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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東浩 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

比較邏輯學研究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隨著實踐的發展，認識的方法會逐步多樣，認識的層次也會逐步深入。并且在研究實踐的過程中，隨著研究者閱歷的增加，人們對比較邏輯學研究中所體驗到的具體內容的比較探究，會越來越細微和深入，認識也就越來越深刻;同時，也會知道原有的看法是否正確，并為以后的認識積累經驗。

比較邏輯學三個層面研究中的認識論前提。比較邏輯學研究必須以認識論為前提和基本原則。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初級階段———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它是對三支邏輯源流本身的研究，是比較邏輯學整個學科理論研究的前提與基礎。在對描述的比較邏輯學方法論的探討中，必須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這是因為:其一，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其本身關于描述的含義必然是對元典進行史料考證與挖掘整理，而后才會得到所需的基礎知識。這就需要在研究的時候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其二，描述的比較邏輯學研究需要吸取三大邏輯體系中具備可比性的信息源。這就需要我們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從整體出發，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等方法對其進行研究。其三，在以上二者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比較邏輯學初級階段的探討，歸納、總結、提高，并在實踐逐步深入的過程中，達到文字表述的信達雅，即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所指出:“譯事三難:信、達、雅。”［1］所謂“信”，是指內容準確無誤;所謂“達”，指的是表述內容時運用的語言通順、妥帖;所謂“雅”，是指言辭文雅。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評價的比較邏輯學，它強調對古代、近代與現代三種邏輯之間的縱橫比對、同異比較，建基于描述的比較邏輯學之上。在認識論層面，它突出表現在從客觀的事實中挖掘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源，從而在可靠材料的背景下進行縱橫、同異比較。這是進行比較邏輯研究的必經階段，更是對于理性認識的提煉和升華。最終，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匯通的比較邏輯學研究”，它以三支邏輯源流之間的平等對話與三者內在關系的透視匯通為基本研究對象。這一階段是認識論中的理性形成、實踐、輪回乃至飛躍的階段。它不再僅僅局限在對所認識事物的描述或評價，而是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縱橫層面突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限制，使點、線、面之間有一定的建構和匯通，從而形成理論并進一步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檢驗、提高。

比較邏輯學研究歷史進程中的認識論思考。比較邏輯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凸顯學科魅力，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來講是因為它具備了理論的基礎。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則是認識論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表現。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指出，人們在實踐基礎上所得到的關于外部世界的初級認識是感性認識，它包括感覺、知覺、表象等形式。這是認識的初級階段。其二，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必須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即遵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一的原則，最后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以概念(范疇)、判斷、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論知識體系，即理性認識。理性認識是對事物的抽象、概括的反映，也是對事物的本質、全面的反映，是認識的高級階段。最后，認識的能動性不僅表現在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能動飛躍，而且還表現在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能動飛躍。人們在獲得理性認識以后，通過種種形式使之應用于實踐，向現實轉化。這是實踐檢驗理論、實現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在理論檢驗的過程中，又使理論更加完備。現以張連順(順真)教授所定義的“現代量論”的兩個時期為例進行說明。張教授將自1900年以來的“現代量論”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1945年以前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和1945年以來的“新古典量論學派”時期。其中“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1900年至1935年，此乃“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以及“現代量論”的起步、奠基、初步形成的時期。

