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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許傳新 單位：西南交通大學經(jīng)濟管理學院博士后 成都理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研究設計

本文采用的是狹義家庭教育概念，是指家長（父母或主要家庭監(jiān)護人）在家庭中按照社會需要和子女身心發(fā)展特點，對未成年子女實施的教育。具體從家庭教育資本、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行為、家庭與學校的溝通、家庭教育的主觀評價共五個維度進行測量，具體指標見下文。在本項研究中，我們將“流動家庭”界定為從四川農村遷移到成都市區(qū)務工或經(jīng)商，且有義務教育階段子女就讀于成都中小學的家庭。“留守家庭”是指調查時點、因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打工、義務教育階段子女被留在四川農村由父母一方或者其他委托人代為監(jiān)護的家庭；“普通農村家庭”是指調查時點、父母均未外出的且有義務教育階段子女的家庭。本文所用資料來自于筆者2009年3月份在四川省進行的一項大規(guī)模社會調查。調查分為兩大部分：即留守子女家庭教育調查和流動子女家庭教育調查。留守子女家庭教育調查以四川省東、中部地區(qū)農村小學四年級到初中三年級學生家長或監(jiān)護人作為研究總體，樣本的選取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共發(fā)放1792份問卷，實際回收有效問卷1385份，有效回收率77.3%。其中“留守子女”家長或監(jiān)護人占82.2%，“普通農村子女”家長占17.8%。流動子女家庭教育調查。我們在成都市流動人口比較集中的城北、城西各抽取一條街道，然后從街道辦獲取了一份從四川農村來成都務工且有子女就讀小學四年級至初中三年級的人員名單，對其進行入戶問卷調查。共發(fā)放問卷401份，實際回收有效問卷365份。有效回收率為91.7%。

結果與發(fā)現(xiàn)

家庭占有的各種資本的多寡和分布不僅決定著家庭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同時各種資本也是家庭教育的條件和基礎，對子女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與作用，進而影響到子女資本的獲得，決定子女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對三類家庭擁有的資本狀況進行比較，可以大致看出三類子女家庭教育條件的差異。本次調查發(fā)現(xiàn)，成都市區(qū)四川籍“流動家庭”2008年年收入為19186.15元，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6512.7元和8632.95元。交互分類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xiàn)，有31.9%的“普通農村家庭”2008年的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比“留守家庭”和“流動家庭”多出4.1和27.2個百分點；有29.4%的“流動家庭”2007年的家庭年收入超過20000元，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7.9%和25.0%。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這說明“流動家庭”的經(jīng)濟資本比“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的經(jīng)濟資本要充裕，這為開展更好的家庭教育提供了經(jīng)濟條件與保障。布迪厄將文化資本區(qū)分為三種形態(tài)，即身體形態(tài)文化資本，通常指通過家庭環(huán)境及學校教育獲得，并成為精神與身體一部分的知識、教養(yǎng)、技能、品味等文化產(chǎn)物；客觀形態(tài)文化資本，具體指書籍、繪畫、古董、道具、工具及機械等物質性文化財富。制度形態(tài)文化資本，制度形態(tài)文化資本是一種將行動者的知識與技能以考試的形式予以認可，并通過授予合格者文憑等方式將其制度化的資本形態(tài)［4］。

