植、艾滋病政策等等問題，其最終目的都是預防生物醫學技術以及不恰當的政策、管理、行為對人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嚴造成傷害。為此，筆者在國內同領域率先提出“生命倫理學的主旨和使命是護衛人的生命尊嚴”。如今，這一觀點已經得到我國生命倫理學界比較一致的認同。然而，近年在艾滋病問題和吸毒問題研究中，筆者不斷反思：人活著究竟為了什么。生命倫理學把人的生命視為最高價值，但人的生命本身又承載著什么價值？生命倫理學竭盡全力保護人的生命健康，但人擁有健康后又會去追求什么？這些困惑似乎不能夠從金錢財富、榮譽功名、權利地位中找到答案，想來想去，只有“幸福”可以作答。人活著是為了追求幸福，生命承載著追求幸福的價值，人在不傷及健康的限度內必定孜孜以求其人生和家庭的幸福。中國共產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宗旨，但人民最想要的是什么？他們最想要的是人生幸福和家庭幸福。同志之所以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是因為他“為人民謀幸福”。一個具有很高國民幸福感或幸福指數的國家是具有無與倫比的民族自豪感和國民凝聚力的。

基于以上思考，筆者認為，“三生教育”有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確立和保護人的生命尊嚴，同一切損害人的生命健康的思想、行為相抗爭；另一個維度是幫助每一個人通過生命、生存及生活實踐獲取幸福，實現個人、社會、黨和國家高度一致的目標———“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胡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結束語）。如此看來，“三生教育”有兩個目標：一個是保護生命；另一個是促進幸福。保護生命是底線目標，促進幸福是高層目標；“三生教育”有兩方面的意義，保護生命是消極意義，促進幸福是積極意義。人的生命如此寶貴，既不能被傷害，也不能被荒廢。“三生教育”就是幫助學生從小樹立正確的生命觀、生存觀、生活觀和幸福觀，并在成長過程中使其逐漸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相融合，使學生最終成長為既有社會責任感，又有能力創造幸福的勞動者。1974年，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出版了《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一書。他認為，現代經濟學是構建于“財富增加將導致福利或幸福增加”這樣一個核心假設之上的。但是他發現在一個國家內，通常報告的富人的平均幸福和快樂水平確實高于窮人，可是如果進行跨國比較，窮國的幸福水平與富國幾乎一樣高。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幸福—收入悖論”，也被稱為“幸福鴻溝(HappinessGap)”。“幸福—收入悖論”提出了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為什么更多的財富并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研究幸福問題的著名國際學者羅納德•英格哈特，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簡潔明了的理論模型。

英格哈特利用他所負責的“世界價值調查”的數據，探尋國民幸福感與人均GDP的關系，結果發現：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之間，國民幸福感隨著經濟增長明顯提高，這一階段被稱為“經濟收益階段”；但當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社會就進入了“生活方式多樣化階段”，在這個階段，經濟增長對國民幸福感提高的作用并不顯著，即人的幸福感受和GDP的增長不再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7年社會藍皮書，即《2007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的統計，2004、2005、2006三年中我國城鄉居民總體幸福感分別為3.79、3.73、3.64，呈下降趨勢，表現出與經濟發展軌跡之間的非同步性。荷蘭伊拉斯謨大學的RuutVeenhoven教授對中國國民幸福指數的三次調查也顯示：1990年為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卻下降到6.60。這些調查數據以及我國的人均GDP國際比對核算都表明，我國已經進入“生活方式多樣化階段”，即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也并不能保證國民幸福感的持續增加。這就意味著，如果國家的發展目標是促進國民幸福，而不僅僅是GDP增長，那么我們必須下決心告別“GDP經濟”和“GDP政治”，對國民幸福問題的研究將成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參考。然而，對幸福的追求比對財富的追求更加艱難，對幸福的研究也比傳統領域的研究更加令人琢磨不定。

因為影響幸福感受的因素太多太復雜，就像“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心中也有一千種幸福觀。幸福研究只能在多樣、差異、變化中尋求共性。目前，幸福已經成為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共同論題。哲學揭示出“幸福”的豐富內涵；心理學提出“幸福感”的科學命題；經濟學創建“幸福指數”，使幸福成為可以度量的發展指標；社會學對生活滿意度的實證研究，為幸福的深度研究提供了素材。在多學科的合力推動下，國民幸福感、國民幸福指數和國民幸福總量正成為現代政府關注的時代課題。“三生教育”以促進幸福為高層目標，理應進入幸福研究的行列，并把有意義的成果引入課堂。促進幸福有賴于個人、社會組織和國家的共同努力。就個人層面來說，幸福指數的不同計算方法給人諸多啟示。比如，最早提出“幸福指數”概念并第一個給出計算方法的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他認為：幸福等于效用與欲望的比值，即幸福=效用/欲望。在這里，欲望是一種缺乏的感覺與求得滿足的愿望，是不足之感與求足之愿的統一。效用是指人們欲望得到滿足的程度，程度越高，效用越大，幸福感越強；程度越低，效用越小，幸福感越低；如果感受到的是痛苦，則效用為負數。

由此可見，在薩繆爾森看來，一個人幸福感的大小取決于他的欲望及其滿足程度，幸福感與欲望的滿足（即效用）成正比，而與人的欲望成反比。薩繆爾森認為以下因素可以提高效用：個人擁有的物質財富及收入的增加；健康、長壽和休閑；生活環境的改善；社會公平與正義；人的自尊、成就感及自我實現。薩繆爾森認為以下因素會影響欲望：人的個性、人生觀、忍耐力、內在修養。所以，個人要獲得幸福，首先要有健康向上的欲望，我們通常把它表述為追求、渴求、目標、理想；第二，必須要有滿足欲望的實際行動，即我們通常所說的付出、實踐、奮斗；第三，個人的付出和奮斗必須得到社會承認，即個人為自己、家庭和全社會辛勤勞動、發奮工作以后，要得到社會認可并給予物質及精神回報；第四，還需要抑制欲望的無限膨脹，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知足常樂。#p#分頁標題#e#

總之，渴求、奮斗、社會認可、心理自足是構成個人追求幸福的幾個關鍵因素。就社會組織而言，促進社會幸福、減少人類痛苦和不幸應成為許多社會組織存在和發展的理由。社會組織生發于民間，聯系著“草根”，可以成為政府的有益補充。特別是在對邊緣和弱勢群體的發現和幫助方面，社會組織可以發揮獨特優勢。就國家層面而論，促進幸福就是各級政府通過體制、制度、政策、管理的不斷改革創新，最大限度地創設有利于提高國民幸福感或幸福指數的社會環境。毫無疑問，國家發展經濟、提高國民收入水平是促進幸福的重要手段。但社會經濟越發展，富裕程度越高，就越無法單純依靠財富、收入的增加來提高國民幸福，還要依靠公平正義、民主法治、自由尊嚴、教育文化、生態環境、就業穩定、健康水平、婚姻家庭、社會和諧等等非經濟因素來滿足人們更加全面、更高層次的需要。如果說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的標準，那么國民幸福指數就是衡量人民幸福的標準。國富是為了民樂，是為了“創造幸福生活”。幸福是個人追求，人民福祉是國家使命。正如芝加哥大學教授奚愷元所言：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財富最大化，而是人們的幸福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