張教授認為，“以舍爾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為代表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性質的‘現代量論’學家，多以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康德的先驗邏輯等為解釋范式，實施歐洲哲學邏輯學向‘古典量論’的映射，由是完全被曲解了的陳那幾乎就竟然成了近代的康德。”這在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沒有體現事實本意，從而是歪曲的理論。同時張教授還認為，“現代邏輯特別是符號邏輯開始向‘古典量論’實施映射，‘古典量論’中以‘比量智’為核心的建構系統被人為地從‘現量智’與‘比量智’的‘二量’系統中剝離出來，并將作為自我思維的‘自義比量’與作為自我思維在交往情境中的‘他義比量’的明顯特征強行取消由此變成單一的自我思維之形式的邏輯思維，以此強行將比量智納入到歐洲邏輯的系統中，在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較中將量論二量閹割為一量，并將二種比量強并成一種比量，終以‘古典量論’之‘比量智’竟然也合于歐洲邏輯為內心之快慰”。這種斷章取義的做法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即是缺乏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也就是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過程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一的原則上，缺乏必要的真實性與客觀性。究其原因，張教授以為:“這是歐洲現代強勢文化心態在佛教量論因明學研究中的一種自發性反應，更是近代晚期以來所逐漸形成的歐洲現代邏輯‘去心理主義’思潮之邏輯方法論在解釋‘古典量論’時的自然映射。”①第二個階段，也就是1935年以后，伴隨著歐洲邏輯學內部對符號邏輯的反思而形成的懷疑反思階段。張教授認為它關乎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去心理主義”的邏輯學體系能否真正成立;二是單向度的符號邏輯體系對“古典量論”生吞活剝的映射是否合理。

隨著實踐的進一步變化、發展，量論“歐洲系統”終于走上了向“古典量論”特別是印藏系統全面回歸的坦途，由此形成了1945年以后的“新古典量論學派”，它建立在量論方法論的根本轉變之基礎上，其代表在歐洲即是現代量論“維也納學派”的開拓者弗勞瓦爾納(Erich．Frauwallner，1898—1974)，在東方即是《佛教邏輯學之研究》一書的作者日本學者武邑尚邦。武邑尚邦對現代量論“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的歷史地位給予了極為中肯的評價。他認為“時至今日，依據作為最新邏輯學的符號邏輯學之模式將佛教邏輯學與歐洲邏輯思想進行比較研究之嘗試，在一定范圍內正在取得大的成果”(《佛教邏輯學之研究》序言)。但他更深刻地認識到:“在如是之新方法中，即使佛教邏輯學之符號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實行，而不能被符號化因素之存在益發明顯，于此出現了新的問題。實際上，唯這沒能夠被符號化之部分顯示著印度獨特之立場，唯此才是今后一定要研究的尚待解決之課題。”(同上)張教授斷言:“這是由現代量論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走向‘新古典量論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高度自覺，是吹響復興古典量論本義之境的理性號角。”②基于對現代量論發展歷程的比較研究，可以凸顯辯證唯物認識論所體現出來的價值，比較邏輯學的研究必須以此來規范學習和研究，從而在挖掘歷史資源的過程中摒棄錯誤的理論觀點，并且在實踐中培育正確的理論，以指導實踐并發揚光大。#p#分頁標題#e#

比較邏輯學研究與認識論研究同步發展。在現代，由于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各種精確、嚴密的技術手段和科學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實踐和認識領域，人類的認識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與此相適應，認識的對象也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展著。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中介日益復雜化。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過程中，筆者以為，應極力避免諸如視野狹窄、不察行情，注重結論、短于論證，捕風捉影、以字取義等淺顯取向。在認識的手段、方法和形式愈來愈多樣化、精密化，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中間環節也更加復雜化的同時，應考察各種認識手段、認識方法和認識形式，如各種儀器、電子計算機、模擬方法、模型方法、數學方法、符號系統等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與其相適應的思維方法。由于主體和客體之間中間環節的復雜性，認識的結構問題，主體和客體、主觀和客觀、認識形式和認識內容、理論和實踐等關系問題更加突出。同時，科學認識的發展，使得理論對實踐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上面提及的量論因明學研究的歷程為例，理論的實際應用、為實踐建立觀念模型、科學預見、超前反映，等等，使量論因明學得以破除“去心理主義”的影響，從而回歸正統。總結現代科學技術的成果，概括現代科學認識的資料，對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提出的有關認識論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作出科學的解釋，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項十分迫切而又復雜的任務。這為比較邏輯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導向，從而也必將會發展和豐富比較邏輯學的內涵理論以及比較邏輯學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比較邏輯學研究在以哲學認識論為前提和基本原則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擴展研究領域，提升研究深度，需要具體方法的培植和運用。歷史上，自19世紀末以來，比較邏輯學研究已走過了百余年的時間，但在此過程中，一直鮮有學者對比較邏輯學自身的基本理論給予必要的重視，主要是以三支邏輯源流之間或同一民族邏輯內部具體到某一邏輯問題即微觀比較為中心的。對其方法的研究也是如此。人類社會已進入21世紀，為了使擁有不同文化背景、教育程度與思維方式的人與人之間能夠進行平等對話與交流，方法論的研究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學術研究所具有的說服力，有時是可以從合理的推論中獲得的，而這種合理性則依賴于對方法的不斷考察與研究。比如笛卡兒的《方法論》與培根的《科學的進步》所以受到推崇，無不因認識到方法的革新對于新理論的發展的不可或缺性。實事求是地說，對于“比較邏輯學”這樣一門我們正在試圖構建的學科，百余年的比較邏輯研究歷程，并未為這一尚處起步階段的學科提供多少有益的方法，甚至可以說是連一種成熟的方法也沒有。這主要是由于，20世紀的學者在進行比較邏輯研究時，將主要精力放在微觀比較上，而并未對比較邏輯學自身的理論尤其是方法論進行必要的探討。必須說明，上述論點并未否定百余年來幾代學貫古今的學者們所進行的比較邏輯研究。