在本項研究中，我們將通過對三類家庭擁有的制度形態(tài)文化資本和客觀形態(tài)文化進行比較，來分析三類子女家庭教育所擁有的文化資本的差異。調查發(fā)現(xiàn)，“流動家庭”被調查家長的文化程度要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流動家庭”被調查家長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的占22.0%，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2.2和9.7個百分點；“流動家庭”被調查家長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的占26.7%，低于“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21.2和19.4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雖然三類家庭大多數(shù)都沒有訂閱報刊雜志，但比較而言，“流動家庭”中訂閱報刊雜志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多。如“留守家庭”中沒有訂閱報刊雜志的占73.4%，高出“普通農村家庭”和“流動家庭”3.4和11.8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雖然三類家庭2008年為子女購買的圖書并不多，但相比較而言，“流動家庭”中為子女購買圖書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多。如“留守家庭”中2008年沒有為子女購買圖書的占42.5%，高出“普通農村家庭”和“流動家庭”1.2%和12.8%。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總之，無論是從家長（主要監(jiān)護人）的文化程度來看，還是從家庭擁有的文化物品來看，“流動家庭”所擁有的文化資本都比“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豐富。相對優(yōu)勢的家庭文化資本將對子女的家庭教育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家庭教育期望是家長（監(jiān)護人）對其孩子教育目標的認識和看法。筆者選取了三項指標來測量家庭教育期望，其一是家長（監(jiān)護人）培育子女的愿望，其二是家長（監(jiān)護人）對孩子的文化期望，三是對孩子的職業(yè)期望。調查表明，三類家長（監(jiān)護人）中絕大多數(shù)的人具有將孩子培養(yǎng)成才的強烈愿望。相比較而言，“流動家庭”中的這種愿望更為強烈些。“流動家庭”的家長對“一定要把孩子培養(yǎng)得聰明、能干、有出息”持“非常贊同”態(tài)度的占79.7%，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4.7和7.6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本次調查發(fā)現(xiàn)，三類家長（監(jiān)護人）中絕大多數(shù)的人對子女的學歷期望高。相比較而言，“流動家庭”中的這種期望更為強烈些。有93.4%“流動家庭”的家長期望孩子的學歷在大學及以上，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7.5和9.7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本次調查發(fā)現(xiàn)，三類家庭對孩子的職業(yè)期望過于理想化，專業(yè)技術人員和干部上這兩種職業(yè)占了絕大多數(shù)。相比較而言，“流動家庭”的這種職業(yè)期望理想化更為明顯。“流動家庭”期望孩子從事專業(yè)技術工作的占61.9%，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6.2和9.1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p#分頁標題#e#

家庭教育行為是家庭教育的實踐過程，直接決定家庭教育的效果。本文采用三個指標，檢查作業(yè)、輔導作業(yè)、參加“特長班”三項指標來比較三類家庭教育行為的異同。調查表明，三類家庭在家庭教育的行為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具體表現(xiàn)在：從檢查孩子作業(yè)的情況來看，“流動家庭”對孩子作業(yè)檢查的頻率要明顯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流動家庭”中每天檢查孩子作業(yè)的占44.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27.3和26.2個百分點。而“留守家庭”中從不檢查孩子作業(yè)的占33.2%，高出“流動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4.5和10.0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從輔導孩子作業(yè)的情況來看，“流動家庭”輔導孩子作業(yè)的頻率要明顯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流動家庭”中經(jīng)常輔導孩子作業(yè)的占36.3%，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20.7和14.6個百分點。而“留守家庭”中沒時間輔導孩子作業(yè)和輔導不了的占16.5%和33.8%，高出“流動家庭”3.3和11.0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從參加“特長班”來看，雖然三類家庭中孩子參加“特長班”的都不多，但相對而言，“流動家庭”中孩子參加特長班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多。“流動家庭”中有37.0%的孩子參加了特長班，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25.3和25.9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

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之間良好的溝通與互動，可以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之間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進孩子的健康成長。本文采用三項指標來測量三類家庭與學校之間的溝通狀況，即參加家長會的頻率、家長主動找老師交流孩子教育情況的頻率、班主任主動找家長交流孩子教育情況的頻率。本次調查發(fā)現(xiàn)，三類家庭與學校的交流少，溝通互動方式比較單一，主要為參加家長會，家長的校訪和班主任的家訪都比較少見。相比較而言，“流動家庭”與學校的溝通要好于“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流動家庭”經(jīng)常參加家長會的占81.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30.8和24.5個百分點；“流動家庭”中的家長經(jīng)常主動找老師交流孩子教育問題的占17.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9.1和10.2個百分點；班主任經(jīng)常找“流動家庭”中的家長交流孩子教育問題的占12.2%，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6.6和5.3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