笛卡兒在論及寫《方法論》一書的目的時說:“我并不是教人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是每個人為達到他的理性都應該遵從的，但只是告訴在何種情形中我如何努力實行我的方法。”［2］這里，我們得出上述結論也并非為了抹殺每一位研究者對比較邏輯研究以其獨特的方法所進行的創造性工作。另外，方法論與方法不同。我們認為方法論與方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二者的聯系與區別必須予以厘清。我們討論比較邏輯學方法論，要先分清楚哪些是方法論，哪些只是一般方法①。在我們所主張的比較邏輯學的研究中，可以使用許多不同的研究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比較邏輯學方法論必須是這一學科總體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原則，而不是在局部的、具體某一問題上的個別的研究方法。因為，這些具體的方法并不是為這一學科量身定做的，并且是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有可能采用的。具有普適性的方法，對于我們所討論的比較邏輯學而言，并不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從根本上來說，“比較”作為人類分析解決問題、總結經驗教訓時經常使用的方法，在許多研究領域里被普遍應用。拋開自然科學不論，僅就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比較方法即運用于諸多學科，諸如比較哲學、比較語言學、比較法學、比較歷史學、比較經濟學，等等，但這些比較的方法多用于具體的學術研究。比較邏輯學則不同，在科學發展的今天，對比較邏輯學的研究除了在具體的學術研究領域有它的獨特之處以外，作為一門獨立、嚴謹的學科，雖然與多學科及相關學科有若干的碰撞和聯系，但比較的方法卻是獨到的、全面的。通常情況下，進行邏輯比較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橫向和縱向比較，隨著研究的深度、廣度的挖掘和擴展，人們逐漸探索出了在時間和空間跨度下的更多具體的研究方法，諸如典型比較方法、影響研究、跨學科研究、淵源研究、平行研究，等等。

傳統的比較研究方法———橫向、縱向、井向。1、橫向比較研究。所謂橫向比較方法在有的論述中也稱為共時性比較方法，它主要是就相同歷史時期或相似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國家和民族在邏輯理論和邏輯思想上進行的比較。2、縱向比較研究。所謂縱向比較研究方法也稱為歷時性比較方法，它主要是對不同歷史時期或歷史發展不同階段的邏輯理論或邏輯思想、人物等進行的比較研究。3、井向比較研究。所謂井向比較研究方法主要是橫向和縱向交叉研究的一種研究方法，它有助于分析某一邏輯理論、人物等在整個人類邏輯觀中的價值和意義。同時，通過對某一點在全局中的作用分析，有助于對某一邏輯觀的整體把握和運用。

研究過程中點對點的比較———典型比較。1、典型比較。所謂典型比較是根據研究需要對某一理論、系統、人物和與其他學科理論的關系等的比較。2、層次劃分。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同一學科內部對某一理論、系統、人物等的比較研究;二是本學科與其他學科理論的比較分析、區別研究等。3、典型比較研究的特點。一是針對性:具體指針對某一問題進行探索，不考慮其時間性和空間性;二是廣延性:具體指學科跨度上的無限性，比如《墨辯》理論的影響與亞里士多德邏輯理論的影響在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比較分析，及其造成的影響。4、典型比較研究的作用。典型比較研究有助于明確不同邏輯類型或具體的邏輯系統的比較，有助于分析判別不同邏輯類型或系統在不同環境下的影響和價值，有助于發現不同邏輯類型或系統在比較中所具有的先進性或落后性等。#p#分頁標題#e#

逐步探索下的具體研究方法———平行研究。1、平行研究的含義。所謂平行研究是指把無直接關系的不同民族或系統邏輯，在淵源、特點、影響、人物等諸多方面實際存在的類同和差異作為研究重點，經過推理分析，然后得出有益的、往往又具有某種規律性、理論性的結論。2、平行研究的分類。作為比較邏輯學研究的一個比較廣泛和系統的研究方法，在進行相關比較研究中它尤其注重雙方是否具有比較性。根據平行研究所具有的這種性質，我們將其分成類比比較和對比比較兩個類別，兩者在理論和實踐中有明顯的區別和不同。所謂類比比較是從相同的邏輯現象入手進行分析，重在對“同”的論證。但是在邏輯學范疇乃至整個哲學范疇里似乎不存在兩種完全相同的可比較的對象，因此，它往往要進而對相同邏輯現象的同中之異進行辨析，以求從更深層次去認識那些“同”。諸如《墨辯》的“三物論”與因明學中的“三支論”的比較，很顯然兩者具有同類可比的特點，并最終通過對兩者的比較找出不同，從而在理論層次上定義它們的相同屬性。所謂對比比較是從相異的邏輯現象入手進行分析，重在對“異”的論證。與類比比較相同的是，在邏輯學范疇哪怕更廣一些的理論范疇里并不存在兩種完全相異的比較對象，也就是說，總能從它們本體上發現某些“異中之同”，因此，這種比較往往首先要尋找出相異邏輯現象、系統等中的共同點，以作為進一步比較的基礎;然后再在辨異的過程中，進而發現可比的邏輯現象中的異中之同，以求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去發掘那些邏輯現象、體系、觀點中的“異”。如對亞里士多德與墨子的比較，從表面上看，他們并無任何相同之處，但是他們在許多方面又存在著相同點，比如他們在各自的邏輯研究領域的貢獻，具體可以論及三段論和“三物論”對不同邏輯觀的影響上的“同”。3、平行比較研究的特點。一是交叉性:表現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人物等的邏輯觀點均可進行比較研究;二是實用性:表現在進行比較邏輯研究的過程中，可以針對某一問題而對相關路基現象、人物、觀點等進行比較。4、平行比較研究的作用。平行研究重在問題性研究，以此有利于發現邏輯理論中的問題和價值，有助于探究邏輯理論的內核。但也有它的不足之處，比如可能出現形式主義傾向以及簡單比附和牽強附會的弱點。在以上諸方法的研究中，比較邏輯學研究往往是對諸法交叉并用，以達到預期目標或效果為根本。

針對擴展性的研究思路，它往往是通過對研究的本體有一個明顯的方向，從而在淵源研究、過程分析、意義影響等方面，分別著重分析以求達到不同邏輯觀的匯通。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比較邏輯學的研究架構，進一步擴展研究領域和視野，找出主體、主體之間與其他學科理論的異同，從而達到相互借鑒、相互提高、相互促進的目的。當然，比較邏輯學研究并不僅僅限制在以上方法，在此我們僅僅是就現階段對比較邏輯學研究過程中所經常用到或提及的方法予以略解，在比較邏輯學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會逐步出現。在比較邏輯學研究分析的過程中，以上所提到的原則和方法是本體論研究必須遵循的方向和必不可少的工具。只有以哲學認識論為前提，本體論研究才不至于偏離研究方向，在比較邏輯學研究過程中才能夠堅持客觀、公正的立場。方法是開啟門鎖的鑰匙，在比較邏輯學研究過程中，無論是橫向比較抑或是縱向比較，甚至兩者的交叉比較，都可以從不同的方向對某種現象進行解構。在這個過程中才可以透過現象認識本質，從而辨偽取真，達到相互提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