以上從家庭教育資本、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行為、家庭與學校的溝通四個相對具體的方面對三類家庭教育的情況進行比較與分析。而家庭教育的主觀評價是從一個更為綜合的角度對家庭教育總體認識與看法。本次調查發(fā)現(xiàn)，三類家庭中的家長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的認識、家庭教育壓力感和家庭教育滿意度三方面表現(xiàn)出了較大的差異。“流動家庭”中的家長認為家庭教育重要的占75.3%，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2.4和21.0個百分點。這說明“流動家庭”中的家長對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視程度比較“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高，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的“望子成龍“的思想，也表現(xiàn)出城市文明對他們觀念的促進。“流動家庭”中的家長認為家庭教育壓力大的占61.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27.2和20.5個百分點。這可能正是因為“流動家庭”中的家長認識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對家庭教育的期望高，而自身在城市生活中的工作壓力、生活壓力又大，所以較“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體驗到的家庭教育壓力感大。“流動家庭”中的家長對家庭感到滿意的占84.4%，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27.2和34.8個百分點。統(tǒng)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

結論與討論

綜合各個維度的家庭教育狀況，一致表明“流動家庭”中的家庭教育要優(yōu)于“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這意味著農民工將子女帶進城，雖然增加其生活負擔，甚至也對其工作會帶來一些影響，卻更有利于子女的家庭教育。這與王水珍等人對“流動”與“留守子女”社會化水平相比較的結論是一致的。他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流動兒童的社會化優(yōu)于留守兒童的社會化，農民工子女選擇流動更能夠促進其健康發(fā)展［5］。也有學者認為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許多問題，如周芳的研究發(fā)現(xiàn)，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父母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不少家長沒有意識到為孩子提供一個基本的學習環(huán)境與條件的重要性，具體教育孩子的過程中又缺乏科學的方式方法等［6］。李偉梁認為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問題之一是流動家庭本身存在的種種障礙造成其家庭教育困難重重，很難給子女提供優(yōu)質、高效的家庭教育［7］。我們以為，如果從城市人角度來看，或者說按照城市家庭教育的標準，那么所有這些便成了“問題”。但是，如果按照農村家庭教育的標準，那么所有這些都不是“問題”，而是“優(yōu)勢”了。之所以成為優(yōu)勢，是因為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之后，在家庭教育觀念、方法、內容、行為等等方面都會受到城市的深刻影響，他們會自覺地、無意識地向城市家長學習，從而促進其家庭教育觀念的轉變、方法的改進和內容的更新。

“流動家庭”較之“留守家庭”中的家庭教育比較優(yōu)勢，是促成農民工外出家庭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將子女從農村帶進城市，農民工在子女家庭教育的選擇上無疑是非常合理的，但如果“流動家庭”的家長以城市家長的教育家庭做為標準，會發(fā)現(xiàn)子女家庭教育問題上與城市家庭仍有較大的差距，這必然會增大他們的家庭教育壓力。為此，社會各界應為這種“流動家庭”的家庭教育構建一張強而有力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如政府要推進相關制度的改革，為緩解“流動家庭”的家庭壓力營造一個有利的體制環(huán)境；學校可以舉辦“流動家庭”家長學校，提高流動家長素質，更新其家庭教育理念，改進其家庭教育方式；社區(qū)應將“流動家庭”的家庭教育納入社區(qū)家庭教育工作范圍，納入社區(qū)管理和社區(qū)服務的網(wǎng)絡之中。總之，隨著戶籍制度、用工制度、勞動社會保障制度等限制農民工流動的各項制度的逐步松動，農民工家庭化將出現(xiàn)擴大的趨勢［8］，其子女家庭教育問題越來越突出。農民工子女所受家庭教育的好壞是反映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社會和分享進步成果的重要標尺，也是城市文明程度和發(fā)展水平的重要反映。解決好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問題，有利于農民工子女身心健康發(fā)展，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p#分頁標題#e#